海南自贸港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合规解析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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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调至每年每人10万元并增加品种”本期我们来看看“二线口岸”如何“管住”的制度建设。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海南岛由此成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国务院批准在海南设立10个“二线口岸”,包括海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清澜港、海口新海港、海口南港和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琼海博鳌机场,构成海南与内地之间货物、
低空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人类对天空的利用方式。从无人机物流配送穿梭于城市楼宇之间,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搭载乘客跨越湾区,再到农业植保无人机精准作业于广袤田野——一个万亿级的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加速崛起。2024年至2026年,低空经济连续三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其定位从“新增长引擎”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标志着低空飞行活动正从“小众探索”迈向“规模运营”,从“试点先行”步入“常态
海南自贸港15%企业所得税政策律师实务观察 前两期,我们介绍了企业所得税15%与个税15%两项政策,解决的是“企业与人”的税负问题,那么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则是海南自贸港吸引制造业企业“落地生根”的核心引擎。 这一政策的含金量在于“原料进口零关税+加工增值30%免关税入内”的组合拳:企业将进口料件在海南进行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货物进入内地,进口关税予以免征。封关以来截至3月24日,监管进口
摘 要:仲裁是“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临时仲裁的历史悠久,相较于机构仲裁更具有灵活高效等优势。新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我国仲裁体系是契合“一带一路”发展趋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规律的体现。构建临时仲裁制度是满足“一带一路”复杂纠纷解决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在国际仲裁领域影响力与公信力的需要。引入临时仲裁所需要的仲裁员队伍等条件都已具备,“一带一路”倡议为临时仲裁提供了实践土壤。构建临时仲裁制
2026年4月23日,经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将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规定,集中于第二章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的第五条至第九条以及第八章法律责任的第五十一条。 上述招标投标相关规定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名正言顺、涛声依旧。说名正言顺,主要在于其是全国首部将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全面合法化的法规,展现出厦门经济特区在先行先试的改革过程中对法治化的更加重视
引言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深化实施的双重背景下,中东欧地区正成为中国新能源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作为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关键节点国家,凭借其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禀赋、积极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导向以及加入欧盟的战略需求,为光伏项目的开发提供了可观的市场空间。然而,波黑独特的“一国两实体三族共治”政治架构、碎片化的行政审批体系以及欠缺透明度的商业环
一、国家基本概况与投资风险概览 冈比亚位于非洲西部,为非洲大陆面积最小的内陆国家(西临大西洋),国土面积 11295 平方公里,人口约 242 万。该国资源相对贫乏,已探明矿产有钛、锆等混生矿及高岭土,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经济以农业、旅游业为主,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类发展指数排名靠后。 自 1965 年独立以来,冈比亚政局长期稳定,2021 年巴罗总统连任后,对外政策积极开放,与国际社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其从“政策试验田”全面迈向“海关监管特殊区域”的新阶段。此次封关的核心是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新型管理制度。作为税务从业者,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这一里程碑事件背后,是一套空前复杂、深度优化的税收政策体系的系统性落地。本文旨在从税务专业视角,深入剖析封关后税收政策的核心变化、对内地企业的影响,以期为企业和个人投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低空智联网等新装备、新技术的迭代更新,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低空经济话题热度不减,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受限于缺少国家总体规划和分类指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这意味着,在一般规则下,无论修理后的货物是否增值,均须就修理费和料件费缴纳关税。然而,“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对这一通行规则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否增值,均免征关税。同时,修理工作在境外实施,航空器和船舶完成修理后回到海南,可直接享受免税,实现政策适用地域范围从“区内”到“全岛”的跨越。 诚然,该项政策红利巨大,但其背后配套了严苛的主体条件、跨部门监管及违规责任。为此,立足涉税服务律师视角,本期将围绕“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的规范构造、适用条件、课税逻辑、运营合规及风险防范进行系统性解读。 一、从国家试点到地方落地的三层架构 “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国务院试点框架。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对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试点地区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无论其是否增值,免征关税。 第二层:五部委实施细则。 2023年12月27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3年第75号,以下简称“《五部委公告》”),对实施范围、适用主体、企业条件、运营自用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层:省级配套管理办法。 2024年7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24〕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享惠主体条件、申请程序、材料要求、部门分工、运营自用要求及违规处置等作出细化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2026年5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政策“一件事”实施方案》(琼交民航〔2026〕185号),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依托海易办平台、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审核时限由原先单个事项累计审批时长大幅压缩至12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资格+资产资格之“双重门槛” (一)企业资格门槛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三条均明确,享惠主体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类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此,不具备“企业”身份的民事主体(如事业单位),以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如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均不在此列。此处“分支机构”之所以被排除,与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基本法理保持一致,海关在信用管理和账册监管层面以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最小监管单元。 2、行业准入(航空企业):须具备民航管理部门颁发的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且主营运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的相关规定,“主营运基地”的认定涵盖航空器运行控制权归属、维修保障能力、机组派驻管理等综合要素。同时,根据《五部委公告》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确保核心管理职能实质性落地于海南。 3、行业准入(船运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的自有或光船租赁船舶所属船运企业,具备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或已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光船租赁作为船舶租赁的特殊法律形式,具有临时性转移船舶占有和使用权而不转移所有权的特征,既为船舶运营商提供了在不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享受关税减免的路径,也要求企业在租赁关系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海关合规责任。海口海关在审核中将以“船舶登记”与“实际管理人”的匹配度为基准加以核验。 (二)资产范围 政策适用资产明确涵盖两大类: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就航空器而言,政策不仅适用于机体结构、发动机、航电系统、起落架等核心部件,也包括维修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替换零部件。就船舶而言,政策覆盖船体、动力系统、导航设备以及船舶修理替换的所有零部件。 三、转让和移作他用的限制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仅限符合政策措施条件的企业运营自用,并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不得进行转让或移作他用。转让上述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细化运营自用要求: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可湿租(不得干租)给其他单位。 “湿租”与“干租”的区分,在航空器租赁业务中具有明确的行业术语和法律内涵:湿租是指航空器所有人将航空器连同机组人员、维修保障和保险等一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航空器的运行控制权仍在出租方(享惠企业),海关监管上认为这仍然属于“运营自用”的延伸范畴;干租是指仅出租航空器本身,不含机组和运行支持,一旦出租就转移了航空器的实际控制权,海关将认定其不属于“运营自用”,从而触发违反监管的条件。《管理办法》虽明确可湿租不得干租,但企业仍需将湿租合同的副本报备海关,确保在海关有完整的运行关系链可查。 四、多部门协同下的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第二条建立了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细化流程,共同做好货物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管理工作。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免税的货物除须接受海口海关监管外,其日常的“运营自用”情况由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依照行业法律法规实施监管;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享惠企业主体进行监管;省税务局则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这一分工表明,对于出境修理返琼后的资产,企业面临的并非海关的单一监管,而是“行业准入+税务稽征”的多部门联合监管。 在后续执行中,海口海关持续强化风险研判和涉税监控,对超期复运进境等涉税风险加强常态化监控,并做好部门间协同沟通,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2026年5月印发的“一件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协同,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审核确定的企业和船舶名单通过“单一窗口”自动推送至海关,海关据此直接办理免税通关。 五、从享惠资格申请到日常运营的五项核心合规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事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享惠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第一,享惠资格动态维护制度。 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享惠资格状态,建立享惠企业名单和船舶名单的更新跟踪机制,确保信息变更在30天内完成申报(《管理办法》第五条)。建立企业合规日历,提前规划运行合格证续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延续等关联资质的时间节点,避免因关联资质失效导致享惠资格被动取消。对于集团型企业,应统一管理各法人主体的享惠资格状态,建立资格台账,定期核查资格有效性。 第二,维修台账与信息化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货物维修及使用台账,实现对每一批次出境修理货物从出境申报、境外维修、零部件替换到复运进境的全流程跟踪,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各环节信息之间形成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台账记录须与报关单信息保持一致,杜绝“台账一套、申报一套”的情况。 第三,复运进境时限预警机制。 《五部委公告》明确“暂时出境”的期限由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货物修理合同及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对超过期限复运进境的货物将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全额征税。企业在获得海关核定的复运进境期限后,应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建立倒数计时预警机制,提前30天、15天、7天分别预警,确保在期限内完成修理及复运进境手续。 第四,运营自用合规审查制度。 建立“运营自用”合规审查机制,确保享受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持续满足“运营自用”要求。航空器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如需湿租须将合同副本报备海关;船舶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五,转让与处置提前报审制度。 如需转让享受免关税待遇的资产,或变更资产的运营用途,应提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海关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时须依法补缴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消费税,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的,将面临补税、罚款甚至丧失享惠资格的法律后果。 六、结语 制度红利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监管下的严格合规要求——独立的法人资格、齐全的运行资质、高标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整的维修台账、运营自用的持续合规、以及禁止转让移作他用的制度红线,共同构成了企业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正如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所言,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做好从资质申领到口岸放行的全流程保障,在风险防控上做“加法”,在通关流程上做“减法”,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助推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航空航运企业在享惠资格认定、维修台账管理、复运进境时限管控、运营自用合规等关键节点守住法律边界,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最大化政策红利,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进口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调至每年每人10万元并增加品种”本期我们来看看“二线口岸”如何“管住”的制度建设。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海南岛由此成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国务院批准在海南设立10个“二线口岸”,包括海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清澜港、海口新海港、海口南港和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琼海博鳌机场,构成海南与内地之间货物、物品、人员、运输工具进出流通的法定通道。同年7月30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施行,明确了“二线口岸”的法律地位、监管模式和管理要求;同日施行的系统性地构建了分级分类通关征信监管机制。 制度框架的快速成型意味着封关之后,货物、物品经由“二线口岸”进入内地,不再是简单的物流运输,而是具有明确法律后果的“跨境(关)”行为。申言之,“二线口岸”不再是传统的通行卡口,而是税费稽征、合规监管与走私风险防控的集束节点。以上制度体系对企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然超越以往单项税收优惠所带来的局部利益。 一、监管格局与法律定位:从“流动”到“进出”的制度跨越 封关运作之后,海南全岛成为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全岛10个“二线口岸”成为岛内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经海关监管进入内地的唯一合法路径。这意味着,未经指定“二线口岸”进出、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可能面临走私相关法律的严厉责罚。 口岸管理采用多部门协同共管模式,海关为主要执法部门,海事、边检、港口和机场管理机构协同配合。管理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进出海南的货物、车辆和随行物品实施海关常规监管;二是通过港口、机场运营单位的作业系统对接实现智能化监管;三是强化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享惠主体给予通关便利,对失信主体采取重点查验和管控措施。 对于企业和旅客而言,“二线口岸”的核心制度意义在于:离开海南进入内地,不再自动等同于简单的国内商品流转,而是可能触发补缴进口税费、接受海关查验以及承担走私法律责任的法律行为。“二线口岸”已从单纯的通行卡口,变成了严格的法律合规节点。 二、“三类货物”重点监管:哪些货物进出“二线口岸”必须走海关监管通道? 海口的常规监管制度并非对所有进出货物“一视同仁”。根据2025年12月正式启动的海关精准监管安排,全省10个“二线口岸”共设置27条海关监管通道,将三类货物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必须经海关监管通道通行,由海关分别依据相关税收政策规定进行监管。 第一类:零关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 主要指享惠主体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等税收政策以零关税方式进口的货物,以及这些货物在海南经加工后形成的制成品。这类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原则上须按进口料件方式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属于海关征税管理和合规监管的重点对象。 第二类: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保税货物。 主要指鼓励类产业企业使用含进口料件在海南加工增值超过30%(含)后经“二线”进入内地的货物,这些货物虽免缴进口关税,但仍需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海关同样对其实施常规监管,以防止政策滥用和套利行为。 第三类:自境外进入海南自贸港时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的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 这类货物在“一线”进口时享受了较为宽松的贸易管制待遇,因此经“二线”进入内地时,海关需对其补全监管,以防止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被利用为走私或规避监管的通道。 上述三类货物的共同特征是:均已享受了不同程度的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或放宽贸易管理等贸易便利化政策。因此,海关对以上货物实施加强监管,既是税收征管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二线管住”的制度保障。 三、分类管控原则:离岛免税商品、跨境电商商品和保税进口产品的特殊流动规则 在“二线口岸”监管制度中,离岛免税商品、跨境电商商品和保税进口商品在海南与内地之间进出时并未全面纳入三类重点监管货物的范畴,而是依各自的专门规定实施特殊管理,原则上沿用原监管规则办理手续。 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204号(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办法(2025年修订)》的公告)要求,离岛免税商店须在海南各机场、火车站及港口码头的离岛隔离区设立提货点,并报海关批准。旅客购买免税品后须在隔离区内提货并随行携带离岛,严禁将免税品带入岛内进行二次销售。封关运作后,离岛免税通道的设置更为规范化,海关对隔离区的监管标准更加严格,进一步压缩了“套代购”走私的非法获利空间。 跨境电商商品和保税进口商品进出“二线口岸”时,原则上继续沿用原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和保税物流监管框架办理通关手续。但对于通过跨境电商网购保税(1210)方式申报进入海南的货物,如果后续发生“二次销售”或非自用情节,海关有权依据封关后的监管新规追缴相应税款。 四、“二线口岸”进出岛货物运输物流信息管理制度:企业数据填报和单证义务的升级 海南省于2025年发布(琼府〔2025〕10号),系统性地规定了道路、水路、铁路、航空出岛货物运输物流信息的报送、传输、管理和共享,使物流信息报送传输成为企业经“二线口岸”运输货物时的法定义务。 《办法》要求托运人、承运人或第三方货运平台在出岛货物到达“二线口岸”前,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省级物流监管服务系统,如实填报出岛货物的物流主体信息、货物信息和运输信息等。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做好出岛货物运输物流信息的归集共享工作,协助海关和相关部门对出岛货物实施监管和风险分析。 另外,海口海关已发布关于启用海南自由贸易港“二线口岸”核放清单的公告,企业、单位应按照核放清单填制规范向海关报送核放清单数据信息。海关智慧监管平台账册项下货物经“二线口岸”进入内地时,企业、单位应向海关报送海南自由贸易港账册清单 ,在对由系统生成的核放清单进行确认后,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 五、信用管理分级体系与守法激励 海口海关在“二线口岸”监管中全面推行的分级信用管理机制,是封关运作后在合规便利和风险防控之间寻求平衡的关键制度创新。海关将企业在口岸的通关表现直接与信用等级挂钩,并与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实时联动。 信用分级最直接的成果体现在通关效率上。海关对高级别认证企业在查验比例、通关速度等方面给予实质性优惠;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在口岸查验环节实施重点监管。海关构建的“智慧+信用”监管模式,助力口岸通关更加便捷高效,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与合规成本。 六、合规策略:如何善用通关便利政策并严守法律红线 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面向“二线口岸”运行管理的企业合规体系: 第一层:货物类别研判。 企业应当对经“二线口岸”进入内地的每一批次货物进行系统性归类,准确判断货物属性,由此确定所适用的关税补缴政策、申报清单和监管要求。对零关税加工制成品以及加工增值超(含)30%的货物,尤其要精准完成增值率计算和单证准备,防止因归类或计算错误而引发税务风险。 第二层:数据管理合规。 企业应当将物流信息数据填报工作置于合规管理的核心,指定专人负责校核申报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建立内部预审机制和纠错追责流程。即使是国内普通货物出岛,也不能忽视物流信息的规范填写和“单一窗口”的申报要求。 第三层:信用评级保护与提升。 信用等级已经与企业的口岸通关效率和运营成本高度关联。企业应当积极了解AEO认证标准,对照认证要求全面完善内控制度、财务规范和供应链安全体系。避免因失信而增加通关成本。 七、结语 “二线口岸”运行管理制度的全面启动实施,意味着“二线口岸”成为集税费征管、海关监管、信用治理、反走私联防联控于一身的制度防线。企业在享有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必须严格履行在“二线口岸”依法申报、依法补税、接受监管的义务,坚决守住不发生走私违法行为的法律底线。 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认为“二线口岸”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十个字:合规即便利,违规必受罚。经过全岛封关运行至今的实践验证,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建构已全面落地。只有市场主体各司其职、坚守合规,“零关税”的政策红利和加工增值免税的经济价值才能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低空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人类对天空的利用方式。从无人机物流配送穿梭于城市楼宇之间,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搭载乘客跨越湾区,再到农业植保无人机精准作业于广袤田野——一个万亿级的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加速崛起。2024年至2026年,低空经济连续三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其定位从“新增长引擎”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标志着低空飞行活动正从“小众探索”迈向“规模运营”,从“试点先行”步入“常态应用”。 然而,飞行频次指数级增长的背后,安全风险同步积聚。无人机失控伤人、侵入机场净空区干扰民航运行、坠落造成财产损失等事件时有发生,风险敞口持续扩大。保险作为现代社会最基础的风险分散机制,在低空经济领域却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覆盖不全、定价粗放”的初级阶段,难以匹配产业的高速发展需求。如何让“飞得起”与“保得住”同步实现,成为低空经济安全健康发展的关键命题。 2026年2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布(发改低空〔2026〕123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这是我国首个系统性部署低空保险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同年3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二者形成紧密的政策呼应,共同为低空经济系上“安全带”。 本文将立足《实施意见》全文,结合等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系统分析政策出台背景、制度创新要点及施行前后对比,深入解读福建省及厦门市相关配套政策,并为低空产业链企业提供详实、可落地的合规建议,以期助力企业在低空经济大潮中依法合规经营、稳健分散风险、行稳致远。 一、《实施意见》的出台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出台背景:国家战略升维驱动低空保险制度供给 低空经济具备高技术密集度和强产业带动力,横跨高端材料科学、自动控制、精准通信导航等多个前沿学科领域,其规模化发展可同步拉动低空起降基础设施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航空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一业带百业”的产业乘数效应。 从市场规模看,自2024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低空经济加速起飞。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预计达1.5万亿元。据中国民用航空局数据,2025年实名登记无人机总数突破328万架,累计飞行4530万小时,同比增长近70%。行业普遍预计,2026年低空经济有望正式告别试点飞行阶段,迈入常态运营元年。与此同时,低空飞行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无人机侵入机场净空区、坠落伤人、侵犯隐私等安全事件逐年攀升;空域资源日趋紧张、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一系列现实问题随之浮现。低空保险正是以保障低空飞行活动为核心,为低空航空器制造与运营、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专业化服务等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 然而,尽管2024年1月1日施行的(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已经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了特定情形下无人驾驶航空器须投保责任保险的法定义务,但“纸面义务”的困境日益突出——强制投保缺乏配套的审查机制、核查机制与惩戒机制,大量应投保主体“未保运行”,风险敞口巨大。从保险供给端看,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以基础风险覆盖为主,新兴风险适配不足,保险费率偏高,精准定价面临数据积累不足等挑战。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是低空经济继2024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被定义为“新兴产业”之后,连续第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定位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正式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并列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布局。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低空经济已正式纳入新质生产力核心范畴,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 与战略定位升级同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产业政策工具层面作出了重大制度创新——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从2024年的“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再到2026年新增“风险分担机制”,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逻辑正不断深化——从单纯的“播种子”“给资源”阶段,进入“育生态”“防风险”的新阶段。这为低空保险的系统性制度建设提供了来自最高层级的政策指引和制度推力。 正是在这一国家战略推动与产业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实施意见》作为我国低空经济领域首个系统性部署保险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的顶层部署形成了紧密的呼应关系,旨在通过“制度强制+市场化保障”双轮驱动,为低空经济这一新兴支柱产业系上“安全带”,为万亿级产业赛道筑牢“安全底座”。 (二)《实施意见》主要内容:四梁八柱环绕九条的系统性架构 《实施意见》分为六部分,共12条。第一部分明确总体要求,第六部分强化组织保障,核心举措集中在第二至第五部分,从政策体系、制度建设、产品服务、基础能力等4个方面,系统提出9条具体举措。九条举措围绕“制度强制+市场化保障”双轮驱动的逻辑主线,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基础支撑的完整制度闭环。 1. 健全低空保险政策体系(第二大部分,3条举措) 低空保险的制度建设离不开政策体系的系统性支撑,《实施意见》对于健全低空保险政策体系从规划、监管和运作三个维度提出三条举措:一是加强规划引导,要求将保险纳入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和制度建设总体部署,实现安全与发展统筹兼顾;二是纳入监管规则,将保险作为强化场景运营安全监管的重要手段;三是鼓励运用保险机制,发挥产业链辐射效应,鼓励链主企业通过保险机制引领上下游企业协同防范风险。 第一条举措:加强规划引导。此条举措的核心在于将低空保险从“保险行业的专项业务”升格为“低空经济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这意味着保险不仅仅再是保险公司的事,而是一项需要在所有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中预先安排、协同推进的制度要素。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既是赋权——允许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政策;也是责任——必须在低空经济发展布局中为保险留出制度空间。 第二条举措:纳入安全监管规则。此条举措建立了保险与安全监管之间的制度性连接——保险从此不再是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市场行为,而是安全监管工具箱中的核心工具。这意味着运营商在申请场景准入、接受安全审查时,投保情况将成为监管考量的重要因素;事故发生后,保险机制的运行状态也将纳入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制度框架。 第三条举措:鼓励运用保险机制。此条举措着眼于市场主体行为引导,为不同规模、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提供了差异化的保险运用指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链主企业的保险带动作用和中小企业的保险防御功能分别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并专门鼓励微型、轻型无人机非经营性飞行活动的投保,体现了覆盖面与针对性并重的政策设计。 2. 加快建立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强制投保制度(第三大部分,2条举措) 此部分是《实施意见》的核心亮点。强制投保义务已在《暂行条例》中确立,但缺乏落地机制,这两条举措分别从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两个层面构建了完整的执行闭环。加快建立强制投保制度。 第四条举措:加强全链条管理。此条举措构建了“事前审查前置—事中飞行核查—事后凡处必核”的全链条强制投保管理闭环,是治理“纸面义务”困境的核心制度工具。它与《暂行条例》的要求形成无缝衔接,将强制投保义务从“应当投保”的原则性规定推进到“投保了才能飞”的具体机制。同时,“研究建立责任主体、责任认定、处置程序等制度规定”也为低空领域复杂多人主体场景下的责任划分奠定了基础。以机动车交强险的管理实践为参照,机动车未经投保不得上道路行驶,未投保者面临扣车和罚款等行政处罚,《实施意见》将类似管理逻辑导入低空领域,标志着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从纸面义务走向制度闭环”。 第五条举措:制定实施办法。此条举措为强制投保制度提供了标准化的技术支撑。实施办法解决的是“保什么、保多少”的制度框架问题,明确基本责任范围和最低保障限额;示范条款解决的是“怎么保”的具体操作问题,有助于统一市场上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责任,消除此前产品定义不一,保障范围各异的市场乱象。 3. 强化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第四大部分,2条举措) 强制投保制度筑牢安全底线,服务保障体系则提升保险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两者互为补充、协同推进。 第六条举措:优化全产业链保险保障。此条举措的核心创新在于保险覆盖范围的两个“全”:一是从产业链维度实现“研发—制造—运营—基建”全环节覆盖,二是从风险类别维度覆盖飞行安全、技术安全、网络与数据安全等五类新型风险,将传统保险对“物理安全”的单一关注拓展到了“数字安全”的全新维度。 第七条举措:精准服务应用场景。此条举措强调场景化的保险服务设计。低空经济涵盖物流配送、农林植保、应急救援、低空旅游、城市空中出行等多元场景,每一类场景的风险特征、运营模式和保障需求各不相同。该举措要求保险机构深入理解各类应用场景的具体风险,推出差异化的专属保险产品,同时优化承保和理赔流程,为低空领域各类运营主体和终端用户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 (四)提升保险可持续经营能力(第五大部分,2条举措) 制度设计和产品创新最终需要强大的行业基础设施和专业能力支撑,这2条举措为低空保险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底座保障。 第八条举措:推进数据基础建设。此条举措直击低空保险发展的根本性痛点——数据缺失导致保险公司“不敢保、不会保、不愿保”。低空飞行与传统航空存在重大差异:传统航空保险依赖数十年积累的经验数据和成熟的风控模型,而低空领域风险高度场景化,传统模型在此面临“失灵”。通过建设低空保险信息平台并与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对接,将保险数据与飞行运行数据、企业信用数据、地理气象数据等多维信息融合共享,为保险机构精准定价和有效风控提供数据底座,推动行业从“凭经验定价”走向“凭数据定价”。 第九条举措: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此条举措从保险供给侧入手,着力解决低空领域风险评估能力不足、人才储备匮乏等核心瓶颈。在可保风险识别环节,推动保险机构与制造、运营企业深度合作,共同研究新型风险的发生机理和损失规律;在精算定价环节,鼓励数据积累和量化模型的应用;在分散风险环节,再保险机构为直保公司提供大额风险的分出通道;在人才培养环节,推动行业扩大专业人才规模。多维并举,共同提升低空保险行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以上九条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了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整制度闭环。正如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低空经济室所评价:“我国正在积极探索一条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治理新路径——既通过强制性标准筑牢安全底线,又借助保险等市场化工具有效分散风险、激励各类主体主动加强安全投入,从而为全球低空经济的可持续与安全治理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 二、《实施意见》施行前后的规定对比分析 (一)法律依据的演进全景:从“原则性要求”到“可执行机制” 1、《实施意见》施行前的法律框架分析 《实施意见》发布前的低空保险法律依据具体包括: (1)(2025年修订)的原则性要求。 该法第161条规定“通用航空活动须投保第三人责任险。从事通用航空定期运输的,还应当就所从事的定期运输的旅客、行李、货物赔偿责任依法投保责任保险或取得相应财务担保”。这一规定虽是航空领域强制险的源头性条款,但“通用航空活动”这一概念难以完全涵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且该条款未设定具体的审查、核查和惩戒机制,缺少落地抓手。 (2)的法定投保义务创设。 《暂行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以及使用小型、中型、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非经营性飞行活动,应当依法投保责任保险。这是国内法律体系中首次明确提出无人机“应当投保”的规范表达,标志着强制性保险义务的初步法定化。同时,《暂行条例》第48条进一步规定“未投保”的法律后果,即”违反本条例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未依法投保责任保险的,由民用航空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从事飞行活动的单位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运营合格证”。 (3)侵权责任条款的底层支撑。 《民法典》第1238条规定,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该条确立了航空器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原则,经营人无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故意的除外)。这为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的需求提供了根本性的法理基础——正是由于严苛的赔偿责任存在,投保才成为经营人分散风险的理性选择。 (4)关于强制保险设定的法律边界。 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这意味着,强制保险只能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设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无权创设强制保险义务。《暂行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具备设定强制保险的法定权限,这为《实施意见》的后续制度安排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2、《实施意见》施行后的制度增量:从“纸面义务”到“制度闭环” 《实施意见》并非创设新的强制投保法律义务(该义务已在《暂行条例》中确立),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为强制投保义务构建了完整的落地执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四梁八柱”式的制度创新: (二)《实施意见》施行后的强制措施分析 《实施意见》最核心的制度增量在于从以下四个方面保障了强制投保义务的落地机制: 1. 事前环节:“审查前置”机制的引入。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将强制投保要求纳入飞行活动审批等管理环节的审查前置条件”。这一机制类似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的管理逻辑——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不得上道路行驶。纳入审查前置条件后,未持有效保险凭证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将无法通过飞行活动审批,从而在源头端断绝“未保飞行”的可能性。 对比《暂行条例》,《暂行条例》虽在第11条规定飞行活动须经批准,但批准条件中未明确列入“已投保责任保险”,这使得审批机关无权以未投保为由拒绝批准飞行活动,监管漏洞由此产生,《实施意见》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 2. 事中环节:飞行运行管理中的常态化核查。 《实施意见》要求在飞行运行管理中“加强投保情况核查”。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和企业管理平台在日常检查、随机抽查、专项执法中,有权随时核查运营主体的投保状况,改变了此前“批了就了”的一次性管理逻辑,建立起持续性、动态化的保险监管机制。对于存在虚假投保、脱保断保情形的,监管部门存在据此中止或撤销飞行批准的可能。 3. 事后环节:“凡处必核”的刚性约束。 《实施意见》要求在事故处置时“凡处必核”——即每一起事故处理必须同步核查投保情况。这一规定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为事故受害人提供了通过保险机制及时获得赔偿的制度保障,避免因侵权人偿付能力不足导致“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执行困境;另一方面,对未依法投保的主体构成强有力的威慑——一旦发生事故,未投保的违法事实将被暴露,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的双重压力,甚至可能影响企业后续的经营资质和信用评级。 4. 配套制度:实施办法与示范条款的系统供给。 《实施意见》要求依法制定强制投保实施办法,明确基本责任范围和最低保障限额,并出台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示范条款。这意味着,保险责任的标准将统一化、透明化,不同保险公司的同类产品将在基本责任范围和保障限额上保持一致性,企业投保时的“选择困难”将得到有效缓解。同时,示范条款的出台也有利于理赔争议的减少,当条款表述统一后,责任认定的标准将更为明确。 5.地方实践的总体趋势与制度走向 综观全国各地的低空保险政策创新实践,呈现出四个清晰趋势:一是从“鼓励”走向“强制”——多地以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形式落实投保要求;二是从“单一险种”走向“全产业链覆盖”——保险保障正从飞行运营环节向研发、制造、基建等全链条延伸;三是从“线下传统投保”走向“线上智能投保”,例如四川“扫码飞”平台实现了保险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四是立法位阶不断提升——部分省份将低空保险纳入省级地方性法规或特区条例,为制度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这些地方实践为国家层面强制投保实施办法的制定和施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低空产业企业执行《实施意见》合规建议 (一)低空产业企业执行《实施意见》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问题一:强制投保范围与主体认定的模糊地带。 《暂行条例》第12条区分“经营性”与“非经营性”飞行活动并以此确定投保义务,但实践中两者界限并非清晰可辨。例如,乡村旅游景点以“游客体验”为名让游客操控无人机游览,收取费用是否构成“经营性飞行活动”?企业员工为自己公司拍摄宣传视频、未单独收取服务报酬,是否属于“非经营性”?法人拥有但由员工或外包飞手使用的无人机,投保义务人是企业、使用者还是二者的连带?此外,微型、轻型无人机仅“鼓励投保”,但其事故发生频率较高,完全不投保可能面临较大的民事赔偿风险。 问题二:保险产品选择的信息不对称与标准缺失。 目前市场已备案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产品六十余种,但条款表述各异,仅“第三者责任”的范围就存在多种不同定义——有的限缩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有的扩展至“精神损害赔偿”,有的明确排除“数据丢失”和“隐私侵权”。企业缺乏专业能力甄别不同产品的保障范围差异,易出现“买了保险不保该风险”的情况。 问题三:保险费率高企加剧中小企业合规成本压力。 强制保险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低空企业构成较大成本压力,部分企业可能选择“先飞再说,出事再补”的高风险策略。 问题四:多主体风险场景下的责任认定困境。 低空飞行事故通常涉及操作者、所有者、制造者、运营平台等多方主体。2024年某品牌物流无人机自主飞行模式下失控坠落的案例表明,责任认定极为复杂:飞控系统存在软件缺陷?远程操控人员应急处置不当?运维团队日常检修不到位?空域气流突变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根据《民法典》第1238条之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但将“经营人”定义为“损害发生时使用民用航空器的人”,在“使用者”与“所有者”分离的场景下,二者谁是法定的赔偿义务人存在解释争议。 问题五:企业内部保险合规管理能力的普遍不足。 多数中小低空企业未设立专门的法律合规或风险管理部门,缺少专业人员搭建保险管理制度。无人机台账不完整、保险到期无人跟进续保、飞行申请时无法提供保险凭证等管理漏洞普遍存在。 问题六:信息对接的技术和协调壁垒。 《实施意见》要求低空保险信息平台与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对接,但实践中跨系统数据互联涉及数据格式统一、隐私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系统开发投入等多重难题,多数企业不具备独立完成对接的技术能力和谈判地位。 问题七:保险理赔中的专业壁垒与维权困境。 低空事故原因复杂、证据链分散,飞控日志、定位数据、气象记录等关键信息往往分散在飞行器制造商、飞控系统提供商、运营企业等多个主体手中。事故发生后,企业可能难以第一时间完整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理赔纠纷频发。此外,第三方鉴定机构在低空领域尚不成熟,事故原因认定缺乏权威技术支撑,进一步增加了理赔难度。 (二)低空产业企业执行《实施条例》的合规建议 建议一:构建企业内部的保险合规管理体系。 低空企业应将投保管理嵌入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和飞行活动管理流程,指定专职或兼职保险管理人。具体操作包括:建立“一机一档”的无人机台账制度,逐一登记每一台无人机的品牌型号、序列号、机登编号、使用性质、所属飞手、飞行小时数及保险凭证编号与有效期;设置保险到期前30天、15天、7天三级预警机制,杜绝脱保断保;建立保险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保险合同、批单、理赔记录等文件,确保可随时向监管部门提供查验。同时,将保险合规纳入飞行活动审批内部审核流程,做到“无保险凭证不提交申报”。 建议二:根据企业类型“量体裁衣”配置保险。 1. 生产制造与组装企业:核心风险在于产品责任。依据及《民法典》产品责任编的规定,因产品存在设计、制造或警示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须承担严格责任。建议配置保险组合包括:产品责任险(覆盖因产品缺陷导致的第三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产品召回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安全生产/公众责任险,以及科技研发转化综合保险和知识产权相关保险。 2. 运营平台企业:虽不直接操控飞行器,但可能因算法缺陷、调度指令错误、飞手资质审核疏忽等承担相应责任。建议配置:平台责任险(覆盖平台运营导致的第三方损害)、网络安全综合保险(覆盖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新型风险)、信息化服务中断营业中断保险等。 3. 飞行运营与服务企业:作为风险暴露最集中的环节,应同时配置责任险与财产险。组合建议为:第三者责任险(法定强制,确保保险金额不低于即将出台的最低保障限额)、机身及设备一切险、飞手团体意外险及雇主责任险、货运险(若涉及物流业务,覆盖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灭失或损坏)。 建议三:确保强制投保义务的全程合规。 企业应将投保核查嵌入全流程管理:在无人机投入使用前,完成法定保险的投保手续并生成有效保险凭证;待强制投保实施办法出台后,立即对照检查保险金额是否达到法定最低保障限额,如有缺口及时追加投保;每次提交飞行活动申报时,准确填写保险信息并同步上传保险凭证副本;定期(建议每季度)对所有无人机对应的保险有效性进行系统性排查,确保零脱保。 建议四:主动积累安全飞行数据,争取差别费率优惠。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方向性指引:将投保主体的安全合规记录与保险费率挂钩,对安全记录良好的主体实行费率优惠。企业应建立包含飞行时长、安全事件记录、操作人员培训考核记录、设备维护保养记录等在内的安全运营档案。在保险到期续保时,主动向保险机构提供安全运营档案,以此作为费率谈判的依据,逐步实现“好企业低保费”的良性循环。 四、低空产业投资尽调核查事项 《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以及使用小型、中型、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非经营性飞行活动,应当依法投保责任保险。”根据该规定,涉及经营性飞行活动的所有机型(含微型、轻型)均须投保责任保险;非经营性飞行活动的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须投保责任保险;微型、轻型无人机非经营性飞行则未强制投保。 故此,低空产业投资尽调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问题一:保额不足。部分企业以法定最低保额购买责任险,仅求应付合规审查。然而,无人机事故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远超最低保额。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保险公司赔付后,不足部分由企业自行承担,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 问题二:除外责任条款。标准无人机责任险通常包含以下除外责任:无证驾驶、超范围飞行、违规飞行造成的损失;非法改装、使用破解设备造成的损失;战争、军事行动、恐怖活动;核辐射、核污染。大多数事故恰恰发生在违规飞行场景中。企业以为“已购买保险”即风险转移,却不知违规飞行触发除外责任条款,保险公司拒赔。 问题三:未投保经营性活动。部分企业将经营性飞行活动伪装为非经营性飞行,或以个人飞手名义投保,未以企业为主体投保经营性责任险。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以“投保人与实际经营主体不符”为由拒赔。 结语:在高涨的投资热情中保持法律的冷静思考 2026年,中国低空经济法治建设正迎来三个历史性窗口的重叠: 第一窗口:新的施行准备期。 2025年12月27日修订通过、2026年7月1日即将施行的,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划分空域应当兼顾低空经济发展需要”(第74条),并专设第225条为低空经济“量身定制”专项发展与促进条款。从2026年2月到7月,是法律实施前的最后准备窗口——配套规章的制定、监管流程的再造、企业合规体系的升级,均需在此窗口期内完成。这个窗口期,正是投资机构推动被投企业完成合规跨越、实现估值重塑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窗口:低空保险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期。 2026年1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民航局联合发布(发改低空〔2026〕123号),明确“到2027年,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强制投保制度初步建立;到2030年,低空保险政策框架基本形成”。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就低空保险出台系统性政策文件,其核心制度安排——将强制投保纳入飞行审批前置条件、建立低空保险信息平台、开发覆盖全产业链的保险产品体系——将根本性改变低空经济运营企业的风险对冲能力与成本结构。对于投资机构而言,这既是被投企业合规审查的新增刚性约束,也是优化投资协议风险分配条款的制度工具。 第三窗口:“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期。 2026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启动编制之年。国家发改委低空经济发展司已正式设立,统筹制定战略规划和实施细则。区域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国家级低空经济示范区的布局、适航审定标准的体系化建设、空域管理改革的深化路径,均将在2026-2027年形成框架性结论。这是投资机构参与政策倡导、影响制度供给、锁定政策红利的最后窗口。 我们深知:低空经济正处于监管规则快速成型、商业模式持续迭代、技术路线激烈竞争的三重动态演进之中。2026年2月被视为“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可能在6个月后修订;今日被列为“风险可控”的合规事项,可能因监管口径收紧而成为重大瑕疵。 我们认为,立法空窗期不仅是风险期,更是规则塑造的窗口期。投资机构需有规则共建意识,在规则塑过程中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参与,并在主动参与中建立风险反馈机制:汇总投资尽调中发现的共性法律障碍(如空域审批不确定性、起降点物权冲突)。 将法律合规从“防御成本”转化为“竞争资产”,是投资机构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低空经济万亿蓝海中的共同使命。因此,本文的最大价值不在于给出“永恒结论”,而在于提供一套“可复制的分析方法” 当你面对一家宣称“已获地方政府空域授权”的初创企业时,你懂得追问:空域审批权在军方,地方政府的“授权”在法律上究竟算什么?当你审阅一份对赌协议将“完成适航取证”作为单一退出节点时,你懂得质疑:TC、PC、OC是三个独立的行政许可,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失败,退出路径是否已断裂?当你的投后企业因无人机喷洒农药飘移被诉至法院时,你懂得检索:诉前单方委托鉴定报告的证明力规则、无证驾驶与过错推定的因果关系链条。 这正是本文的最终目的:不是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上贩卖焦虑,而是在资本狂热中植入法律理性的冷静基因。
海南自贸港15%企业所得税政策律师实务观察 前两期,我们介绍了企业所得税15%与个税15%两项政策,解决的是“企业与人”的税负问题,那么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则是海南自贸港吸引制造业企业“落地生根”的核心引擎。 这一政策的含金量在于“原料进口零关税+加工增值30%免关税入内”的组合拳:企业将进口料件在海南进行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货物进入内地,进口关税予以免征。封关以来截至3月24日,监管进口“零关税”商品16.69亿元,免税2.71亿元,主要为石油原油、锂辉石等生产原料以及无菌灌装机等生产设备。支持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进一步扩大受益面,内销加工增值货物3.14亿元,免征关税1558.02万元,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岛内自产货物纳入增值部分等政策优化全面落地,涵盖化工制造、医疗药械、高端食品行业;推动放宽贸易管理政策措施取得突破,6家企业获批保税维修资质,3家企业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值208.2万元,1家企业适用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措施进口旧食品加工设备。 然而,许多企业只看到了“30%”这个数字,却忽视了政策适用中的实质性加工要求、增值计算的技术性规则以及海关严密监管的合规成本。以下,我们将从涉税服务律师视角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进行深度解析。 一、政策演进:从局部试点到全岛适用 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具有三个层级:其一,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其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30%的量化标准;其三,海关总署于2025年7月23日发布的(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58号),作为政策适用的核心文件,界定了封关后的具体执行细则。 值得注意的是,封关前夕,海关总署对政策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点优化:其一,取消了对享惠企业“鼓励类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限制;其二,将“零关税”进口货物纳入政策适用范围;其三,将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的价值计入增值部分;其四,允许上下游不同企业加工产生的增值累计计算。这四点优化升级显著降低了企业享受政策红利的门槛,但也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30%的认定标准:充满争议的技术命题 “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是享受政策的核心条件。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58号,法定计算公式为: 加工增值比例 =〔(货物内销价格-∑进口料件价格-∑境内采购料件价格)/(∑进口料件价格+∑境内采购料件价格)〕×100% ≥ 30%。其中,货物内销价格以备案企业向内地销售含有进口料件的制造、加工所得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进口料件价格以备案企业进口该料件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且应当包括该料件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境内采购料件价格以备案企业自境内采购该料件的到厂价格为基础确定,不包括国内增值税。 关注点一:分子分母的界定争议 实务中,对“进口料件价格”的理解存在常见误区。部分企业倾向于仅计算料件的CIF价格(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价),而忽略了“应当包括该料件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这一法定要求。从海关合规角度看,少计进口料件价格会虚增增值率,导致“假性达标”。一旦被海关核查发现,不仅面临补税风险,还可能因申报不实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关注点二:封关后的两项重大利好 封关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优化,对制造业企业有两个方面的深远意义。一是降低企业达标难度,将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的价值从境内采购料件价格中扣除,相当于扩大了增值部分的计算基数,企业更容易达到30%的增值率。二是鼓励企业延链扩链,允许上下游不同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内加工产生的增值累计计算——例如,A企业完成初步加工后,B企业继续精深加工,两家企业的增值可以合并计算。这一机制有助于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但也对多主体间的合规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鼓励类产业认定:不容忽视的准入门槛 政策仅适用于“鼓励类产业企业”,即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生产加工业务的企业,且须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在海南省相关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上完成备案。 关注点三:目录的“双轨制”与动态调整 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采用“国家现有目录+地区新增目录”双轨制。内资企业需同时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条目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4年本)》中的新增条目;外商投资企业则需参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2024年修订后,海南鼓励类产业目录新增33条细分行业。 企业在判断自身是否符合鼓励类产业时,不应仅凭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作出判断,而应结合主营业务活动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慎评估。对于处于目录边缘地带的企业,建议提前向发改部门申请“鼓励类产业认定”,以降低后续稽查中的不确定风险。 关注点四:不适合企业的排除情形 即便企业符合鼓励类产业且增值率达到30%,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58号第十一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仍无法享受关税免征待遇:(一)进口料件或加工后制成品属于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加征关税均获得排除的除外)的;(二)仅经过掺混、贴标(含掺水、稀释等)、更换包装、分拆、组合包装、削尖、去壳、简单研磨或简单切割等一种或多种微小加工或处理的。微小加工由海南省商务厅会同海南省内相关单位认定;(三)其他按有关规定应当征收进口关税的。 实践中,第二类排除情形——“微小加工”——是常见的合规误区。企业在海南进行加工,必须具备实质性加工能力(如核心工序在海南完成、税号发生改变等);简单组装不符合实质性加工要求,即使增值比例超过30%也不能享受关税减免。 四、海关监管的“三道门槛”:环环相扣的程序合规 与税收优惠政策的“自行判别、申报享受”不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受到海关的严密监管,企业需跨越三道合规门槛。 关注点五:备案门槛——前置审批机制 企业首次申请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应当向海南省商务厅指定单位提交申请,经市县初核并报省商务厅会同省内相关单位审核同意后,通过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向海关备案,经海口海关评估符合海关监管条件后,在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建立企业专用账册。这一前置审批机制意味着,并非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自动享受政策,监管部门的“评估”具有实质性裁量空间。 关注点六:技术门槛——ERP联网与视频监控 海关对备案企业的监管条件包括:实施ERP管理并以海关认可的方式及数据标准与海关联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非海关高级认证的备案企业需安装视频监控并与海关联网;具备生产能力;进口料件及其加工制成品与其他货物分开管理;设置符合规定的会计账簿。 这些技术性要求对企业信息化水平和合规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标准。中小企业在申请前应充分评估自身的信息化建设水平,避免因技术条件不达标导致备案受阻。 关注点七:申报门槛——确认码与时效要求 备案企业申请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应在制成品自海南进入内地前,通过海南“单一窗口”向海关办理加工增值申报手续。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海关系统自动生成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认编号(以下简称“确认码”),企业凭确认码办理内销货物进口申报手续。企业可按月集中申报,在次月25日前向海关办理集中申报手续,并按时完成税款缴纳;对于12月分批出岛申报数据,企业应在12月31日前向海关办理集中申报手续。 五、律师视角:风险识别与合规路径设计 从法律风险角度看,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虽然红利可观,但合规成本不容忽视。对于因企业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导致少征或漏缴关税的,海关可在3年内追补关税并加征滞纳金;若被认定为偷税、骗税等严重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的追征将不受时限限制;若涉嫌走私犯罪,还可能被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并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计划或已经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企业,我们提出合规建议: 1. “凭证体系”与“定期自检机制”。精确计算增值比例、建立完整凭证体系、按时集中申报,是企业享受政策红利的前提。企业应建立内部增值率核算模板,对每批次内销货物进行预核算,确保在申报前即确认增值率达标。 2. 合规架构:确保满足海关监管的信息化与账册管理要求。 提前建设ERP系统与海关联网、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建立符合海关要求的账册体系,避免因技术条件不达标导致备案受阻。 六、结语 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是制造业企业借力自贸港制度红利、优化供应链成本的重要契机。然而,30%的增值门槛背后,是对企业实质性加工能力、海关合规管理能力以及上下游协同能力的综合考验。 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帮助企业计算“省了多少税”,更是在政策适用的每一个环节,为企业识别法律风险、设计合规路径、守住法律边界。毕竟,在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中,走得稳,远比走得快更为重要。
摘 要:仲裁是“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临时仲裁的历史悠久,相较于机构仲裁更具有灵活高效等优势。新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我国仲裁体系是契合“一带一路”发展趋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规律的体现。构建临时仲裁制度是满足“一带一路”复杂纠纷解决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在国际仲裁领域影响力与公信力的需要。引入临时仲裁所需要的仲裁员队伍等条件都已具备,“一带一路”倡议为临时仲裁提供了实践土壤。构建临时仲裁制度首先要制定全国性、高级别的临时仲裁立法以明确临时仲裁的适用主体范围;其次是改革创新仲裁员的任职条件规定,适当放宽选任要求;最后要注重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协同发展,统一于仲裁体系以实现临时仲裁与诉讼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一带一路”;临时仲裁;;机构仲裁 Part.1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许多沿线国家的支持和赞誉。[1]2015年起,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步入全面推进的阶段[2]。随着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增多,由此也产生了相应的利益冲突和法律纠纷。而在“一带一路”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仲裁拔得头筹,成为了沿线国当事人最受欢迎的解纷方式。一是因为仲裁具有高效、灵活、保密、“一裁终局”等特点,能够满足当事人快速解纷的需求。二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纽约公约》,使得外国仲裁裁决在全球范围内的承认和执行成为可能,其仲裁裁决“执行便利性”不仅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而且还能保证纠纷结果得到最终的处理与执行。因此,仲裁被广泛使用并获得了“一带一路”商事主体的信任。我国自施行以来已有30年,中间经历过几次修订,但主要为技术性调整。伴随着全球科技的革新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外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商事纠纷逐渐日益复杂,现有的仲裁立法与国际通行的仲裁规则存在严重脱节,已不能满足跨国争议解决的需要。为提升我国仲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确保“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持续稳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必要对我国的仲裁法律制度进行完善。2024年以来,司法部一直在推进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为实质性修订,旨在解决涉外仲裁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新新增了临时仲裁、在线仲裁等创新性的规定,有益于我国仲裁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同时也为“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因本次新增了诸多内容,且鉴于篇幅限制,本文拟重点对“临时仲裁”制度进行研究,首先对临时仲裁制度的概念以及在我国的发展情况进行阐述,其次分析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探寻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具体路径。 Part.2 二、临时仲裁制度概述及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临时仲裁(Ad Hoc Arbitration)”,又称特别仲裁或随意仲裁,是与机构仲裁相对应的一种仲裁制度,[3]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是双方当事人签订仲裁协议,约定将纠纷交由临时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审理,并由临时仲裁庭就该纠纷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仲裁形式,临时仲裁是机构仲裁出现前用于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4],也常被用来处理国际海商事纠纷案件[5]。临时仲裁发轫于欧洲,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被誉为“符合中西方共同的文化观,有利于形成双赢互利局面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文化”[6]。从仲裁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并非相互矛盾、排斥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补足、彼此交融,致力于实现动态平衡状态下的长期共存。[7]临时仲裁在机构仲裁产生后,仍然依其灵活性、高效性、保密性等特点活跃在跨国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但随着现代商事仲裁的发展,机构仲裁的发展越来越规模化、专业化、系统化,其受理的案件数量远远超于临时仲裁。于我国而言,考虑到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及现实状况,临时仲裁制度在最初并未纳入至我国。然而,随着我国仲裁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仲裁队伍能力的不断提升,仲裁规则和经验都有了一定的积淀,我国逐渐具备了适宜临时仲裁制度发展的土壤。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意见》第9条第3款虽未明确适用临时仲裁这一概念,但规定在自贸区内注册登记的企业只要遵循了“三特定”原则,即使未选定仲裁机构,其签订的仲裁协议也有效。[8]2017年,(以下简称“横琴规则”)的出台拉开了在我国自贸区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的序幕。[9]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带一路”司法保障意见》《上海自贸区司法保障意见》,为我国在自贸区内建立临时仲裁制度提供了指引与方向。2025年修订的新增了“临时仲裁”条款,允许在自贸区、海南自贸港内设立登记的企业将纠纷提交临时仲裁解决。这些《意见》及立法修订活动均表明我国已开启了在自贸区内实施临时仲裁制度的新篇章。 Part.3 三、我国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最高院发布的“一带一路”典型案例中,不仅包括海上运输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等纠纷,还增加了跨境电子商务、跨境金融、融资租赁等新型的纠纷形式。[10]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法律传统、司法制度、法律适用差异很大,如沿线国中既有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还有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沿线各国对待法治的标准和态度不一致;某些沿线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经济发展不充分、政局动荡等因素都给“一带一路”争端的解决造成了阻碍。[11]在众多的争端解决机制中,仲裁脱颖而出,其既没有诉讼程序冗长繁琐的缺点,又具有高效、跨境可执行性等调解不具有的优势,成为了解决涉“一带一路”商事争议的重要选择。临时仲裁相对于机构仲裁更加高效、经济且不失公平。“一带一路”沿线商事主体对临时仲裁持开放态度,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通过自主约定特定仲裁地、仲裁规则和仲裁员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然而,我国现有的并未将“临时仲裁”制度“收入囊中”,最新的也仅将“临时仲裁”制度限定在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区域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带一路”复杂争议的快速解决以及我国仲裁国际公信力的构建,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当事人多元化的解纷需求。 (一)我国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1、满足“一带一路”多元争议解决的需求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深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密切。[12]如上所述,“一带一路”商事争端涉及海上运输合同、跨境金融、融资租赁等新型合同纠纷与投资争端,类型多样,且具有当事人背景多样、标的额大、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因此,涉“一带一路”争议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8年1月23日发布的(简称“意见”)指出要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支持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在此基础上,涉“一带一路”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诉讼、调解来解决争议,也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比诉讼更加便捷、比调解的程序更为严格,能够满足当事人多层次的解纷需要。临时仲裁作为仲裁最古老、自然的一种形式,其较于机构仲裁来说,更具灵活、自主、高效的特点。若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中,则会比机构仲裁更具优势。“一带一路”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范围将会被扩大,当事人可以自主地选择仲裁地、仲裁程序、仲裁规则、仲裁员以及适用的法律,避免机构仲裁中规则僵化、程序冗长的问题,满足“一带一路”当事人在参与争议解决规则设计、寻求个性化争议解决方案等方面的需求,同时,临时仲裁也能更具针对性、创新性地解决“一带一路”跨国商事纠纷,促使争议得到高效解决。[13]因此,将临时仲裁制度引入“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加“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解纷渠道、满足“一带一路”纠纷当事人对多元争议解决方式的自主需求。 2、提升我国在国际仲裁领域影响力与公信力的需要 自《纽约公约》签订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公约中的内容进行了立法确认。公约兼顾了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两种形式,《UNCITRAL规则》也“为国际仲裁创设了一套为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及其他法系普遍接受的,同时也考虑除了资本输入及输出相关利益的可预见的程序性架构”[14],这些成为了临时仲裁的国际法律依据。据统计,在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国际商事仲裁占七成左右[15],临时仲裁是主要路径之一,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仲裁中心也都有临时仲裁的一席之地。而我国法律对临时仲裁效力的排除会削弱我国企业在临时仲裁中的竞争力,也不利于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际话语权。同时,临时仲裁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临时仲裁制度给予当事人在程序选择与仲裁员选任方面的较大自主权,这与“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中当事方对高效、灵活解决纠纷的要求相契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仲裁法律体系大多尚不完善,若我国能引入与国际接轨的临时仲裁制度,不仅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解纷选择,也能避免我国仲裁机构错失一些本该拥有的商事案源。除此之外,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仲裁体系的引入与建设完善也能为沿线国家提供仲裁制度建设范例,协助其完善仲裁法律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仲裁地位与影响力。结合“一带一路”商事仲裁中心在我国构建的趋势,临时仲裁制度引入后的仲裁体系将与诉讼、调解两项制度一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随着临时仲裁制度的引入和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建立与完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将形成于我国内地,我国内地也将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仲裁地[16],如此方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仲裁领域的公信力。 (二)我国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可行性 1、仲裁员队伍与配套机制日趋成熟 良好的制度高效运行的背后,具体运用制度的人发挥着关键作用。仲裁人才储备对仲裁中心的构建与制度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在仲裁员队伍的完善方面,我国相关地区的仲裁规则早已积累了相关经验。贸仲委于2015年出台的适用于香港地区的仲裁规则规定了许多与国际接轨的新内容,例如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员名册之外选定仲裁员,扩展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参照国际惯例完善了收费制度,还增加了“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相关规定,这些都是我国仲裁规则在逐步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尝试,为我国仲裁规则引入临时仲裁制度、进一步与国际规则接轨积累了经验。近年来,随着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逐步推进,我国的仲裁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其中不少仲裁员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从而使我国的仲裁队伍具有了多国籍、多语言、多文化的属性,这有利于了解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或习惯,减少我国仲裁员在仲裁时的知识盲区。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仲裁员备案制解决仲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来自于各沿线国家复杂法律环境和政治环境所导致的不同问题,通过专职仲裁员与备案仲裁员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为沿线国家提供在线仲裁服务。[17]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在临时仲裁制度的引入中,也可以通过仲裁员的备案与专职结合的方式来灵活解决经贸纠纷。 在配套机制的完善方面,关于临时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即便是各自贸区试点的规则也没有作出直接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各类司法文件都只是规定可以通过“三特定原则”适用临时仲裁,并未对临时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进行规定。[18]因此有的自贸区探索建立了临时仲裁裁决的确认程序规则以供后续的顺利执行。在适用于横琴自贸区的仲裁规则中,通过“先确认再执行”的规则[19]赋予临时仲裁以法律上的有效性承认,增强了当事人对临时仲裁能有效解决纠纷的信心。[20]这种确认程序的建立为临时仲裁执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 2、“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实践土壤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不断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随之产生的纠纷也相应增多,迫切需要灵活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而临时仲裁所具有的低成本高效解纷的性质与“一带一路”解纷需求高度契合。且临时仲裁不依赖于常设机构的管理,仲裁成本相对较低,在解纷成本上具有优势。[21]机构仲裁费用通常包含行政管理费用、鉴定费用、调查取证费等等,而临时仲裁中的仲裁费用通常仅指需要支付给仲裁员的酬金。[22]此外,临时仲裁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程序,使得程序周期缩短,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中小型的跨境贸易纠纷。此外,在线技术平台加持下的临时仲裁与多国籍的仲裁人才储备二者结合,可进一步降低跨国仲裁的成本。“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国家之间的法律传统也存在不同,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当事方势必要对解纷规则进行商议。临时仲裁允许当事方自由选择仲裁程序和仲裁人员的灵活特性,契合了沿线国家各当事方有效达成合意通过快速仲裁解决纠纷的需要。 “一带一路”也为我国推进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提供了战略机遇。引入临时仲裁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仲裁体系,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实现仲裁的现代化,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在仲裁法律体系的完善方面还存在不足,通常缺乏成熟的常设仲裁机构。通过提供临时仲裁服务,不仅能提高我国在仲裁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有力把握住沿线国家的仲裁市场,也能对沿线国家仲裁体系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填补其制度空白。 Part.4 四、“一带一路” 争议解决中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的路径 (一)完善立法以明确临时仲裁的适用主体范围 201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9条规定了“三特定”的判断原则,虽未明确使用“临时仲裁”这一概念,但只要纠纷当事方约定的协议符合以上原则,其签订的仲裁协议即有效。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政策性文件的形式放宽对仲裁的限制,探索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自贸区的发展。同时,已有相关自贸区开始建立临时仲裁规则,以推动临时仲裁制度在自贸区内的“落地”。此外,在仲裁立法上,最新的也规定了自贸区(港)的临时仲裁制度。这表明,我国从理论上承认在自贸区内开展临时仲裁的合法性。但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最高院发布的有关临时仲裁制度的政策性文件,还是现存的有关自贸区的临时仲裁规则,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对适用临时仲裁的主体范围进行了限制。从最高院发布的《意见》以及新来看,只有在自贸区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之间的涉外纠纷才能提交临时仲裁解决,也就是说,临时仲裁的各方当事人须为自贸区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但实际上,其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即使企业在自贸区内设立登记,不代表其业务、活动轨迹仅在该自贸区内进行,其活动范围、分支机构、交易方等也不可能完全限制在自贸区范围内。[23]因此,此种主体范围设计可能会抑制临时仲裁的活力,从而无法发挥临时仲裁的实际作用。在这一方面,《横琴规则》中扩大临时仲裁主体范围的做法值得称赞。[24]其不仅规定在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可以进行临时仲裁,而且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与自贸区外的企业的纠纷也可以进行临时仲裁,更甚的是,若当事方均为自贸区外注册的企业,只要各方约定临时仲裁并具有适用的合意,即可将纠纷提交临时仲裁解决。这样临时仲裁制度的主体范围以及适用范围就大大拓展了。但该临时仲裁规则仅为地方性的法律规范,难以使临时仲裁制度顺利在全国范围内乃至“一带一路”争议解决过程中展开,因此,可以通过参考借鉴该自贸区的临时仲裁规则,并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全国性的高位阶法律创造条件。[25] (二)改革现有仲裁立法关于仲裁员任职的规定 仲裁员的选任对于仲裁裁决的质量与公正性具有重要影响,我国仲裁立法对于仲裁员的选任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其一,仲裁员必须要满足现有仲裁法“三八两高”[26]的规定[27]。仲裁机构会根据这些硬性条件选择相应的仲裁员并制作仲裁员名单。当事人只能从确定的仲裁员名单中选择仲裁员。其二,为了公正高效解决纠纷,还规定了仲裁员的回避制度。[28]可以看出,注重对仲裁员法律功底的要求,即要求仲裁员必须对相关仲裁规则、法律程序、法律适用等较为熟悉,且还要求法律工作人员具有一定年限的法律工作经验。但仲裁作为解纷方式之一,其目的在于为当事人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实现案件的公平公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各种新型、疑难复杂的案件层出不穷,为确保仲裁案件得到公正高效的解决,不仅仅需要仲裁员具有专业精进的法律知识,同时还要求仲裁员对跨境数据、税收、金融等专业知识有足够了解,不然仲裁员在推进仲裁程序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重重阻碍,从而无法顺利对案件做出裁决。此外,关于仲裁员名单的问题,有些当事人为了一己私利,通过贿赂等方式收买仲裁员,从而使纠纷得不到公正处理。因此,所规定的仲裁员的任职条件已不合时宜。仲裁员的选任对于临时仲裁也同样重要,若同一样规定严格的选任条件,可能会导致临时仲裁无法发挥其独特优势,进而阻碍临时仲裁制度的发展。故临时仲裁应对现有的仲裁员选任制度进行创新。例如,可以借鉴新加坡以及我国横琴自贸区的做法。新加坡也制定了相应的仲裁员名单,但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是否接受该名单,若当事人接受的,则从名单里选择仲裁员,反之,则可从名单外选任仲裁员,给予了当事人极大的自主权与充分的意思自治;横琴自贸区的仲裁规则则没有规定必须从名单内选任仲裁员,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信任的仲裁员。因此,可以通过设置较为宽松的仲裁员任职条件,将“强制性仲裁员名册”改革为“推荐性名册”,允许当事人在名册外选择仲裁员等方式实现临时仲裁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临时仲裁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的引入进程,提升我国仲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三)强调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一体性,实现诉讼与临时仲裁的衔接 通过临时仲裁得出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承认和执行是“一带一路”纠纷当事人的权利能否能到实现的关键。也即关涉到法院与临时仲裁的衔接问题。对于机构仲裁来说,由于现已发展的十分成熟,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已实现了与法院的对接。反观临时仲裁,由于其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仲裁规则、仲裁员,当事人可能选择境外的仲裁规则或名册外的仲裁员来解决纠纷,这就可能导致裁决的结果难以让法院接受。若无法实现法院与临时仲裁的衔接,那么通过临时仲裁作出的裁决将会是一纸空文,因为裁决无法得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当事人的权益也将得不到保障,使得临时仲裁制度将会是“空中楼阁”,无法发挥其解纷的功能和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临时仲裁与法院系统如何衔接这一问题上,因为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同属于仲裁系统,故可以淡化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差别,实现一体化。在制定有关临时仲裁如何与法院衔接的条款时,可以参考机构仲裁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同时法院也应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等涉及诉讼与仲裁衔接的问题上实现临时仲裁、机构仲裁的无差别对待。 Part.5 结 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的深入发展,仲裁已然成为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时仲裁在国际上经过多年发展和实践,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积累,比起机构仲裁,临时仲裁在仲裁程序、仲裁员选任方面能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高效、灵活地解决日益复杂的国际商事纠纷,这对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实践的发展大有裨益。自贸区的临时仲裁经验可以运用于其后的推广之中,助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构建与完善。虽然临时仲裁所具有的优越性是其它解纷方式无可比拟的,但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其制度优势促进纠纷的高效解决,同时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其产生不利影响,是临时仲裁制度初步建立之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注释: [1]参见张晓君:《“一带一路”战略下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的挑战与对策》,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期,第29-30页。 [2]参见张贤达:《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为“一带一路”护航》,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31期,第147页。 [3]参见杨良益:《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4]SeeGaryB.Born,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SecondEdi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2014,p.170. [5]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载《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第64页。 [6]参见范愉:《自贸区建设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83页。 [7]参见肖雯:《<仲裁法>修订视阈下临时仲裁制度构建》,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155页。 [8]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6〕34号)第9条第3款:“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 [9]范悦:《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建构的困境及其突破》,载《国际商务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2页。 [10]参见倪楠:《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研究》,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08页。 [11]参见石春雷:《国际商事仲裁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发展》,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8期,第26页。 [12]参见沈芳君:《“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证研究》,载《法律适用》2022年第8期,第56页。 [13]参见何晶晶:《<仲裁法>修改背景下我国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115页。 [14]参见[美]加里·伯恩著:《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第1版),白麟、陈福勇等译,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15]参见贺荣:《论中国司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载《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页。 [16]祁壮:《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以<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第45页。 [17]参见倪楠:《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研究》,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08-109页。 [18]毋爱斌:《<仲裁法>引入临时仲裁制度体系论》,载《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4期,第110页。 [19]《横琴规则》第47条:“(一)裁决书或调解书作出后,一方当事人可以自裁决书或调解书送达最后一名当事人之日起两年内请求珠海仲裁委员会确认裁决书或调解书,并由该当事人预交相应费用……(四)珠海仲裁委员会确认后,该临时仲裁视为机构仲裁。” [20]参见陈磊:《适用<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进行临时仲裁的现实困境及本土化推进》,载《法治论坛》2020年第4期,第305页。 [21]参见周庆:《仲裁法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2]参见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载《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第64页。 [23]参见叶雄彪:《从理念到实践: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34页。 [24]参见横琴国际仲裁中心:,载横琴国际仲裁中心官网,https://www.zcia.cn/info/693.html,2025年8月10日访问。 [25]参见初北平、史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构建路径》,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08页。 [26](2025年修正)第二十二条:“仲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 (二)律师执业满八年的;(三)曾任法官、检察官满八年的;(四)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五)具有法律知识,从事法律、经济贸易、海事海商、科学技术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27]参见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载《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第67页。 [28](2025年修正)第四十六条:“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 杨良益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美]加里·伯恩著:《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第1版),白麟、陈福勇等译,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 [3] 周庆:《仲裁法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GaryB.Born,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SecondEdi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2014. (二)论文类: [1]张晓君:《“一带一路”战略下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的挑战与对策》,《法学杂志》2016年第1期。 [2]张贤达:《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为“一带一路”护航》,《人民论坛》2016年第31期。 [3]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 [4]范愉:《自贸区建设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 [5]肖雯:《<仲裁法>修订视阈下临时仲裁制度构建》,《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6]范悦:《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建构的困境及其突破》,《国际商务研究》2023年第3期。 [7]倪楠:《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8]石春雷:《国际商事仲裁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发展》,《法学杂志》2018年第8期。 [9]沈芳君:《“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证研究》,《法律适用》2022年第8期。 [10]何晶晶:《<仲裁法>修改背景下我国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几点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11]贺荣:《论中国司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1期。 [12]祁壮:《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以<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 [13]毋爱斌:《<仲裁法>引入临时仲裁制度体系论》,《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4期。 [14]陈磊:《适用<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进行临时仲裁的现实困境及本土化推进》,《法治论坛》2020年第4期。 [15]叶雄彪:《从理念到实践: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16]初北平、史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构建路径》,《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三)网络文献类: [1]横琴国际仲裁中心:,载横琴国际仲裁中心官网,https://www.zcia.cn/info/693.html,2025年9月15日访问。
2026年4月23日,经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将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规定,集中于第二章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的第五条至第九条以及第八章法律责任的第五十一条。 上述招标投标相关规定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名正言顺、涛声依旧。说名正言顺,主要在于其是全国首部将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全面合法化的法规,展现出厦门经济特区在先行先试的改革过程中对法治化的更加重视;说涛声依旧,主要在于其更多的是对招标实践中的成熟经验与广泛做法进行的总结,并将其上升为具有法治意义的立法规范。 一、名正言顺:全国首部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全面合法化的法规 (以下简称)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依据上述规定,招标人既可以依法自行确定中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依法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基础,系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该方式即系”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 但是,(以下简称)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载明的解读意见,该规定是为规范定标行为,体现分类管理的原则等。 亦即,针对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只能选择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在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无其他法定的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情况下,其当然成为中标人,该等方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性地赋予评标委员会既“评”又“定”的权利。上述的规定,相当于对上述有关定标规定的适用范围作出限缩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载明的解读意见,即认为该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招标人的自由裁量权”,也可以“提高中标结果的公信力”。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人认为上述的规定仅是对有关定标规定的提示性规定,而非新增的限缩性的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亦对此认为“需要注意的是,对非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的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选择中标人也不能是任意的,需要综合考虑规定的两项中标条件。”但是,无论对该等争议如何理解,在既有或者传统的非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中,招标人的定标结果往往等同于评标结果,且招标人往往缺乏定标的参与感而总想置身事外,在招标实践中应该都已经是普遍现象。 然而,一方面,招标方式作为采购的方式之一,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符合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在招标人不能定标的情况下,中标人的确定将难以充分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赋予招标人定标权,亦系进一步落实建设项目法人负责制、实现市场主体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体现。(国办发〔1999〕16号)中即已经提出“基础设施项目,除军事工程等特殊情况外,都要按政企分开的原则组成项目法人,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由项目法定代表人对工程质量负总责。”在招标人不享有定标权,因而比较可能无法开展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招标投标活动的情况下,又要求其履行招标人的主体责任,并要求其法定代表人对工程质量总负责,客观上有失偏颇。因此,为了解决前述问题,全国以及各地区开始逐步探索实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 (一)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在政策层面的实践情况 在地方层面,2011年9月8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关于深化建设工程招投标改革试行评标定标分离的通知》(深建市场〔2011〕206号),率先提出“试行评标与定标分离”。此后,广东、浙江、江苏、四川、黑龙江、宁夏、湖南等地相继出台推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政策。2020年12月26日,随着《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招投标评定分离办法(试行)的通知》(厦建筑〔2020〕133号)的印发,厦门市开始试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2023年11月30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福建省水利厅在联合印发的(闽发改规〔2023〕7号)中提出:“规范‘评定分离’模式,采用‘评定分离’模式的项目,应当公开项目定标要素评审标准及分值、进入确定中标人程序的定标候选人名单等信息,不得在评标定标环节排斥民营企业投标人”,即首次在福建省省级层面认可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并提出相应的规范性意见。 在国家层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其发布的《建筑市场监管司2015年工作要点》(建市综函〔2015〕12号)之“(八)优化建筑市场环境”中首次提出:“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招投标监管,重点研究‘评定分离’、‘标后评估’等招投标改革举措,推进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招投标制度改革。”2019 年12 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其印发的(建市规〔2019〕11号)中进一步提出:“探索推进评定分离方法,招标人应科学制定评标定标方法,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由招标人择优确定中标人”,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探索推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 但是,上述探索推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的依据,均在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文件。然而,该等文件与上述的规定,明显存在冲突,推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存在的合法性即其法理缺陷因而备受争议,并广为人知。 同时,依据的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依据前述规定,在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采用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因明显属于不按照规定即不依据上述的规定确定中标人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责令改正、罚款、处分),但因其推行的主要依据系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文件,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可能对于遵守自己制定的文件之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如此又明显存在有法不依的行政执法窘境。对于违反前述的明确规定而应当给予的行政处罚,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却不予以实施,实际上亦明显有损法制的统一与法律的权威。 (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在立法层面的实践情况 为解决评定分离招标方式与上位法冲突或者有法不依等在客观上存在的行政执法窘境,部分省、市通过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或者经济特区法规的立法方式,试图在立法层面予以解决,但亦仍然均存在合法性不足或者规定不全面等问题。 1.江西省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早在2014年7月25日,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即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使用民营资金为主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可以采用评定分离的方式进行评标、定标,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报告后,招标人组建定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2018年5月31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的《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四十条仍然作出与上述规定相同的规定。 但是,江西省的上述地方性法规,相当于仅系对以及有关定标方式之规定的重申,其规定的使用民营资金为主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即已不属于规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而言,并未在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作出突破性的规定。 2.黑龙江省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2022年11月3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的规定:“推行评定分离方式。实行评定分离的,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评标方法和定标方法。评标方法应当明确评标委员会的评审内容、程序和推荐方式等;定标方法应当按照科学、规范、民主决策原则,明确定标人员组成、择优要素、定标方式和定标程序等。评标委员会按照评标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按照定标方法择优确定中标人。” 黑龙江省制定的上述地方性法规,虽然对推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作出全面性的规定,即针对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亦明确规定允许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但依据(以下简称)第八十二条有关“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以及第九十九条第二款有关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黑龙江省制定的上述地方性法规之规定,明显与上述的规定存在相抵触的情形,依据的前述规定,应当属于无效的规定,或者在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疑问。 3.江苏省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2018年2月11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其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符合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的,其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其第三十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招标人可以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一)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招标;(二)工程总承包招标;(三)省有关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规定可以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的其他项目。” 显然,江苏省的上述规定,虽然系以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对有关评定分离招标方式作出规定,但依据有关“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该等以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作出的规定,明显在效力等级上低于上述作为行政法规的的规定,其在合法性上同样存在重大疑问。 4.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2011年12月27日,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修订的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适用本条例。企业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依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纳入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范围的工程项目,其招标投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适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应当遵循下列规定:……;(七)采购人根据评标定标分离的原则在评审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中标供应商范围内确定中标供应商或者对评审委员会根据授权确定的中标供应商予以确认;……。”2019年4月24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正时,保留前述规定。 2022年9月29日,珠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其第七条规定:“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行‘评定分离’制度,将建设工程项目的评标过程分为评审和定标两个阶段,采用简化程序招标的除外。” 依据有关“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以及其第一百零一条有关“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的规定,作为与厦门经济特区同样享有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深圳、珠海,其分别针对政府采购领域公开招标中根据评标定标分离的原则进行定标、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必须实行评定分离制度作出规定,属于其根据授权对行政法规即上述作出的变通规定,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再适用后者规定。但是,显而易见,该等变通规定,在深圳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政府采购领域中的公开招标程序,在珠海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其仍然未对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作出变通规定,在适用范围上明显不够全面。 与上述各种规定不同的是,规定:“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可以实行评定分离。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由此可见,的前述规定,在立法权力的来源上因具有的法定授权而充分,在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亦更为全面,因而可以称为全国首部将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全面合法化的法规。 可能不足的是,使用的“建设工程”之概念尚不够全面。依据有关“所称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等的规定,使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概念,从而将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的招标范围一并规定在内,更符合该条例立法本意。同时,如上所述,在不属于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中,是否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上本来就不存在禁止性的强制性规定,将的第八条规定一并修改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可以实行评定分离。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可能更为适宜。 二、涛声依旧:对招标实践的成熟经验与广泛做法进行立法规范 (一)重申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强制性规定 规定:“依法必须实行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禁止直接发包。招标发包的,应当依法采取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方式。” 上述规定中,实际上只是对有关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以及第十条第一款有关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等规定的重申,除了在表述上存在部分差异外,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二)将招标实践中允许对一次装修进行分部招标的做法合法化 规定:“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可以发包给一个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分别发包。施工发包中,发包单位不得将一个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分别发包,但是基础工程、装饰装修工程、专业设备工程除外。” 上述规定中,第一句的规定同样只是对等上位法相关规定的重申,但其第二句的规定,则是对招标实践中实际上允许对一次装修进行分部招标的做法在立法上予以了肯定。规定:“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建市规〔2019〕1号)第六条第五项对该等肢解发包的违法发包行为,进一步细化规定为“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情形。但是,同样作为经济特区法规的即已经规定:“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可以采用项目工程招标、单位工程招标、特殊专业工程招标等办法。但对单位工程,除基础、二次装修、专业设备的分部工程因特殊原因可以实行分部招标外,其他不得进行肢解招标。”可见,在厦门经济特区,早就已经允许对二次装修因特殊原因实行分部招标。然而,在招标实践中,行政监督部门实际上一般允许对属于建筑工程分部的建筑装饰装修即一次装修进行招标,且无提供存在“因特殊原因”的相关证明材料的要求,上述规定中的第二句规定即肯定了该等做法。 (三)从加强和便于行政监督的角度将相关行政监督做法合法化 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应当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交易,招标人应当最迟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规定的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第五十一条规定:“招标人违反本条例第七条,未按照规定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交易或者未及时将规定的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招标实践中,行政监督部门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实施监督的两大重要途径,在于俗称的“进场交易”以及行政监督平台。 在“进场交易”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39号)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应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闽建〔2025〕17号)第十五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实施,并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厦门市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列入《目录清单》内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应当纳入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并做好拓展其他类项目‘应进必进’工作,做到‘平台之外无交易’”。但是,前述规定针对的均仅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而非“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且均未规定或者无权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交通运输部令第11号)第六条第一款虽然明确针对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规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入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场所或者授权的其他招标投标交易场所开展招标投标活动”,但其亦未对此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规定的招标文件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方面,尽管(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不得设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招标文件审查等前置审批或审核环节。对实行电子招标投标的项目,取消招标文件备案或者实行网上办理”,但(闽建〔2025〕5号)第十二条规定:“招标人应当最迟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等材料上传省行政监督平台,接受项目招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上传材料包括:……。”由此可见,将规定的招标文件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实际是变相要求进行招标文件备案,在合法性上存疑。 作为具有对上位法作出变通规定之法定权力的经济特区法规,作出的上述规定,在立法上肯定“进场交易”与将规定的招标文件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对加强和便于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其对该两种监督途径的规定,解决了其合法性的问题,且其专门对此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进一步保障行政监督的强制效力。 (四)进一步明确项目负责人属于中标合同的主要条款 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按照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项目负责人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 相较于有关“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的规定,的上述规定,主要不同点在于进一步明确项目负责人属于中标合同的主要条款,且依据的前述规定,其因而亦属于不得背离的合同实质性内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招标文件中尤其是在招标文件的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如果其已经就变更项目负责人作出明确规定的,在中标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变更项目负责人的,因仍然属于对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内容的遵守,不能将其认定为实质性的变更行为。 三、总体评价:虽稍显不够完美,但值得大力肯定 (国办发〔2024〕21号)第四条第七款提出:“厘清专家评标和招标人定标的职责定位,进一步完善定标规则,保障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特点和需求依法自主选择定标方式并在招标文件中公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制定的《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发改法规〔2025〕135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对定标负主体责任。招标人应当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招标文件明确的定标要素及优先顺序,自主研究确定中标人。招标人要对定标活动实行全过程记录和可追溯管理。” 总体上,在已经将“实现建设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列入建筑活动范围的情况下,其却仍然在招标投标相关规定中使用建设工程的概念,在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上仍然有待完善而稍显不足,但其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较为简洁明了,较好地避免了大量重复上位法规定的情形,其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立法的法定优势,实现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在厦门的全面合法化,符合上述国务院办公厅意见以及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制定的指引意见,有利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且其对招标实践中具有合理性但欠缺合法性的成熟经验与广泛做法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厦门经济特区立法的主动作为与积极担当,为全国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立法提供厦门样板。
引言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深化实施的双重背景下,中东欧地区正成为中国新能源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作为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关键节点国家,凭借其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禀赋、积极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导向以及加入欧盟的战略需求,为光伏项目的开发提供了可观的市场空间。然而,波黑独特的“一国两实体三族共治”政治架构、碎片化的行政审批体系以及欠缺透明度的商业环境,使得项目前期开发面临远超一般海外市场的法律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近期,波黑莱加利与莫斯塔尔地区光伏试点项目的前期推动经验引起业界关注。该项目在选址评估、行政许可获取、土地权属协调、电网接入谈判及投资架构设计等环节积累了具有实务参考价值的开发策略。在本文中,道可特国际业务团队拟以该项目为切入点,结合波黑新能源领域的法律框架与中资企业的实操经验,从项目开发的全流程视角系统分析海外光伏项目前期推动的核心法律问题与风控路径,以期为从事国际能源投资的企业和法律服务机构提供参考。 一、波黑新能源市场的制度背景与投资机遇 (一)能源结构转型的政策驱动 波黑的电力结构长期以火电和水电为主导。根据波黑国家电力调节委员会的统计数据,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约 4600MW,其中大型水电和火电合计占比超过 90%,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极为有限。然而,波黑政府将加入欧盟作为基本国策,而欧盟对候选国在可再生能源占比方面设有明确的准入门槛。为满足这一要求,波黑于 2018 年颁布,并于 2020 年修订《可再生能源行动方案》,为风电和光伏分别设定了 840MW 和 825MW 的上限配额。截至近年,光伏配额的实际利用率仍然较低,这意味着波黑光伏市场存在显著的增量开发空间。 与此同时,波黑参与的《能源共同体条约》和《西巴尔干六国倡议》等多边框架,正在推动其电力市场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对接。波黑国内电力生产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剩,约 30% 的发电量用于出口周边欧洲国家。随着跨境输电网架的扩建和区域电力市场的深化整合,波黑新能源所发电力的消纳条件将持续改善。对于寻求欧洲市场切入点的中国光伏企业而言,波黑不失为一个兼具政策红利和市场潜力的投资目的地。 (二)太阳能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 波黑太阳能资源总体优于欧洲平均水平,年等效利用小时数约在 1841 至2353 小时之间,全国大部分地区年总辐射量约为 1240 至1600 千瓦时/平方米。其中,西南部高原山地地区——包括莫斯塔尔、比莱恰、莱加利等——的光照条件最为理想,是大规模光伏电站开发的优选区域。莫斯塔尔地处黑塞哥维那地区核心,地中海气候特征显著,日照时间长、辐射强度高,兼具平坦地形和相对完善的交通及电网基础设施,因此成为多个光伏项目的集中布局地点。 二、波黑政治体制与行政审批的法律复杂性 (一)“一国两实体”的权力分割格局 理解波黑项目开发的法律环境,首先需要把握其独特的政治体制。根据 1995 年《代顿和平协议》确立的宪政框架,波黑由两个高度自治的实体组成:波黑联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和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此外还有布尔奇科特区(Brčko District)作为独立行政单元。两个实体各自拥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在经济政策、税收制度、土地管理以及能源监管等领域享有广泛的自治权。 这种权力分割格局对新能源项目开发的影响极为深远。以光伏项目为例,项目位于不同实体或跨实体边界时,所适用的审批程序、环评标准、土地制度和电价机制可能完全不同。莱加利位于塞族共和国境内,而莫斯塔尔位于波黑联邦的黑塞哥维那 - 内雷特瓦州,两地的项目开发需要分别遵循各自实体层面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这大幅增加了合规管理的复杂性和前期推动的时间成本。 (二)多层级、碎片化的审批流程 波黑的能源项目行政审批涉及国家级、实体级和市镇级三个层面的主管机构。在国家层面,波黑电力调节委员会(State Electric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 SERC)负责跨实体电力输送和批发市场的监管;在实体层面,波黑联邦能源调节委员会(FERK)和塞族共和国能源调节委员会(RERS)分别管辖各自辖区内的电力项目许可、电价审批和并网监管;在市镇层面,城市规划许可、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和建设许可等事项由地方政府负责。 从项目开发的实操角度,一个典型的波黑光伏项目前期许可流程大致包括:选址确认与土地权属核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与审批、能源许可证(Energy Permit)申请、城市规划许可与建设许可获取、电网接入协议签署以及购电协议(PPA)谈判与签署等环节。各环节之间存在复杂的前后依赖关系,任何一个节点的延迟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实务中,中资企业反映,波黑行政审批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较差,审批时限缺乏刚性约束,基层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这些因素构成了项目前期推动的主要障碍。 三、项目前期开发的核心法律问题与风控策略 (一)土地权属与使用权的获取 土地问题是波黑光伏项目前期开发中最为棘手的法律难点之一。波黑的土地登记制度在战后重建过程中遗留了大量历史问题:产权登记记录不完整、部分区域存在多重权利主张、战时流离失所人口的土地返还诉求尚未完全解决等。对于大规模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企业通常需要整合大面积连片土地的使用权,这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产权核查、权属纠纷风险评估和多方协商谈判的挑战。 在莱加利与莫斯塔尔项目的前期推动中,项目团队采取的策略包括:第一,在选址阶段即委托当地律师对拟用地块进行全面的产权尽职调查,核查土地登记簿(Cadastral Records)和法院不动产登记记录,识别抵押、查封、优先购买权等权利负担;第二,对于涉及国有或市镇所有土地的项目用地,通过政府授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或长期租赁方式获取使用权,并在协议中锁定租期和费率调整机制;第三,在合同架构中设置土地权属瑕疵的陈述保证条款和补偿机制,以防范交易完成后因土地问题引发的法律风险。 (二)环境影响评价与社区关系管理 波黑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参照了欧盟的 EIA 指令框架,但在实施细节上各实体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装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光伏电站项目需要进行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评报告并提交主管环境部门审批。审批过程中通常包含公众参与环节——利害关系方有权对项目提出异议。实务经验表明,环评阶段的公众参与不应被视为程序性障碍,而应成为企业主动进行社区关系管理的重要契机。 莫斯塔尔项目的前期经验显示,在环评程序启动前即与项目所在地的社区代表和地方官员进行充分沟通,介绍项目的经济带动效应(如当地就业、税收贡献、基础设施改善等)和环境效益(如减碳、减排、促进能源转型等),能够有效降低公众反对的风险。此外,在项目设计中预留一定比例的社区利益共享机制——例如向当地社区提供一定的优惠电价或设立专项发展基金——也被证明是化解社区阻力的有效手段。 (三)电网接入与购电安排 电网接入是光伏项目能否成功落地的关键瓶颈之一。波黑全国输电线路由 110 千伏、220 千伏和 400 千伏网架组成,总长度约 6457 公里,由波黑电网管理公司统一运营。但配电网的管理则分属不同实体的配电公司。光伏电站的并网方案需要根据项目容量和所在区域,分别与输电或配电运营商签署电网接入协议(Grid Connection Agreement),明确接入点、接入容量、技术标准及费用分担等核心条款。 在购电安排方面,波黑现行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以参考电价(Feed-in Tariff)为主,对符合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给予固定期限内的保底收购电价。然而,随着波黑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区域电力市场整合的深化,电价机制正在经历从固定电价向竞价上网(Auction-based)模式的过渡。企业在项目开发阶段需要密切关注电价政策的演变趋势,评估不同购电安排模式——包括参考电价、企业 PPA 和跨境绿电交易等——的适用性和风险收益特征,在项目财务模型中充分考虑电价波动对投资回报的影响。 (四)投资架构设计与外资准入 波黑对外国投资总体持开放态度,外国投资者依法享有与国内投资者同等的待遇。但在实际操作中,投资架构的设计仍需要考虑多重因素:税务效率(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预提税以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适用)、资金跨境流动的便利性、投资保护条约的覆盖范围、以及项目融资结构的可行性等。 从已有的中资企业投资实践来看,通过设立中间控股公司(SPV)进行间接投资是较为常见的架构选择。例如,北方国际在投资波黑科曼耶山光伏项目时,即通过其匈牙利子公司收购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完成投资。选择匈牙利作为中间控股平台,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匈牙利与波黑之间签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可以为投资提供条约层面的保护;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其公司在波黑的市场准入和经营活动方面可能享有更为便利的待遇;此外,匈牙利较为成熟的金融和法律服务体系也便于项目后续的融资安排和退出操作。 值得提示的是,中国与波黑之间虽然已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该协定的条款内容和保护力度与现代 BIT 标准存在一定差距。企业在架构设计中应当综合评估不同投资路径下可获得的条约保护水平,必要时通过第三国 SPV 来“条约规划”(Treaty Planning),以确保在投资争议发生时能够获得充分的国际法救济。 四、项目开发中的特殊法律风险及应对 (一)政治与政策风险 波黑的三族共治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政策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联邦层面和实体层面的政府更迭、民族政治博弈以及欧盟入盟进程中的政策调整,都可能导致能源政策和外资待遇发生变化。对于投资周期长达 20 至25 年的光伏发电项目而言,政策稳定性是决定投资回报的关键变量。企业应当通过争取政府层面的投资保障函件、在特许经营协议中纳入稳定化条款(Stabilization Clause)、以及购买政治风险保险(如 MIGA 担保或中国信保的海外投资保险产品)等方式,建立多层次的政治风险防线。 (二)反腐败与合规风险 波黑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中排名长期处于中下游水平。项目前期推动涉及大量与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交互,企业面临的反腐败合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企业在波黑开展业务时,不仅需要遵守波黑本国的反腐败法律,还可能因为项目涉及国际金融机构融资(如 EBRD、世界银行等)而需要满足更高标准的合规要求。此外,如果企业在美国或英国有业务触点,还需要关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和英国《反贿赂法》(UKBA)的域外管辖效力。 在合规管理层面,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代理人和中间商管理制度,对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反腐败尽职调查,严格规范与政府官员的交往行为,并建立内部举报和合规审计机制。莱加利与莫斯塔尔项目的经验表明,聘请当地声誉良好的律师事务所作为行政许可代理,既能提高审批效率,又能在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建立合规的沟通渠道,有效降低不当利益输送的风险。 (三)争议解决机制的预设 海外投资项目的争议解决机制设计应当在项目开发初期即予以重视。在波黑投资的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争议类型包括: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行政许可争议和特许权争议、与合作伙伴之间的股东纠纷、与承包商之间的工程建设纠纷、以及与购电方之间的合同履行争议等。对于不同类型的争议,应当设计差异化的解决机制。 一般而言,商事争议建议在投资协议和股东协议中约定国际仲裁条款,以 ICC、LCIA 或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VIAC)等仲裁机构为优选。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在中东欧地区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对于波黑项目而言可能是兼顾各方接受度的务实选择。对于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企业应当确保投资架构能够触发可适用的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条约,以便在必要时启动投资者 - 国家争端解决(ISDS)程序,向 ICSID 或 UNCITRAL 仲裁庭提起仲裁。 五、中资企业波黑光伏项目开发的实务建议 第一、强化前期尽职调查的深度与广度。波黑项目的前期尽职调查不能仅停留在法律和财务层面,还应当涵盖政治风险评估、社区关系摸底、环境基线调查以及电网技术可行性分析。建议企业在项目可研阶段即组建跨学科的尽调团队,聘请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当地经验的法律、财务和技术顾问。 第二、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框架和政策性金融工具。波黑项目的推进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和中国 - 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政策支持。在融资层面,企业可以考虑引入丝路基金、中国 -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政策性资本,以及 EBRD、IFC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项目融资,后者不仅能够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其参与本身也是项目质量和合规标准的背书。 第三、重视本地化运营和政府关系管理。波黑项目的成功开发高度依赖与各级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有效互动。企业应当建立常态化的政府沟通机制,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和商会活动,通过赞助或参与当地社区发展项目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伊沃维克风电项目被波黑政府授予 2022 年度最佳外国投资者奖的经验表明,良好的政府关系和社会声誉是项目持续运营的重要保障。 第四、建立动态合规管理体系。鉴于波黑法律环境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企业应当建立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动态合规管理体系,持续跟踪波黑国家及实体层面的法律法规变化、欧盟能源政策的传导效应以及国际制裁等外部风险因素的演变。合规管理不应仅是法务部门的职责,而应成为项目管理团队的核心能力之一。 结语 波黑光伏市场的开发机遇与法律挑战并存。莱加利与莫斯塔尔光伏试点项目的前期推动经验表明,在制度环境复杂的中东欧市场,项目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方案的优劣,而在于对东道国法律框架的精准把握、对多层级行政体系的有效沟通以及对系统性风险的前瞻性管控。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以战略耐心和法治思维应对项目前期的复杂局面,将前期推动的投入视为长期投资回报的保障。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波黑新能源项目的成功开发不仅是企业层面的商业实践,更是中国 - 中东欧合作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地。道可特国际业务团队认为,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携带技术优势和资本实力参与波黑可再生能源开发,既能够助力波黑实现其欧盟入盟进程中的能源转型目标,也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化布局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合规经营、深耕本地、共享共赢,是中资企业在波黑乃至整个中东欧新能源市场行稳致远的根本之道。
一、国家基本概况与投资风险概览 冈比亚位于非洲西部,为非洲大陆面积最小的内陆国家(西临大西洋),国土面积 11295 平方公里,人口约 242 万。该国资源相对贫乏,已探明矿产有钛、锆等混生矿及高岭土,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经济以农业、旅游业为主,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类发展指数排名靠后。 自 1965 年独立以来,冈比亚政局长期稳定,2021 年巴罗总统连任后,对外政策积极开放,与国际社会广泛交好。社会文化方面,全国有多个民族,官方语言为英语,90% 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保留着独特的宗教习俗与社交礼仪。教育及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法律风险评估角度,冈比亚虽社会安定、投资门槛较低,但存在市场规模小、人才短缺等问题,投资者需提前评估其经济基础与配套能力。 二、投资环境法律风险评估 冈比亚经济结构单一,农业产值占 GDP 的 23.7%,工业基础薄弱(以农产品加工为主),旅游业为外汇主要来源之一,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约 23.4 亿美元,通胀率虽有所下降但仍需警惕。该国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位置偏后,投资吸引力主要集中在特色产业领域。 在金融与货币环境方面,使用货币为达拉西(GMD),可自由兑换但不能与人民币直接结算,汇率近年持续走低。外汇管理宽松,资金汇进汇出基本自由,但大额转账需备案。银行体系以外资银行为主,融资渠道有限,借款利率较高,外国企业融资难度较大。 在劳动力与要素成本方面,劳动力资源充裕,15-64 岁工作年龄人口占比 56.2%,但技能素质普遍不高,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社保公积金由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 10%、员工缴纳 5%。土地属国家所有,工业用地售价 50-150 美元 / 平方米,建筑材料多依赖进口,成本偏高。 在基础设施与能源供应方面,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电网覆盖率仅 40%,停电现象频繁;公路网络以沥青路和土路为主,无铁路;水运依赖班珠尔港,空运仅有机场一座。基础设施短板对项目运营效率影响显著,投资者需提前规划备用方案。 三、外资准入与税收法律制度解析 冈比亚实行国民待遇原则,通过《投资和出口促进局法案(2015)》规范外资管理,未设专门外商投资法。政府鼓励外资进入农业、能源、渔业、旅游业等优先领域,允许外资以独资、合资等方式投资,部分领域可采用 PPP 模式合作。 外资优惠政策明确:投资额达 25 万美元的优先领域项目,可享 5 年免税期(含企业税、预扣税等);出口加工区企业出口 80% 以上产量,可长期豁免消费税、进口税等;重点区域投资企业免税期可延长至8 年。 税收体系方面,实行属地税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7%(或营业收入的 2%,以较高者为准),增值税标准税率 15%,个人所得税按梯度征收。此外还设有资本收益税、印花税、社会保险税等税负,企业需按时履行申报义务,避免滞纳风险。 四、土地、劳动与环境保护法律要点 在土地与劳动用工方面,外资企业可通过租赁或购买习俗性土地获取使用权,租赁期限一般为 50 年,农业相关用地承包政策灵活。劳动法要求企业优先雇用本地员工,外籍劳务占比不超过员工总数的 20%,需办理工作许可且每年更新,工作许可有效期有限制。企业须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保。 在环境保护与知识产权方面,《国家环境管理法》要求所有投资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污染行为将面临罚款或监禁。冈比亚通过《工业产权法》《版权法》保护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最高可处 50 万达拉西罚款或 3 年监禁。 在商业贿赂与工程承包方面,法律禁止公职人员受贿,但商业贿赂条款执行力度不足。工程承包需遵守国际招标程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出资项目要求与当地企业组成联营体,中国企业需注意特定资金来源项目的投标限制。 五、投资法律风险总结与建议 冈比亚虽具备政策优惠、社会安定、中冈双边关系良好等优势,但投资环境仍面临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短缺、法律执行效率不高、汇率波动等挑战。中国企业如拟进入冈比亚市场,应在投资前开展全面尽职调查,重点核实土地权属、行业准入限制等关键事项,制定完善的风险预案。 运营过程中,需严格遵守当地劳动、环保、税收等法律法规,优先聘用本地员工并加强技能培训,建立内部合规体系防范贿赂与侵权风险。同时,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尊重当地宗教习俗,加强与政府、社区的沟通协调,必要时借助专业法律机构与使领馆资源。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其从“政策试验田”全面迈向“海关监管特殊区域”的新阶段。此次封关的核心是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新型管理制度。作为税务从业者,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这一里程碑事件背后,是一套空前复杂、深度优化的税收政策体系的系统性落地。本文旨在从税务专业视角,深入剖析封关后税收政策的核心变化、对内地企业的影响,以期为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决策参考。 1 封关的税务内涵:从“政策清单”到“制度体系”的跃升 在税务视角下,“全岛封关”远非简单的物理围栏或通关流程变化,其本质是税收管辖权和税收政策适用边界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海南全岛被整体确立为一个独立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从而在法律和征管层面,清晰界定了“境外-海南自贸港-内地”的三重税收关系。 “一线”放开:指海南与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封关后,“一线”税收管理的核心特征是“零关税”的普遍化与便利化。除极少数商品外,绝大多数货物进入海南将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二线”管住:指海南与内地之间。税收管理的核心是防止税收套利,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税制公平。从海南进入内地的货物,将根据其是否享受了海南的税收优惠,进行差别化的税收征管;如果享受了“零关税”优惠,则货物在进入内地后,享惠主体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按进口料件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以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 “岛内自由”:指在海南岛内,享受“零关税”等政策的货物可以在符合条件的享惠主体之间自由流通,免于补缴进口税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这极大地降低了岛内产业链的物流与税务成本。 这一架构意味着,海南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过去分散的、清单式的试点,升级为覆盖全岛、系统集成的制度化安排。 2 核心税收政策变革的深度解读 1、“零关税”政策主要限于享惠主体间自由流通、买卖、加工等,免于补税,可以激活岛内要素市场,促进了二手设备、剩余料件的盘活,为构建紧密的产业集群奠定税收基础。 2、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松绑”:政策是引导海南发展实质性加工制造、避免“空转”和“贴牌”的核心税收杠杆。 1)允许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经过生产工序上下游不同的备案企业加工制造产生增值的合并计算:例如,A企业生产半成品(增值20%),销售给岛内B企业继续生产成品(再增值15%),整体增值率超过30%,该成品销往内地即可免关税。累计情形下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计算公式为:〔(货物内销价格-∑参与累计企业进口料件价格-∑参与累计企业境内采购料件价格)/(∑参与累计企业进口料件价格+∑参与累计企业境内采购料件价格)〕×100%≧30%。 但是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货物内销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免征进口关税: (一)进口料件或其加工后制成品属于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加征关税均获得排除的除外)的。(二)仅经过掺混(含掺水、稀释等)、粘贴标签、更换包装、分拆、组合包装、削尖、去壳、简单研磨或者简单切割等一种或多种微小加工或者处理的。微小加工由海南省商务厅会同海南省内相关单位认定。(三)其他按有关规定应当征收进口关税的。 2)“双15%”所得税优惠的持续赋能:符合条件的鼓励类产业企业,企业所得税执行15%的优惠税率;符合条件的个人,个人所得税执行最高15%的优惠税率政策,这在封关后将继续实施并发挥“强磁场”作用。 3 多维视角下的税务影响分析 不同的市场主体,面临的税务机遇与挑战截然不同: 1、对岛内企业与新增投资者: 产业链主导型企业面临重大机遇,可利用加工增值政策优化,重新规划生产布局,将高附加值环节放在海南,并积极整合岛内上下游,以享受合并计税红利。 高科技与制造业企业:除了“零关税”降低设备成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全国性政策可与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享受。 总部经济企业:相关的控股公司、结算中心可充分利用低税率和日益便利的跨境资金流动政策,进行税务架构优化。 2、对岛内居民与高端人才: 消费层面:离岛免税政策同步升级,岛内居民消费选择更丰富。 人才层面:符合条件的个人,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部分予以免征的政策,是吸引高端紧缺人才的直接工具。税务部门正通过精准辅导确保政策直达。 3、对内地企业: 供应链成本:从海南采购经过深加工增值免关税的货物,可能获得比直接进口更低的成本。 投资机会:可考虑在海南设立分支或子公司,作为进口特定“零关税”原材料或设备的平台,但如果不加工或者浅加工,销往内地还是要补交关税的。 4 税务遵从新挑战 对市场主体而言,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在拥抱政策红利与严守合规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建议企业: 1.进行全面的税务健康诊断,重新评估全球或全国供应链布局,测算将部分环节置于海南的税务效益。 2. 建立与海南税务、海关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利用其提供的精准辅导服务,确保业务模式与税收优惠条件相匹配。 3. 升级内部税务管理系统,特别关注供应链全链条的税务数据管理与文档留存能力,以应对加工增值等复杂政策的合规要求。 展望未来,封关仅是起点。根据官方表述,现有政策(如个人所得税优惠)将执行至2027年底,而更宏大的“简税制”改革已在蓝图之中。这意味着,未来的税制可能会进一步简并,税收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动态调整。唯有深刻理解封关税收政策的制度逻辑,具备前瞻性的税务规划视野和扎实的合规内功,才能真正驾驭这场历史性的税收变革,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企业竞争优势与发展动能。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低空智联网等新装备、新技术的迭代更新,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低空经济话题热度不减,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受限于缺少国家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低空经济在地域上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在运营上暴露出“多头管理”与“管理空白”并存的短板,各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存在发展不统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现象,导致省际协同发展难度较大等问题。 低空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恰好折射出我国低空经济法正处在起步的现实。所谓低空经济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低空经济促进法”“低空经济发展法”等近似概念,其实质是以等国家立法为核心,国家政策和法规为支撑,地方性相关政策、立法为补充,覆盖通用航空领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领域,旨在协调空域使用与飞行规则的冲突、知识产权纠纷,防范数据与隐私安全风险、合同履行与经营合规风险,明确环境影响责任及其救济的多部门协同监管法律体系。可以预见,伴随着低空经济巨大市场潜力的释放,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必将倒逼低空经济法迅速体系化,从而弥补监管空白,为低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低空经济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空域管理、适航认证、飞行安全、数据保护等,其法律需求既凸显出多样性特点,也难以避免立法碎片化的弊端。 低空经济也是一种地方经济,地方政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立法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应走上探索型地区低空经济发展法治化路径。“而地方立法则存在效力不强、标准不一和责任规范不明确的问题,有时甚至形成了地方间的‘政策壁垒’”,而地方立法的差异化极易导致立法冲突。例如,北京市要求无人机飞行需提前24小时申报,深圳市则实行当天报备制。此种地区间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导致各个涉及低空经济的企业在跨区域运营时需反复调整,增加运营成本和合规成本。比如,现有地方性涉低空经济的相关规范暴露出名词定义不一致、旧规定与新规定冲突等问题。正是洞察到国家层面涉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滞后与不足,深圳不仅较早布局成为我国低空经济的“领跑者”,而且通过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低空经济立法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健全的法治保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当前低空经济的业态创新已突破传统法律体系的规制边界,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特性,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我们应当遵循“风险敏感度优先”原则,引入预防型立法理念,建立前瞻性规则,基于防范潜在低空风险和维护低空空域安全,让区域协同立法率先履行公共机制应履行的风险监管职责,率先在空域碰撞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等领域形成突破性条款,有效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有效防控飞行安全隐患,破除不同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的痼疾,从而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间营商环境和市场体系,为全国性立法积累经验。 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创新的法律治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法理层面呈现出多维度的价值与意义。从空间立法的路径延续,到弥补国家与地方立法的不足,再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区域协调以及鼓励创新,每一个方面都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低空经济区域协同立法的法理逻辑。 较之传统航空业态的高度综合性、技术密集且资本密集特性,低空产业具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数实融合等特点,已经成为不少地区经济的增长热点。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协同立法成为应对区域一体化和区域低空经济规制难题而提出的一种法治对策。但在国家经济发展承压趋势加大的背景下,地方低空经济政策与立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冲突。以“规划”“实施意见”“发展指南”等为依托的低空经济治理主导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地方为中心的单向型、松散型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基于自然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同,低空经济立法涉及区域内各地方主体的利益博弈,集中表现为地方立法主体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仍存在诸多发展障碍。 低空经济的区域协同立法应当采取渐进式的立法模式,具体的步骤可以分为前期调研与准备、试点先行与推广几部分。 在前期调研与准备阶段,应当组建多领域的专门团队,研究当前低空空域的管理模式,包括空域划分、使用规则、审批流程等,识别管理中的“多头管理”和“管理空白”问题,研究其他国家在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地方实际的立法框架和实施方案。评估低空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包括通航机场、起降站、空域管理信息系统等,识别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为地方协同立法提供支持。广泛征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了解各方对低空经济立法的需求和建议,以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低空经济领域发展状况呈现出地区之间的差异化态势,部分地区对于低空经济开发已有一定的实践探索经验。例如福建依托其旅游资源开发的低空旅游经济,上海依托其eVTOL领域技术优势发布了《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深圳也为其无人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发布了《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以这些富有低空经济实践经验的区域为基础,结合周边区域之间的地理、经济、政治等区位关系,试点先行低空经济协同立法。在试点地区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逐步建立低空经济的地方性协同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低空空域的划设、使用规则和飞行审批程序。建立试点工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评估试点地区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确保试点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根据试点经验,逐步扩大协同立法的覆盖范围,动态调整和优化法规,适应不断变化的低空经济发展形势。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低空智联网等新装备、新技术的迭代更新,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低空经济话题热度不减,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受限于缺少国家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低空经济在地域上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在运营上暴露出“多头管理”与“管理空白”并存的短板,各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存在发展不统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现象,导致省际协同发展难度较大等问题。 低空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恰好折射出我国低空经济法正处在起步的现实。所谓低空经济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低空经济促进法”“低空经济发展法”等近似概念,其实质是以等国家立法为核心,国家政策和法规为支撑,地方性相关政策、立法为补充,覆盖通用航空领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领域,旨在协调空域使用与飞行规则的冲突、知识产权纠纷,防范数据与隐私安全风险、合同履行与经营合规风险,明确环境影响责任及其救济的多部门协同监管法律体系。可以预见,伴随着低空经济巨大市场潜力的释放,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必将倒逼低空经济法迅速体系化,从而弥补监管空白,为低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低空经济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空域管理、适航认证、飞行安全、数据保护等,其法律需求既凸显出多样性特点,也难以避免立法碎片化的弊端。 低空经济也是一种地方经济,地方政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立法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应走上探索型地区低空经济发展法治化路径。“而地方立法则存在效力不强、标准不一和责任规范不明确的问题,有时甚至形成了地方间的‘政策壁垒’”,而地方立法的差异化极易导致立法冲突。例如,北京市要求无人机飞行需提前24小时申报,深圳市则实行当天报备制。此种地区间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导致各个涉及低空经济的企业在跨区域运营时需反复调整,增加运营成本和合规成本。比如,现有地方性涉低空经济的相关规范暴露出名词定义不一致、旧规定与新规定冲突等问题。正是洞察到国家层面涉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滞后与不足,深圳不仅较早布局成为我国低空经济的“领跑者”,而且通过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低空经济立法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健全的法治保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当前低空经济的业态创新已突破传统法律体系的规制边界,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特性,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我们应当遵循“风险敏感度优先”原则,引入预防型立法理念,建立前瞻性规则,基于防范潜在低空风险和维护低空空域安全,让区域协同立法率先履行公共机制应履行的风险监管职责,率先在空域碰撞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等领域形成突破性条款,有效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有效防控飞行安全隐患,破除不同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的痼疾,从而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间营商环境和市场体系,为全国性立法积累经验。 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创新的法律治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法理层面呈现出多维度的价值与意义。从空间立法的路径延续,到弥补国家与地方立法的不足,再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区域协调以及鼓励创新,每一个方面都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低空经济区域协同立法的法理逻辑。 较之传统航空业态的高度综合性、技术密集且资本密集特性,低空产业具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数实融合等特点,已经成为不少地区经济的增长热点。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协同立法成为应对区域一体化和区域低空经济规制难题而提出的一种法治对策。但在国家经济发展承压趋势加大的背景下,地方低空经济政策与立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冲突。以“规划”“实施意见”“发展指南”等为依托的低空经济治理主导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地方为中心的单向型、松散型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基于自然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同,低空经济立法涉及区域内各地方主体的利益博弈,集中表现为地方立法主体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仍存在诸多发展障碍。 低空经济的区域协同立法应当采取渐进式的立法模式,具体的步骤可以分为前期调研与准备、试点先行与推广几部分。 在前期调研与准备阶段,应当组建多领域的专门团队,研究当前低空空域的管理模式,包括空域划分、使用规则、审批流程等,识别管理中的“多头管理”和“管理空白”问题,研究其他国家在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地方实际的立法框架和实施方案。评估低空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包括通航机场、起降站、空域管理信息系统等,识别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为地方协同立法提供支持。广泛征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了解各方对低空经济立法的需求和建议,以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低空经济领域发展状况呈现出地区之间的差异化态势,部分地区对于低空经济开发已有一定的实践探索经验。例如福建依托其旅游资源开发的低空旅游经济,上海依托其eVTOL领域技术优势发布了《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深圳也为其无人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发布了《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以这些富有低空经济实践经验的区域为基础,结合周边区域之间的地理、经济、政治等区位关系,试点先行低空经济协同立法。在试点地区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逐步建立低空经济的地方性协同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低空空域的划设、使用规则和飞行审批程序。建立试点工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评估试点地区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确保试点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根据试点经验,逐步扩大协同立法的覆盖范围,动态调整和优化法规,适应不断变化的低空经济发展形势。
前言 作为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的核心抓手之一,沙特政府着力打造了一批具有独立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经济特区(Economic Cities & Special Zones, ECZ),以便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提升本地化生产,推动沙特由“石油依赖型”向“多元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在空间安排上,各经济特区并非集中一隅,而是依据各地自然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进行均衡布点。为便于中国读者充分了解沙特各经济特区的实际情况。笔者团队拟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对沙特境内各主要经济特区逐一展开深度解读。每篇专题均将围绕区位优势、政策框架、产业导向、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投资案例等关键维度展开,并在必要时补充最新官方数据与实地调研细节,以期为读者提供连贯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景式资料。 本文从法律实务角度,分析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Riyadh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以下简称“SILZ”)的核心优势、准入条件、设立流程及税务合规要求,旨在为企业提供可操作的投资指引。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的独特优势 SILZ于2022年10月起正式运营。作为沙特首个国家级特殊经济区,SILZ地理位置优越,其政策亮点为外资全资控股、50年企业所得税豁免、资本自由汇出等。 (一)区位优势 SILZ坐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黄金十字”——距离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KKIA)仅8公里,通过一条保税走廊与机场相连,使企业能够无缝地进入机场基础设施和全球航线。此外,在SILZ综合物流特区,空运货物落地4小时即可清关入市;300万平方米的园区位于亚洲、非洲、欧洲交汇的航空8小时圈中心,可辐射50亿人口市场。 SILZ交通基础设施的优越性大幅缩短了企业将货物从机场运往市场的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2) (二)政策优势 1. 税收优惠 根据SILZ官方政策,其为入驻企业提供各类税收性政策优惠。具体包括:①企业所得税免征50年,免税期从企业获取SILZ的商业许可证开始计算,企业在此期间无需缴纳沙特标准企业所得税(现行税率为20%);②SILZ内企业进口原材料、设备、货物时免征关税;③SILZ内交易通常适用增值税零税率。SILZ区内及区外企业的税收政策差异如下图所示: 税种 SILZ内企业适用税率[1] SILZ外企业适用的常规税率 企业所得税 0%(50年) 20% 关税 0% 5%–25% 增值税 0% 15% 根据沙特增值税制度,增值税常规税率为15%,但SILZ提供特殊豁免政策,即在沙特本土与SILZ之间因维修、维护及售后服务而临时调拨的货物,可享受增值税全免政策;凡进入SILZ且用于指定经营活动(包括生产加工流程)的货物,均无需缴纳增值税。 在SILZ内注册并实际运营的企业,只要其最终产品以出口或在区内继续流转为主要去向,便可在增值税、关税及企业所得税等环节叠加享受“境内关外”政策,综合税负可无限趋近于零。相比之下,SILZ以外的企业即便能够申请出口退税,仍须承担进口环节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不可退抵税费,实际税负通常难以压至15%以下。由此可见,对于资本投入大、库存周转快且订单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供应链企业而言,进驻SILZ不仅意味着合规成本的边际递减,更能在税务端形成与区外竞争者之间高达15个百分点以上的“成本护城河”。 2. 100%外资持股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条例》(Statute Governing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以及沙特民航总局(General Authority of Civil Aviation, GACA)于2020年1月15日发布的《综合物流特区公司条例》(Companies Regulations for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在SILZ内设立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可由外国投资者100%持股,无需再寻找沙特籍股东或本地保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共同市场”通行的“外资持股上限49%,本地资本至少51%”的强制性要求相比,SILZ的完全外资持股政策显著提高了投资自由度,因而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更具竞争力。 3. 用工灵活化(相对宽松的沙化率要求) 沙特在员工本地化上采取“沙化率”(Saudization)政策,未能达到沙化率要求的企业将面临签证续签困难、招聘限制等处罚,而SILZ内企业实施较为宽松的沙化率要求。SILZ内企业自成立之日起豁免标准沙化率要求五年,五年期满后,企业需遵守沙化率要求(豁免期后具体比例、行业分类表暂未公开),但其沙化率标准将低于沙特本土企业,建议企业可动态跟踪沙特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发布的政策和指令。 (三)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 SILZ将企业从设立到运营全生命周期所需的全部执照、许可证与认证,悉数纳入由GACA运营的“单一窗口”(One-Stop-Shop)。投资者只需登录SILZ门户网站,一次性以英文或阿拉伯文上传所需电子材料,系统即可自行进行文件拆解,并将公司章程、商业登记证、外商投资许可证、海关编码、物流运营牌照、危险品许可、食品/药品冷链资质、工作签证、环保批文等企业运营所需证照审批分别推送至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实现实时联审、并联处理,从而减轻了投资者逐一部门递交申请的复杂流程,审批耗时缩短,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海外投资者在SILZ的投资流程。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入驻指南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可开展的商业活动类型及目标行业 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目前开放五大许可业务板块: (1)贸易与分销:包括货物分拣、包装、再包装、贴标、简单加工、进出口、转口贸易等; (2)回收与环保:包括废旧品、电子废弃物回收及再处理; (3)物流与增值服务:包括物流服务、维修、保养、改装、组装、仓储及售后服务; (4)轻量级制造及维修:低能耗、低污染的轻型装配及制造活动; (5)进出口活动:包括进口、出口以及再出口。 2.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目标行业(目标投资者类别): (1)制药、营养品和医药用品供应 (2)航空备件与高科技零部件 (3)计算机产品 (4)奢侈品与珠宝 (5)消费电子产品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面向的投资者类别及其准入条件 SILZ面向三类投资者,具体信息及对应的准入条件如下表所列: 投资人类别 准入条件 行业龙头企业 Sector Leaders Category (1)投资者须在其行业领域内全球排名前100; (2)且需为上市公司或年营业额超5亿美元的私企; (3)同时需在三个或以上大洲开展相关行业业务。 物流服务提供商 Logistics Providers Category (1)需为全球物流领域前50强; (2)或为SILZ区域内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物流服务,且已在三个以上国家运营。 区域性分销商 Regional Distributors Category (1)拥有强大区域客户群; (2)且业务覆盖不少于七个国家或地区。 SILZ通过设定差异化的入驻条件,旨在构建一个高附加值、低碳环保、全球联动的战略性物流与贸易枢纽。其核心产业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聚焦高价值产业链,通过吸引医药、航空科技、电子及奢侈品等高端行业,强化区域产业竞争力;二是推动绿色循环经济,将回收环保纳入许可业务,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全球化网络,以行业龙头、跨国物流商和区域分销商为支柱,形成覆盖多洲的供应链集群。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注册流程 1. 企业注册形式 根据沙特《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Company Regulations)、《综合物流特区投资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Investment Regulations)的规定,在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注册的企业仅限两种法律形式: ①有限责任公司(SILZ LLC):该形式适用于新设立的本地化运营实体,且需符合沙特公司法的相关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责任限于其出资额,该形式适合中小企业或合资企业入驻。 ②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Branch of a Foreign Company):该形式适用于已在境外注册的跨国企业,允许其直接在SILZ内设立分支机构,无需成立独立法人。分支机构可沿用母公司品牌,但需遵守沙特外资监管政策。 2. 企业注册流程 SILZ内营业实体的注册申请(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统一在SILZ门户网站https://silz.gaca.gov.sa进行,整个申请流程在线可视,提交后可在个人面板实时跟踪进度。 SILZ门户网站“注册申请”通道 整个申请注册流程可分为5个主要步骤,梳理如下: (1)进行尽职调查和市场评估:确立拟设立实体是否符合SILZ的入驻条件,并查阅SILZ内相关法律法规(可通过SILZ门户网站的“法律法规”模块进行查阅)。在正式提交申请前,准备好所有注册所需文件资料。 (2)填写申请表单:按照门户网站的提示,填写实体注册申请表单。 (3)提交支持性文件:申请表单被评估、通过后,系统会提示开始公司注册流程,此时需要上传注册所需的支持性文件(文件清单详见下文介绍)。 (4)填写注册表格:在SILZ门户网站,为新设立的实体填写注册表格。 (5)获得章程与商业许可证:评审通过后,系统将推送电子《公司章程》和《商业许可证》草稿。投资者需要在三日内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逾期未确认视为默认同意,许可证将自动签发。此时实体注册设立完成,可正式开始运营。 3. 申请注册需提交的文件清单 在填写申请表单、提交支持性文件的流程中,需要投资者提供三类文件,分别是:投资者相关信息、商业计划、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具体的文件清单梳理如下: 文件类型 文件清单 投资者信息 Investor Information ①公司名称、部门、主营业务、注册国家; ②全球业务范围(覆盖国家与地区); ③是否上市公司及上市市场; ④私营企业需提供年营业额数据; ⑤服务的行业领域与客户类型等。 五年期商业计划 Business Plan ①项目介绍:包括提供的服务类型、涉及的产品/商品类别、各运输模式下的预计货物流量(出口、进口、内销、转口)及国家分布、目标客户及其所在国家/地区、拟使用的土地/仓储资源类型及数量(空地、定制仓、标准仓)、地块利用方案。 ②人力资源计划:包括员工预计总人数、计划招聘的职位/岗位(包括每种岗位类型的全职员工人数)。 ③财务计划与投资预测:包括成本(资本性支出CAPEX、运营性支出OPEX)、收入预测与现金流规划、盈利模型说明。 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 Established Entity Legal Structure 有限责任公司: ①董事会决议(决议中须明确成立子公司); ②公司章程草案; ③股东护照复印件; ④总经理护照复印件及签名样本。 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 ①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证明; ②经公证的董事会决议(同意设立分支); ③授权在沙执行注册流程的委托书; ④总经理护照及签名样本。 4. 注册费用 在SILZ内申请注册实体的注册申请费用为:5100沙特里亚尔。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运营税务合规风险提示 (一)各类税收优惠的适用条件 1. 企业所得税为零的先决条件 企业所得税零税率是专门对SILZ内企业的税收政策扶持,如果SILZ企业在沙特境内开展SILZ注册业务类似的活动(如物流企业在沙特境内设仓储点),可能被沙特税务与海关总局(Zakat, Tax and Customs Authority , ZATCA)认定为沙特常设机构。如被认定为常设机构,需按常设机构所得利润的20%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若企业同时在沙特境内设有常设机构,必须将SILZ业务与沙特境内本土业务完全隔离记账,否则ZATCA可按《所得税法》第63条、《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Special Tax Rules for the SILZ)第5条的规定,整体取消优惠(包括SILZ企业在区内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此外,如果SILZ企业商业计划中的CAPEX或OPEX单项变动较大(实操中变动≥15%),即被视为“重大变更”,须事前取得GACA书面批复,否则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可被追溯撤销。 2. 关税为0%的两大红线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综合物流特区条例》的规定,货物只有在SILZ内流转才享受0%关税,一旦“跨围栏”进入沙特本土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他国家,即触发补税;如仅为临时出区展览,必须凭ATA单证册在限定时间内复运回SILZ园区。 3. 增值税为零的区位限制 SILZ企业在SILZ区内的B2B交易适用零税率,如向区外沙特客户销售,则按15%代征增值税。 (二)需注意的税务合规要点 1. 零申报需按期完成 (1)企业所得税:根据《沙特所得税法》的规定,即使无应税所得,SILZ企业也应在财政年度结束后120日内提交零申报,逾期每月按应纳税额1%计收滞纳金。 (2)增值税:根据《沙特增值税执行条例》的规定,SILZ企业需按月或按季度进行电子申报,无销项亦须“零申报”。漏报一次即触发5%未缴税金罚款,屡犯加倍处罚。 2. 增值税电子账簿必须“物理上在沙特境内” 沙特企业的增值税账簿必须在沙特境内保存,账簿可以以实物文件的形式存储,也可以以电子方式存储,以电子方式存储的,其实物服务器应位于沙特境内。SILZ企业的服务器或云主机若设在迪拜、新加坡等地,会被认定为“账簿未存放于沙特境内”。此外,阿拉伯文为官方语言,SILZ企业的英文账簿需附经认证的阿文译本。最后,SILZ企业开具的电子发票须含二维码,否则每张罚款5,000里亚尔。 综合上述税务合规风险,建议SILZ企业把申报、备案、重大变更审批全部纳入企业内部合规管理流程,并设置专人负责对接GACA和ZATCA。此外,建立“围栏式”财务系统,在ERP系统中单独设置SILZ账套,将物理服务器托管于利雅得本地IDC,并启用双语二维码电子发票。 四、结语 SILZ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政策红利及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投资平台。然而,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与运营便利的同时,需严格遵守沙特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税务合规要求,以避免潜在风险。建议投资者在入驻前充分评估自身业务模式与SILZ政策的契合度,并建立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确保长期稳健运营。 [注释] 【1】实际情况可能根据SILZ规定细则适用0%-5%税率。
前言 作为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的核心抓手之一,沙特政府着力打造了一批具有独立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经济特区(Economic Cities & Special Zones, ECZ),以便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提升本地化生产,推动沙特由“石油依赖型”向“多元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在空间安排上,各经济特区并非集中一隅,而是依据各地自然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进行均衡布点。为便于中国读者充分了解沙特各经济特区的实际情况。笔者团队拟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对沙特境内各主要经济特区逐一展开深度解读。每篇专题均将围绕区位优势、政策框架、产业导向、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投资案例等关键维度展开,并在必要时补充最新官方数据与实地调研细节,以期为读者提供连贯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景式资料。 本文从法律实务角度,分析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Riyadh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以下简称“SILZ”)的核心优势、准入条件、设立流程及税务合规要求,旨在为企业提供可操作的投资指引。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的独特优势 SILZ于2022年10月起正式运营。作为沙特首个国家级特殊经济区,SILZ地理位置优越,其政策亮点为外资全资控股、50年企业所得税豁免、资本自由汇出等。 (一)区位优势 SILZ坐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黄金十字”——距离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KKIA)仅8公里,通过一条保税走廊与机场相连,使企业能够无缝地进入机场基础设施和全球航线。此外,在SILZ综合物流特区,空运货物落地4小时即可清关入市;300万平方米的园区位于亚洲、非洲、欧洲交汇的航空8小时圈中心,可辐射50亿人口市场。 SILZ交通基础设施的优越性大幅缩短了企业将货物从机场运往市场的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2) (二)政策优势 1. 税收优惠 根据SILZ官方政策,其为入驻企业提供各类税收性政策优惠。具体包括:①企业所得税免征50年,免税期从企业获取SILZ的商业许可证开始计算,企业在此期间无需缴纳沙特标准企业所得税(现行税率为20%);②SILZ内企业进口原材料、设备、货物时免征关税;③SILZ内交易通常适用增值税零税率。SILZ区内及区外企业的税收政策差异如下图所示: 税种 SILZ内企业适用税率[1] SILZ外企业适用的常规税率 企业所得税 0%(50年) 20% 关税 0% 5%–25% 增值税 0% 15% 根据沙特增值税制度,增值税常规税率为15%,但SILZ提供特殊豁免政策,即在沙特本土与SILZ之间因维修、维护及售后服务而临时调拨的货物,可享受增值税全免政策;凡进入SILZ且用于指定经营活动(包括生产加工流程)的货物,均无需缴纳增值税。 在SILZ内注册并实际运营的企业,只要其最终产品以出口或在区内继续流转为主要去向,便可在增值税、关税及企业所得税等环节叠加享受“境内关外”政策,综合税负可无限趋近于零。相比之下,SILZ以外的企业即便能够申请出口退税,仍须承担进口环节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不可退抵税费,实际税负通常难以压至15%以下。由此可见,对于资本投入大、库存周转快且订单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供应链企业而言,进驻SILZ不仅意味着合规成本的边际递减,更能在税务端形成与区外竞争者之间高达15个百分点以上的“成本护城河”。 2. 100%外资持股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条例》(Statute Governing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以及沙特民航总局(General Authority of Civil Aviation, GACA)于2020年1月15日发布的《综合物流特区公司条例》(Companies Regulations for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在SILZ内设立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可由外国投资者100%持股,无需再寻找沙特籍股东或本地保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共同市场”通行的“外资持股上限49%,本地资本至少51%”的强制性要求相比,SILZ的完全外资持股政策显著提高了投资自由度,因而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更具竞争力。 3. 用工灵活化(相对宽松的沙化率要求) 沙特在员工本地化上采取“沙化率”(Saudization)政策,未能达到沙化率要求的企业将面临签证续签困难、招聘限制等处罚,而SILZ内企业实施较为宽松的沙化率要求。SILZ内企业自成立之日起豁免标准沙化率要求五年,五年期满后,企业需遵守沙化率要求(豁免期后具体比例、行业分类表暂未公开),但其沙化率标准将低于沙特本土企业,建议企业可动态跟踪沙特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发布的政策和指令。 (三)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 SILZ将企业从设立到运营全生命周期所需的全部执照、许可证与认证,悉数纳入由GACA运营的“单一窗口”(One-Stop-Shop)。投资者只需登录SILZ门户网站,一次性以英文或阿拉伯文上传所需电子材料,系统即可自行进行文件拆解,并将公司章程、商业登记证、外商投资许可证、海关编码、物流运营牌照、危险品许可、食品/药品冷链资质、工作签证、环保批文等企业运营所需证照审批分别推送至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实现实时联审、并联处理,从而减轻了投资者逐一部门递交申请的复杂流程,审批耗时缩短,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海外投资者在SILZ的投资流程。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入驻指南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可开展的商业活动类型及目标行业 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目前开放五大许可业务板块: (1)贸易与分销:包括货物分拣、包装、再包装、贴标、简单加工、进出口、转口贸易等; (2)回收与环保:包括废旧品、电子废弃物回收及再处理; (3)物流与增值服务:包括物流服务、维修、保养、改装、组装、仓储及售后服务; (4)轻量级制造及维修:低能耗、低污染的轻型装配及制造活动; (5)进出口活动:包括进口、出口以及再出口。 2.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目标行业(目标投资者类别): (1)制药、营养品和医药用品供应 (2)航空备件与高科技零部件 (3)计算机产品 (4)奢侈品与珠宝 (5)消费电子产品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面向的投资者类别及其准入条件 SILZ面向三类投资者,具体信息及对应的准入条件如下表所列: 投资人类别 准入条件 行业龙头企业 Sector Leaders Category (1)投资者须在其行业领域内全球排名前100; (2)且需为上市公司或年营业额超5亿美元的私企; (3)同时需在三个或以上大洲开展相关行业业务。 物流服务提供商 Logistics Providers Category (1)需为全球物流领域前50强; (2)或为SILZ区域内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物流服务,且已在三个以上国家运营。 区域性分销商 Regional Distributors Category (1)拥有强大区域客户群; (2)且业务覆盖不少于七个国家或地区。 SILZ通过设定差异化的入驻条件,旨在构建一个高附加值、低碳环保、全球联动的战略性物流与贸易枢纽。其核心产业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聚焦高价值产业链,通过吸引医药、航空科技、电子及奢侈品等高端行业,强化区域产业竞争力;二是推动绿色循环经济,将回收环保纳入许可业务,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全球化网络,以行业龙头、跨国物流商和区域分销商为支柱,形成覆盖多洲的供应链集群。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注册流程 1. 企业注册形式 根据沙特《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Company Regulations)、《综合物流特区投资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Investment Regulations)的规定,在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注册的企业仅限两种法律形式: ①有限责任公司(SILZ LLC):该形式适用于新设立的本地化运营实体,且需符合沙特公司法的相关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责任限于其出资额,该形式适合中小企业或合资企业入驻。 ②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Branch of a Foreign Company):该形式适用于已在境外注册的跨国企业,允许其直接在SILZ内设立分支机构,无需成立独立法人。分支机构可沿用母公司品牌,但需遵守沙特外资监管政策。 2. 企业注册流程 SILZ内营业实体的注册申请(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统一在SILZ门户网站https://silz.gaca.gov.sa进行,整个申请流程在线可视,提交后可在个人面板实时跟踪进度。 SILZ门户网站“注册申请”通道 整个申请注册流程可分为5个主要步骤,梳理如下: (1)进行尽职调查和市场评估:确立拟设立实体是否符合SILZ的入驻条件,并查阅SILZ内相关法律法规(可通过SILZ门户网站的“法律法规”模块进行查阅)。在正式提交申请前,准备好所有注册所需文件资料。 (2)填写申请表单:按照门户网站的提示,填写实体注册申请表单。 (3)提交支持性文件:申请表单被评估、通过后,系统会提示开始公司注册流程,此时需要上传注册所需的支持性文件(文件清单详见下文介绍)。 (4)填写注册表格:在SILZ门户网站,为新设立的实体填写注册表格。 (5)获得章程与商业许可证:评审通过后,系统将推送电子《公司章程》和《商业许可证》草稿。投资者需要在三日内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逾期未确认视为默认同意,许可证将自动签发。此时实体注册设立完成,可正式开始运营。 3. 申请注册需提交的文件清单 在填写申请表单、提交支持性文件的流程中,需要投资者提供三类文件,分别是:投资者相关信息、商业计划、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具体的文件清单梳理如下: 文件类型 文件清单 投资者信息 Investor Information ①公司名称、部门、主营业务、注册国家; ②全球业务范围(覆盖国家与地区); ③是否上市公司及上市市场; ④私营企业需提供年营业额数据; ⑤服务的行业领域与客户类型等。 五年期商业计划 Business Plan ①项目介绍:包括提供的服务类型、涉及的产品/商品类别、各运输模式下的预计货物流量(出口、进口、内销、转口)及国家分布、目标客户及其所在国家/地区、拟使用的土地/仓储资源类型及数量(空地、定制仓、标准仓)、地块利用方案。 ②人力资源计划:包括员工预计总人数、计划招聘的职位/岗位(包括每种岗位类型的全职员工人数)。 ③财务计划与投资预测:包括成本(资本性支出CAPEX、运营性支出OPEX)、收入预测与现金流规划、盈利模型说明。 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 Established Entity Legal Structure 有限责任公司: ①董事会决议(决议中须明确成立子公司); ②公司章程草案; ③股东护照复印件; ④总经理护照复印件及签名样本。 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 ①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证明; ②经公证的董事会决议(同意设立分支); ③授权在沙执行注册流程的委托书; ④总经理护照及签名样本。 4. 注册费用 在SILZ内申请注册实体的注册申请费用为:5100沙特里亚尔。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运营税务合规风险提示 (一)各类税收优惠的适用条件 1. 企业所得税为零的先决条件 企业所得税零税率是专门对SILZ内企业的税收政策扶持,如果SILZ企业在沙特境内开展SILZ注册业务类似的活动(如物流企业在沙特境内设仓储点),可能被沙特税务与海关总局(Zakat, Tax and Customs Authority , ZATCA)认定为沙特常设机构。如被认定为常设机构,需按常设机构所得利润的20%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若企业同时在沙特境内设有常设机构,必须将SILZ业务与沙特境内本土业务完全隔离记账,否则ZATCA可按《所得税法》第63条、《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Special Tax Rules for the SILZ)第5条的规定,整体取消优惠(包括SILZ企业在区内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此外,如果SILZ企业商业计划中的CAPEX或OPEX单项变动较大(实操中变动≥15%),即被视为“重大变更”,须事前取得GACA书面批复,否则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可被追溯撤销。 2. 关税为0%的两大红线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综合物流特区条例》的规定,货物只有在SILZ内流转才享受0%关税,一旦“跨围栏”进入沙特本土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他国家,即触发补税;如仅为临时出区展览,必须凭ATA单证册在限定时间内复运回SILZ园区。 3. 增值税为零的区位限制 SILZ企业在SILZ区内的B2B交易适用零税率,如向区外沙特客户销售,则按15%代征增值税。 (二)需注意的税务合规要点 1. 零申报需按期完成 (1)企业所得税:根据《沙特所得税法》的规定,即使无应税所得,SILZ企业也应在财政年度结束后120日内提交零申报,逾期每月按应纳税额1%计收滞纳金。 (2)增值税:根据《沙特增值税执行条例》的规定,SILZ企业需按月或按季度进行电子申报,无销项亦须“零申报”。漏报一次即触发5%未缴税金罚款,屡犯加倍处罚。 2. 增值税电子账簿必须“物理上在沙特境内” 沙特企业的增值税账簿必须在沙特境内保存,账簿可以以实物文件的形式存储,也可以以电子方式存储,以电子方式存储的,其实物服务器应位于沙特境内。SILZ企业的服务器或云主机若设在迪拜、新加坡等地,会被认定为“账簿未存放于沙特境内”。此外,阿拉伯文为官方语言,SILZ企业的英文账簿需附经认证的阿文译本。最后,SILZ企业开具的电子发票须含二维码,否则每张罚款5,000里亚尔。 综合上述税务合规风险,建议SILZ企业把申报、备案、重大变更审批全部纳入企业内部合规管理流程,并设置专人负责对接GACA和ZATCA。此外,建立“围栏式”财务系统,在ERP系统中单独设置SILZ账套,将物理服务器托管于利雅得本地IDC,并启用双语二维码电子发票。 四、结语 SILZ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政策红利及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投资平台。然而,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与运营便利的同时,需严格遵守沙特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税务合规要求,以避免潜在风险。建议投资者在入驻前充分评估自身业务模式与SILZ政策的契合度,并建立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确保长期稳健运营。 [注释] 【1】实际情况可能根据SILZ规定细则适用0%-5%税率。
前言 作为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的核心抓手之一,沙特政府着力打造了一批具有独立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经济特区(Economic Cities & Special Zones, ECZ),以便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提升本地化生产,推动沙特由“石油依赖型”向“多元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在空间安排上,各经济特区并非集中一隅,而是依据各地自然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进行均衡布点。为便于中国读者充分了解沙特各经济特区的实际情况。笔者团队拟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对沙特境内各主要经济特区逐一展开深度解读。每篇专题均将围绕区位优势、政策框架、产业导向、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投资案例等关键维度展开,并在必要时补充最新官方数据与实地调研细节,以期为读者提供连贯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景式资料。 本文从法律实务角度,分析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Riyadh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以下简称“SILZ”)的核心优势、准入条件、设立流程及税务合规要求,旨在为企业提供可操作的投资指引。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的独特优势 SILZ于2022年10月起正式运营。作为沙特首个国家级特殊经济区,SILZ地理位置优越,其政策亮点为外资全资控股、50年企业所得税豁免、资本自由汇出等。 (一)区位优势 SILZ坐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黄金十字”——距离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KKIA)仅8公里,通过一条保税走廊与机场相连,使企业能够无缝地进入机场基础设施和全球航线。此外,在SILZ综合物流特区,空运货物落地4小时即可清关入市;300万平方米的园区位于亚洲、非洲、欧洲交汇的航空8小时圈中心,可辐射50亿人口市场。 SILZ交通基础设施的优越性大幅缩短了企业将货物从机场运往市场的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2) (二)政策优势 1. 税收优惠 根据SILZ官方政策,其为入驻企业提供各类税收性政策优惠。具体包括:①企业所得税免征50年,免税期从企业获取SILZ的商业许可证开始计算,企业在此期间无需缴纳沙特标准企业所得税(现行税率为20%);②SILZ内企业进口原材料、设备、货物时免征关税;③SILZ内交易通常适用增值税零税率。SILZ区内及区外企业的税收政策差异如下图所示: 税种 SILZ内企业适用税率[1] SILZ外企业适用的常规税率 企业所得税 0%(50年) 20% 关税 0% 5%–25% 增值税 0% 15% 根据沙特增值税制度,增值税常规税率为15%,但SILZ提供特殊豁免政策,即在沙特本土与SILZ之间因维修、维护及售后服务而临时调拨的货物,可享受增值税全免政策;凡进入SILZ且用于指定经营活动(包括生产加工流程)的货物,均无需缴纳增值税。 在SILZ内注册并实际运营的企业,只要其最终产品以出口或在区内继续流转为主要去向,便可在增值税、关税及企业所得税等环节叠加享受“境内关外”政策,综合税负可无限趋近于零。相比之下,SILZ以外的企业即便能够申请出口退税,仍须承担进口环节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不可退抵税费,实际税负通常难以压至15%以下。由此可见,对于资本投入大、库存周转快且订单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供应链企业而言,进驻SILZ不仅意味着合规成本的边际递减,更能在税务端形成与区外竞争者之间高达15个百分点以上的“成本护城河”。 2. 100%外资持股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条例》(Statute Governing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以及沙特民航总局(General Authority of Civil Aviation, GACA)于2020年1月15日发布的《综合物流特区公司条例》(Companies Regulations for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在SILZ内设立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可由外国投资者100%持股,无需再寻找沙特籍股东或本地保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共同市场”通行的“外资持股上限49%,本地资本至少51%”的强制性要求相比,SILZ的完全外资持股政策显著提高了投资自由度,因而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更具竞争力。 3. 用工灵活化(相对宽松的沙化率要求) 沙特在员工本地化上采取“沙化率”(Saudization)政策,未能达到沙化率要求的企业将面临签证续签困难、招聘限制等处罚,而SILZ内企业实施较为宽松的沙化率要求。SILZ内企业自成立之日起豁免标准沙化率要求五年,五年期满后,企业需遵守沙化率要求(豁免期后具体比例、行业分类表暂未公开),但其沙化率标准将低于沙特本土企业,建议企业可动态跟踪沙特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发布的政策和指令。 (三)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 SILZ将企业从设立到运营全生命周期所需的全部执照、许可证与认证,悉数纳入由GACA运营的“单一窗口”(One-Stop-Shop)。投资者只需登录SILZ门户网站,一次性以英文或阿拉伯文上传所需电子材料,系统即可自行进行文件拆解,并将公司章程、商业登记证、外商投资许可证、海关编码、物流运营牌照、危险品许可、食品/药品冷链资质、工作签证、环保批文等企业运营所需证照审批分别推送至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实现实时联审、并联处理,从而减轻了投资者逐一部门递交申请的复杂流程,审批耗时缩短,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海外投资者在SILZ的投资流程。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入驻指南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可开展的商业活动类型及目标行业 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目前开放五大许可业务板块: (1)贸易与分销:包括货物分拣、包装、再包装、贴标、简单加工、进出口、转口贸易等; (2)回收与环保:包括废旧品、电子废弃物回收及再处理; (3)物流与增值服务:包括物流服务、维修、保养、改装、组装、仓储及售后服务; (4)轻量级制造及维修:低能耗、低污染的轻型装配及制造活动; (5)进出口活动:包括进口、出口以及再出口。 2.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目标行业(目标投资者类别): (1)制药、营养品和医药用品供应 (2)航空备件与高科技零部件 (3)计算机产品 (4)奢侈品与珠宝 (5)消费电子产品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面向的投资者类别及其准入条件 SILZ面向三类投资者,具体信息及对应的准入条件如下表所列: 投资人类别 准入条件 行业龙头企业 Sector Leaders Category (1)投资者须在其行业领域内全球排名前100; (2)且需为上市公司或年营业额超5亿美元的私企; (3)同时需在三个或以上大洲开展相关行业业务。 物流服务提供商 Logistics Providers Category (1)需为全球物流领域前50强; (2)或为SILZ区域内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物流服务,且已在三个以上国家运营。 区域性分销商 Regional Distributors Category (1)拥有强大区域客户群; (2)且业务覆盖不少于七个国家或地区。 SILZ通过设定差异化的入驻条件,旨在构建一个高附加值、低碳环保、全球联动的战略性物流与贸易枢纽。其核心产业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聚焦高价值产业链,通过吸引医药、航空科技、电子及奢侈品等高端行业,强化区域产业竞争力;二是推动绿色循环经济,将回收环保纳入许可业务,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全球化网络,以行业龙头、跨国物流商和区域分销商为支柱,形成覆盖多洲的供应链集群。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注册流程 1. 企业注册形式 根据沙特《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Company Regulations)、《综合物流特区投资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Investment Regulations)的规定,在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注册的企业仅限两种法律形式: ①有限责任公司(SILZ LLC):该形式适用于新设立的本地化运营实体,且需符合沙特公司法的相关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责任限于其出资额,该形式适合中小企业或合资企业入驻。 ②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Branch of a Foreign Company):该形式适用于已在境外注册的跨国企业,允许其直接在SILZ内设立分支机构,无需成立独立法人。分支机构可沿用母公司品牌,但需遵守沙特外资监管政策。 2. 企业注册流程 SILZ内营业实体的注册申请(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统一在SILZ门户网站https://silz.gaca.gov.sa进行,整个申请流程在线可视,提交后可在个人面板实时跟踪进度。 SILZ门户网站“注册申请”通道 整个申请注册流程可分为5个主要步骤,梳理如下: (1)进行尽职调查和市场评估:确立拟设立实体是否符合SILZ的入驻条件,并查阅SILZ内相关法律法规(可通过SILZ门户网站的“法律法规”模块进行查阅)。在正式提交申请前,准备好所有注册所需文件资料。 (2)填写申请表单:按照门户网站的提示,填写实体注册申请表单。 (3)提交支持性文件:申请表单被评估、通过后,系统会提示开始公司注册流程,此时需要上传注册所需的支持性文件(文件清单详见下文介绍)。 (4)填写注册表格:在SILZ门户网站,为新设立的实体填写注册表格。 (5)获得章程与商业许可证:评审通过后,系统将推送电子《公司章程》和《商业许可证》草稿。投资者需要在三日内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逾期未确认视为默认同意,许可证将自动签发。此时实体注册设立完成,可正式开始运营。 3. 申请注册需提交的文件清单 在填写申请表单、提交支持性文件的流程中,需要投资者提供三类文件,分别是:投资者相关信息、商业计划、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具体的文件清单梳理如下: 文件类型 文件清单 投资者信息 Investor Information ①公司名称、部门、主营业务、注册国家; ②全球业务范围(覆盖国家与地区); ③是否上市公司及上市市场; ④私营企业需提供年营业额数据; ⑤服务的行业领域与客户类型等。 五年期商业计划 Business Plan ①项目介绍:包括提供的服务类型、涉及的产品/商品类别、各运输模式下的预计货物流量(出口、进口、内销、转口)及国家分布、目标客户及其所在国家/地区、拟使用的土地/仓储资源类型及数量(空地、定制仓、标准仓)、地块利用方案。 ②人力资源计划:包括员工预计总人数、计划招聘的职位/岗位(包括每种岗位类型的全职员工人数)。 ③财务计划与投资预测:包括成本(资本性支出CAPEX、运营性支出OPEX)、收入预测与现金流规划、盈利模型说明。 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 Established Entity Legal Structure 有限责任公司: ①董事会决议(决议中须明确成立子公司); ②公司章程草案; ③股东护照复印件; ④总经理护照复印件及签名样本。 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 ①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证明; ②经公证的董事会决议(同意设立分支); ③授权在沙执行注册流程的委托书; ④总经理护照及签名样本。 4. 注册费用 在SILZ内申请注册实体的注册申请费用为:5100沙特里亚尔。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运营税务合规风险提示 (一)各类税收优惠的适用条件 1. 企业所得税为零的先决条件 企业所得税零税率是专门对SILZ内企业的税收政策扶持,如果SILZ企业在沙特境内开展SILZ注册业务类似的活动(如物流企业在沙特境内设仓储点),可能被沙特税务与海关总局(Zakat, Tax and Customs Authority , ZATCA)认定为沙特常设机构。如被认定为常设机构,需按常设机构所得利润的20%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若企业同时在沙特境内设有常设机构,必须将SILZ业务与沙特境内本土业务完全隔离记账,否则ZATCA可按《所得税法》第63条、《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Special Tax Rules for the SILZ)第5条的规定,整体取消优惠(包括SILZ企业在区内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此外,如果SILZ企业商业计划中的CAPEX或OPEX单项变动较大(实操中变动≥15%),即被视为“重大变更”,须事前取得GACA书面批复,否则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可被追溯撤销。 2. 关税为0%的两大红线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综合物流特区条例》的规定,货物只有在SILZ内流转才享受0%关税,一旦“跨围栏”进入沙特本土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他国家,即触发补税;如仅为临时出区展览,必须凭ATA单证册在限定时间内复运回SILZ园区。 3. 增值税为零的区位限制 SILZ企业在SILZ区内的B2B交易适用零税率,如向区外沙特客户销售,则按15%代征增值税。 (二)需注意的税务合规要点 1. 零申报需按期完成 (1)企业所得税:根据《沙特所得税法》的规定,即使无应税所得,SILZ企业也应在财政年度结束后120日内提交零申报,逾期每月按应纳税额1%计收滞纳金。 (2)增值税:根据《沙特增值税执行条例》的规定,SILZ企业需按月或按季度进行电子申报,无销项亦须“零申报”。漏报一次即触发5%未缴税金罚款,屡犯加倍处罚。 2. 增值税电子账簿必须“物理上在沙特境内” 沙特企业的增值税账簿必须在沙特境内保存,账簿可以以实物文件的形式存储,也可以以电子方式存储,以电子方式存储的,其实物服务器应位于沙特境内。SILZ企业的服务器或云主机若设在迪拜、新加坡等地,会被认定为“账簿未存放于沙特境内”。此外,阿拉伯文为官方语言,SILZ企业的英文账簿需附经认证的阿文译本。最后,SILZ企业开具的电子发票须含二维码,否则每张罚款5,000里亚尔。 综合上述税务合规风险,建议SILZ企业把申报、备案、重大变更审批全部纳入企业内部合规管理流程,并设置专人负责对接GACA和ZATCA。此外,建立“围栏式”财务系统,在ERP系统中单独设置SILZ账套,将物理服务器托管于利雅得本地IDC,并启用双语二维码电子发票。 四、结语 SILZ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政策红利及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投资平台。然而,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与运营便利的同时,需严格遵守沙特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税务合规要求,以避免潜在风险。建议投资者在入驻前充分评估自身业务模式与SILZ政策的契合度,并建立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确保长期稳健运营。 [注释] 【1】实际情况可能根据SILZ规定细则适用0%-5%税率。
前言 作为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的核心抓手之一,沙特政府着力打造了一批具有独立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经济特区(Economic Cities & Special Zones, ECZ),以便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提升本地化生产,推动沙特由“石油依赖型”向“多元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在空间安排上,各经济特区并非集中一隅,而是依据各地自然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进行均衡布点。为便于中国读者充分了解沙特各经济特区的实际情况。笔者团队拟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对沙特境内各主要经济特区逐一展开深度解读。每篇专题均将围绕区位优势、政策框架、产业导向、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投资案例等关键维度展开,并在必要时补充最新官方数据与实地调研细节,以期为读者提供连贯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景式资料。 本文从法律实务角度,分析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Riyadh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以下简称“SILZ”)的核心优势、准入条件、设立流程及税务合规要求,旨在为企业提供可操作的投资指引。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的独特优势 SILZ于2022年10月起正式运营。作为沙特首个国家级特殊经济区,SILZ地理位置优越,其政策亮点为外资全资控股、50年企业所得税豁免、资本自由汇出等。 (一)区位优势 SILZ坐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黄金十字”——距离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KKIA)仅8公里,通过一条保税走廊与机场相连,使企业能够无缝地进入机场基础设施和全球航线。此外,在SILZ综合物流特区,空运货物落地4小时即可清关入市;300万平方米的园区位于亚洲、非洲、欧洲交汇的航空8小时圈中心,可辐射50亿人口市场。 SILZ交通基础设施的优越性大幅缩短了企业将货物从机场运往市场的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区位图(2) (二)政策优势 1. 税收优惠 根据SILZ官方政策,其为入驻企业提供各类税收性政策优惠。具体包括:①企业所得税免征50年,免税期从企业获取SILZ的商业许可证开始计算,企业在此期间无需缴纳沙特标准企业所得税(现行税率为20%);②SILZ内企业进口原材料、设备、货物时免征关税;③SILZ内交易通常适用增值税零税率。SILZ区内及区外企业的税收政策差异如下图所示: 税种 SILZ内企业适用税率[1] SILZ外企业适用的常规税率 企业所得税 0%(50年) 20% 关税 0% 5%–25% 增值税 0% 15% 根据沙特增值税制度,增值税常规税率为15%,但SILZ提供特殊豁免政策,即在沙特本土与SILZ之间因维修、维护及售后服务而临时调拨的货物,可享受增值税全免政策;凡进入SILZ且用于指定经营活动(包括生产加工流程)的货物,均无需缴纳增值税。 在SILZ内注册并实际运营的企业,只要其最终产品以出口或在区内继续流转为主要去向,便可在增值税、关税及企业所得税等环节叠加享受“境内关外”政策,综合税负可无限趋近于零。相比之下,SILZ以外的企业即便能够申请出口退税,仍须承担进口环节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不可退抵税费,实际税负通常难以压至15%以下。由此可见,对于资本投入大、库存周转快且订单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供应链企业而言,进驻SILZ不仅意味着合规成本的边际递减,更能在税务端形成与区外竞争者之间高达15个百分点以上的“成本护城河”。 2. 100%外资持股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条例》(Statute Governing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以及沙特民航总局(General Authority of Civil Aviation, GACA)于2020年1月15日发布的《综合物流特区公司条例》(Companies Regulations for the 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在SILZ内设立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可由外国投资者100%持股,无需再寻找沙特籍股东或本地保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共同市场”通行的“外资持股上限49%,本地资本至少51%”的强制性要求相比,SILZ的完全外资持股政策显著提高了投资自由度,因而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更具竞争力。 3. 用工灵活化(相对宽松的沙化率要求) 沙特在员工本地化上采取“沙化率”(Saudization)政策,未能达到沙化率要求的企业将面临签证续签困难、招聘限制等处罚,而SILZ内企业实施较为宽松的沙化率要求。SILZ内企业自成立之日起豁免标准沙化率要求五年,五年期满后,企业需遵守沙化率要求(豁免期后具体比例、行业分类表暂未公开),但其沙化率标准将低于沙特本土企业,建议企业可动态跟踪沙特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发布的政策和指令。 (三)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 SILZ将企业从设立到运营全生命周期所需的全部执照、许可证与认证,悉数纳入由GACA运营的“单一窗口”(One-Stop-Shop)。投资者只需登录SILZ门户网站,一次性以英文或阿拉伯文上传所需电子材料,系统即可自行进行文件拆解,并将公司章程、商业登记证、外商投资许可证、海关编码、物流运营牌照、危险品许可、食品/药品冷链资质、工作签证、环保批文等企业运营所需证照审批分别推送至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实现实时联审、并联处理,从而减轻了投资者逐一部门递交申请的复杂流程,审批耗时缩短,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海外投资者在SILZ的投资流程。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入驻指南 (一)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可开展的商业活动类型及目标行业 1.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目前开放五大许可业务板块: (1)贸易与分销:包括货物分拣、包装、再包装、贴标、简单加工、进出口、转口贸易等; (2)回收与环保:包括废旧品、电子废弃物回收及再处理; (3)物流与增值服务:包括物流服务、维修、保养、改装、组装、仓储及售后服务; (4)轻量级制造及维修:低能耗、低污染的轻型装配及制造活动; (5)进出口活动:包括进口、出口以及再出口。 2. 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目标行业(目标投资者类别): (1)制药、营养品和医药用品供应 (2)航空备件与高科技零部件 (3)计算机产品 (4)奢侈品与珠宝 (5)消费电子产品 (二)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面向的投资者类别及其准入条件 SILZ面向三类投资者,具体信息及对应的准入条件如下表所列: 投资人类别 准入条件 行业龙头企业 Sector Leaders Category (1)投资者须在其行业领域内全球排名前100; (2)且需为上市公司或年营业额超5亿美元的私企; (3)同时需在三个或以上大洲开展相关行业业务。 物流服务提供商 Logistics Providers Category (1)需为全球物流领域前50强; (2)或为SILZ区域内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物流服务,且已在三个以上国家运营。 区域性分销商 Regional Distributors Category (1)拥有强大区域客户群; (2)且业务覆盖不少于七个国家或地区。 SILZ通过设定差异化的入驻条件,旨在构建一个高附加值、低碳环保、全球联动的战略性物流与贸易枢纽。其核心产业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聚焦高价值产业链,通过吸引医药、航空科技、电子及奢侈品等高端行业,强化区域产业竞争力;二是推动绿色循环经济,将回收环保纳入许可业务,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全球化网络,以行业龙头、跨国物流商和区域分销商为支柱,形成覆盖多洲的供应链集群。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注册流程 1. 企业注册形式 根据沙特《综合物流特区企业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Company Regulations)、《综合物流特区投资条例》(Special Integrated Logistics Zone Investment Regulations)的规定,在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内注册的企业仅限两种法律形式: ①有限责任公司(SILZ LLC):该形式适用于新设立的本地化运营实体,且需符合沙特公司法的相关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责任限于其出资额,该形式适合中小企业或合资企业入驻。 ②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Branch of a Foreign Company):该形式适用于已在境外注册的跨国企业,允许其直接在SILZ内设立分支机构,无需成立独立法人。分支机构可沿用母公司品牌,但需遵守沙特外资监管政策。 2. 企业注册流程 SILZ内营业实体的注册申请(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统一在SILZ门户网站https://silz.gaca.gov.sa进行,整个申请流程在线可视,提交后可在个人面板实时跟踪进度。 SILZ门户网站“注册申请”通道 整个申请注册流程可分为5个主要步骤,梳理如下: (1)进行尽职调查和市场评估:确立拟设立实体是否符合SILZ的入驻条件,并查阅SILZ内相关法律法规(可通过SILZ门户网站的“法律法规”模块进行查阅)。在正式提交申请前,准备好所有注册所需文件资料。 (2)填写申请表单:按照门户网站的提示,填写实体注册申请表单。 (3)提交支持性文件:申请表单被评估、通过后,系统会提示开始公司注册流程,此时需要上传注册所需的支持性文件(文件清单详见下文介绍)。 (4)填写注册表格:在SILZ门户网站,为新设立的实体填写注册表格。 (5)获得章程与商业许可证:评审通过后,系统将推送电子《公司章程》和《商业许可证》草稿。投资者需要在三日内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逾期未确认视为默认同意,许可证将自动签发。此时实体注册设立完成,可正式开始运营。 3. 申请注册需提交的文件清单 在填写申请表单、提交支持性文件的流程中,需要投资者提供三类文件,分别是:投资者相关信息、商业计划、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具体的文件清单梳理如下: 文件类型 文件清单 投资者信息 Investor Information ①公司名称、部门、主营业务、注册国家; ②全球业务范围(覆盖国家与地区); ③是否上市公司及上市市场; ④私营企业需提供年营业额数据; ⑤服务的行业领域与客户类型等。 五年期商业计划 Business Plan ①项目介绍:包括提供的服务类型、涉及的产品/商品类别、各运输模式下的预计货物流量(出口、进口、内销、转口)及国家分布、目标客户及其所在国家/地区、拟使用的土地/仓储资源类型及数量(空地、定制仓、标准仓)、地块利用方案。 ②人力资源计划:包括员工预计总人数、计划招聘的职位/岗位(包括每种岗位类型的全职员工人数)。 ③财务计划与投资预测:包括成本(资本性支出CAPEX、运营性支出OPEX)、收入预测与现金流规划、盈利模型说明。 拟注册企业法律结构 Established Entity Legal Structure 有限责任公司: ①董事会决议(决议中须明确成立子公司); ②公司章程草案; ③股东护照复印件; ④总经理护照复印件及签名样本。 外国母公司分支机构: ①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证明; ②经公证的董事会决议(同意设立分支); ③授权在沙执行注册流程的委托书; ④总经理护照及签名样本。 4. 注册费用 在SILZ内申请注册实体的注册申请费用为:5100沙特里亚尔。 三、利雅得综合物流特区企业运营税务合规风险提示 (一)各类税收优惠的适用条件 1. 企业所得税为零的先决条件 企业所得税零税率是专门对SILZ内企业的税收政策扶持,如果SILZ企业在沙特境内开展SILZ注册业务类似的活动(如物流企业在沙特境内设仓储点),可能被沙特税务与海关总局(Zakat, Tax and Customs Authority , ZATCA)认定为沙特常设机构。如被认定为常设机构,需按常设机构所得利润的20%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若企业同时在沙特境内设有常设机构,必须将SILZ业务与沙特境内本土业务完全隔离记账,否则ZATCA可按《所得税法》第63条、《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Special Tax Rules for the SILZ)第5条的规定,整体取消优惠(包括SILZ企业在区内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此外,如果SILZ企业商业计划中的CAPEX或OPEX单项变动较大(实操中变动≥15%),即被视为“重大变更”,须事前取得GACA书面批复,否则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可被追溯撤销。 2. 关税为0%的两大红线 依据《综合物流特区特殊税收规定》、《综合物流特区条例》的规定,货物只有在SILZ内流转才享受0%关税,一旦“跨围栏”进入沙特本土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他国家,即触发补税;如仅为临时出区展览,必须凭ATA单证册在限定时间内复运回SILZ园区。 3. 增值税为零的区位限制 SILZ企业在SILZ区内的B2B交易适用零税率,如向区外沙特客户销售,则按15%代征增值税。 (二)需注意的税务合规要点 1. 零申报需按期完成 (1)企业所得税:根据《沙特所得税法》的规定,即使无应税所得,SILZ企业也应在财政年度结束后120日内提交零申报,逾期每月按应纳税额1%计收滞纳金。 (2)增值税:根据《沙特增值税执行条例》的规定,SILZ企业需按月或按季度进行电子申报,无销项亦须“零申报”。漏报一次即触发5%未缴税金罚款,屡犯加倍处罚。 2. 增值税电子账簿必须“物理上在沙特境内” 沙特企业的增值税账簿必须在沙特境内保存,账簿可以以实物文件的形式存储,也可以以电子方式存储,以电子方式存储的,其实物服务器应位于沙特境内。SILZ企业的服务器或云主机若设在迪拜、新加坡等地,会被认定为“账簿未存放于沙特境内”。此外,阿拉伯文为官方语言,SILZ企业的英文账簿需附经认证的阿文译本。最后,SILZ企业开具的电子发票须含二维码,否则每张罚款5,000里亚尔。 综合上述税务合规风险,建议SILZ企业把申报、备案、重大变更审批全部纳入企业内部合规管理流程,并设置专人负责对接GACA和ZATCA。此外,建立“围栏式”财务系统,在ERP系统中单独设置SILZ账套,将物理服务器托管于利雅得本地IDC,并启用双语二维码电子发票。 四、结语 SILZ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政策红利及高效的一站式政务服务,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投资平台。然而,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与运营便利的同时,需严格遵守沙特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税务合规要求,以避免潜在风险。建议投资者在入驻前充分评估自身业务模式与SILZ政策的契合度,并建立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确保长期稳健运营。 [注释] 【1】实际情况可能根据SILZ规定细则适用0%-5%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