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在管辖、阻断与取证三方面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 反跨境腐败法;域外管辖;阻断禁令;跨境取证;FCPA;反舞弊;不当域外执法 2026年8月25日,酝酿四年之久的(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涉外反腐败工作的法律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填补了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此前,我国反跨境腐败相关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统一、系统的专项立法支撑。草案将惩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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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跨境腐败法;域外管辖;阻断禁令;跨境取证;FCPA;反舞弊;不当域外执法 2026年8月25日,酝酿四年之久的(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涉外反腐败工作的法律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填补了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此前,我国反跨境腐败相关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统一、系统的专项立法支撑。草案将惩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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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资委令第46 号)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历经七年试行探索的央企责任追究制度正式定型。为帮助中央企业管理人员、合规从业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系统理解这一重要制度,本专题围绕 46 号令展开深度解读,共分三篇,各篇内容相互呼应、互成体系:专题一聚焦制度框架与核心规范内容,包括立法沿革、责任追究范围的重大扩展、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认定标准;专题二深入剖析责任类型、终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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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保险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风险分散、民生保障、实体经济支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11月间,保险业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且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40.65万亿元。在2025年的前11个月间,人身险保费收入达到4.42万亿元,同比增长9.2%,财产险保费收入达到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5%。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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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跨境腐败法;域外管辖;阻断禁令;跨境取证;FCPA;反舞弊;不当域外执法 2026年8月25日,酝酿四年之久的(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涉外反腐败工作的法律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填补了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此前,我国反跨境腐败相关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统一、系统的专项立法支撑。草案将惩治腐败、预防监管、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与应对外国不当域外执法纳入统一制度框架,对于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行为、保障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9月8日,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草案意见征集座谈会。作为执业律师,笔者在会上围绕草案的制度设计作了发言,就三个核心问题提出立法建议。 从律师实务角度观察,这部法律面临的根本张力在于:一方面,要坚持对真实跨境腐败不提供安全港,积极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义务;另一方面,要防止外国机关缺乏适当联系、绕开我国主管机关开展调查,或对中国主体实施歧视性、重复且明显失衡的制裁。“合作追诉”与“依法阻断”这两条线,边界要清晰,程序要具体,救济要到位。现就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跨境腐败的定义和管辖边界 (一)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应当分立规定 草案第三条以五项列举方式定义“跨境腐败”,将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合并在同一条文中。此种“三合一”式定义虽具有宣示功能,但在适用中可能产生两个问题:其一,专门法对“跨境腐败”作出宽泛定义,不能当然填补刑事构成要件的差异,反而可能影响执法标准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其二,管辖连接点隐含在行为类型描述中,缺乏独立的管辖权审查路径,难以在个案中判断我国行使管辖权是否符合国际法上的合理性原则。 建议将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分开规定。实体规则层面,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不正当利益”以及通过第三人、代理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作出统一定义,并与对向犯条款同步衔接[2]。管辖条款层面,宜独立规定属地管辖、国籍管辖、保护性管辖及条约义务管辖等连接点,使管辖权的行使具有可审查的标准。 (二)兜底条款需增设“实质联系”限定 草案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全部或者部分行为在境外实施,全部或者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的与前三项规定行为具有同类性质的其他腐败行为。”该兜底条款中“具有同类性质”的表述过于模糊,未明确要求行为地或结果地与我国存在何种实质联系。 比较法上,美国《海外反腐败法》(FCPA)的管辖权经历了从窄到宽的扩张过程[3]。FCPA是1977年美国为打击本国企业海外行贿制定的法律,最初管得很窄——只管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和美国国内企业。但此后不断扩张:1988年修法增设“替代管辖”条款,将管辖范围扩展至在美国发行证券的外国企业及在美国境内实施促进贿赂行为的外国自然人;此后又借助“最低限度联系”(minimum contacts)标准,逐步实现域外管辖的常态化扩张。FCPA的扩张路径表明,兜底条款一旦缺乏明确的实质联系要求,极易成为管辖权无限延伸的制度入口。 中国政法大学郭镇源在《反跨境腐败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及其限制》一文中指出,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合理性、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国际礼让等国际法原则的限制[4]。建议对“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增加“直接、实质且可合理预见”的限定,并要求所行使的管辖与所保护法益相称,避免仅因偶然的资金清算、信息路由或一般市场影响即扩张管辖。 (三)母公司归责应以“实际控制”为标准 草案对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集团中母公司责任的承担,未作明确规定。比较法上,FCPA以“发行人及合并报表主体”为连接点确定企业集团内的归责范围,即只要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即可因子公司行为被追究责任[5]。这一标准在会计意义上覆盖面极广,但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存在张力。 建议以法人人格独立为起点,母公司仅在以下情形下承担相应责任:指示、授权、批准相关行为;实际控制相关行为的实施;直接取得重大利益;明知或应知显著风险而未尽合理监督义务。不宜因持股关系、统一品牌或集团政策而自动归责。这一“实际控制”标准既尊重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又能覆盖母公司实质参与违法行为的情形,相较于FCPA的“合并报表”标准更为审慎,也更符合我国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基础[6]。 二、建立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程序机制 (一)现行制度框架的衔接缺口 草案第二十六条规定,外国机关未经主管机关同意,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反腐败调查活动。该条确立了主权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仅作禁止性规定,未设置违反后的法律后果、受影响主体的救济途径以及主管机关的审查程序,在制度供给上存在明显缺口。 与之相关的现行制度包括三部法律文件:《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6月10日公布)第九条、第十二条提供诉讼救济和不予执行禁令[7];(2021年1月9日商务部令第1号)建立报告义务、禁令机制和损害赔偿[8];(2026年4月7日国务院令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共20条)进一步构建了不得执行、恶意实体清单、豁免与救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9]。草案第二十六条与上述三部法律文件在适用对象、触发条件、法律效果上存在交叉但缺乏统一衔接,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在面对外国域外管辖时,获得的是碎片化的保护而非体系化的应对路径。 (二)三重制度咬合下的企业困境 以实务中常见的场景为例:一家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经营期间被美国依据FCPA发起调查。美国司法部向该企业发出调查函,要求提供中国境内子公司的财务记录和员工通讯数据。此时,该企业同时面对三重法律义务的冲突—— 其一,依草案第二十六条,外国机关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调查活动,企业配合提供境内数据可能构成违法。这是第一重冲突——来自草案本身的禁止性规定。第二重冲突来自阻断办法——第五条要求企业在30日内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并遵守不得执行禁令的义务[10]。第三重冲突在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基于外国歧视性措施作出的判决,可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救济[11]。 三重义务指向不同机关、不同程序、不同法律后果,企业无法同时履行全部义务,而草案未提供冲突解决路径。现行三部法律文件分别侧重事后司法救济(《反外国制裁法》)、事中阻断执行(《阻断办法》)、行政禁执手段(),草案第二十六条如不与之建立明确的程序衔接,企业仍需自行判断适用哪部法律、向哪个机关报告、如何获得豁免,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均处于高位。 (三)建议建立“可审查、可豁免、可救济”的程序闭环 建议在草案第二十六条基础上增设以下程序机制: 第一,审查要素法定化。 主管机关在审查外国域外管辖行为是否适当时,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该外国法与中国主权利益的关联程度;是否存在合理的国际礼让空间;外国程序是否提供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对中国主体的处罚是否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称。上述要素的设定参照了西南政法大学梁坤提出的“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路径——即依次审查管辖正当性、对等反制必要性、反制措施相称性三步检验,使反制措施的启动具有可论证的标准而非自由裁量[12]。 第二,豁免机制明确化。 参照已建立的豁免与救济机制,建议草案明确:企业在特定情形下(如基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合法取证、经主管机关个案批准的配合行为)可申请豁免第二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豁免申请的审查时限、决定形式和救济途径应予明确,使企业在面对域外调查时具有可操作的合规路径,而非在“全面配合构成违法”与“全面拒绝遭受制裁”之间被迫二选一。 第三,阻断工具体系化衔接。 建议草案明确与《阻断办法》《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关系,形成“行政阻断—司法救济—刑事豁免”的三层应对体系。具体而言:行政层面,由主管机关依草案第二十六条作出是否允许外国调查的决定,并可与阻断禁令、禁执令工具衔接适用;司法层面,受影响企业可依《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诉讼;合规层面,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配合行为不视为违反草案第二十六条。 (四)2026年阻断禁令的实践验证 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21号公告,依据首次发布阻断禁令,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5家中国石化企业列入SDN清单的制裁措施,禁止中国主体执行相关外国法律措施[13]。该案标志着阻断机制从制度文本走向实践适用,同时也暴露出阻断禁令在跨境腐败领域的适用衔接问题:阻断禁令的效力范围是否及于FCPA项下的调查配合义务?阻断禁令与草案第二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如何协调?企业在阻断禁令生效期间是否仍负有个案报告义务?这些问题在草案中均未涉及。建议草案对此作出回应,至少应明确阻断禁令生效期间,企业依据草案第二十六条的义务状态和配合边界。 三、完善跨境取证的正当程序保障 (一)取证协助的层次区分与程序衔接 草案第五章对国际合作与执法协助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跨境取证的具体程序、证据审查标准以及与国内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缺乏细化安排。跨境腐败案件的证据获取具有特殊复杂性:行为地在境外、证人可能不具有中国国籍、关键证据材料由外国执法机关或国际组织掌握。在此情形下,取证程序的正当性直接影响证据的可采性,而证据的可采性又决定案件的实体公正能否实现。 建议将跨境取证协助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设置程序要求: 第一层次:条约框架下的正式司法协助。依据,非经中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取证,中国机构和个人也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14]。该条确立了主权控制的底线。建议草案明确,凡经条约框架正式协助取得的证据,须由主管机关出具协助合法性证明,作为后续刑事诉讼中证据可采性的形式审查依据。 第二层次:非条约框架下的个案取证请求。对于与中国未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取证请求应当经主管机关逐案审批。审查要素包括:请求国程序是否提供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取证行为是否违反中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获证据的使用范围是否限于请求国承诺的目的。此处的审查标准参照梁坤提出的“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三步路径——依次审查管辖正当性、对等反制必要性、反制措施相称性——使个案审批具有可论证的判断框架,而非流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12]。 第三层次:企业自行配合外国调查的取证行为。 企业在面对外国域外管辖时,可能基于商业判断自行向外国执法机关提供文件或陈述。此类行为既可能构成草案第二十六条的违反,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豁免。建议草案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企业自行向外国提供涉及中国境内经营活动的证据材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同时设置豁免路径,允许企业在紧急情形下先行提供、事后补报,以兼顾企业合规灵活性与主权保护。 (二)第三方中间人取证的特殊风险 跨境腐败案件中,通过第三方中间人——代理商、咨询顾问、合资伙伴——实施利益输送是常见模式。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FCPA Clearinghouse数据库的执法案例统计,涉及第三方中间人的案件在FCPA执法中占相当比例[15]。这一数据表明,跨境腐败案件的核心证据往往并非企业内部的财务记录,而是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通讯记录和资金流转凭证。 此类证据的特殊性在于:第三方的法律身份可能不受中国管辖;第三方所在国的数据保护法律可能限制证据跨境传输;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可能包含保密条款,使得证据获取需要同时满足国内法、外国法及合同义务三重约束。建议草案在取证程序中设置针对第三方证据的特殊审查机制:明确主管机关在审批第三方证据跨境传输时的审查要素;规定企业在面对外国要求提供第三方相关证据时的报告义务和豁免条件;建立与外国数据保护法律的协调路径,避免企业在数据合规与反腐败配合之间陷入两难。 (三)证据审查标准与可采性规则 建议草案明确跨境取得证据的可采性审查标准。具体而言:经条约框架正式协助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具有可采性,但法庭仍应审查取证过程是否违反中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经非条约框架个案审批取得的证据,须由主管机关出具合法性证明,法庭审查其关联性和合法性;未经主管机关批准自行向外国提供的证据材料,在后续中国刑事诉讼中不具有可采性,但可用于线索指向和侦查方向参考。 说白了,分层审查标准解决的是三个问题:执法机关知道怎么取、企业知道配合了会怎样、法庭知道怎么判——而不是每个案子都靠自由裁量碰运气。英国《反贿赂法》(UKBA)第七条为商业组织设置了“未能预防贿赂”的法人责任,但同时规定,企业若能证明已建立并实施了与其业务性质相适应的预防贿赂的合理程序,可免除法人责任[16]。这一制度将合规投入与法律责任直接挂钩,在跨境取证语境下具有参照价值:建议草案在跨境取证的配合义务认定中,将企业是否已建立有效合规体系作为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考量因素,使合规投入成为企业在跨境取证配合中的正向评价要素。 结语 以上三项建议——管辖边界的精确化、域外管辖应对的程序化、跨境取证的正当程序保障——共同指向一个制度目标:使反跨境腐败法既成为打击真实跨境腐败的有效工具,也成为保护中国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制度屏障。两者不可偏废。建议在草案后续修改中,对上述三个方向的制度供给予以充实和完善。 引注: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2003年10月31日通过,2005年12月14日生效。中国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加入。 [2]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1997年刑法典设立,2011年增设第二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3] 15 U.S.C. §§ 78dd-1, 78dd-2, 78dd-3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关于FCPA管辖权扩张历程,参见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 5003(1988年修正案)及International Anti-Bribery Act of 1998(1998年修正案)。 [4] 郭镇源:《反跨境腐败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及其限制》(第十六届当代刑事司法论坛报告论文)。郭镇源另有相关论文《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域外适用的制度镜鉴》,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可供参阅。 [5] 15 U.S.C. §§ 78m(b), 78dd-1. FCPA会计条款要求发行人(issuer)保持准确的账簿和记录及内部会计控制。SEC执法实践中,母公司可因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主体)的违规行为被追究责任。 [6] (2023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股东利用其控制的多个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 (2021年6月10日公布)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九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不予执行外国歧视性措施;第十二条规定对基于外国歧视性措施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可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8] (2021年1月9日商务部令第1号)。第五条规定报告义务,第七条规定禁令发布,第九条规定损害赔偿。 [9] (2026年4月7日国务院令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共20条)。条例建立识别制度、阻断和反制制度,新设“恶意实体清单”,并规定豁免制度。条例原文使用“不得执行”的禁止性规定,本文“禁执令”系对该禁止性规定的概括性表述。 [10]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影响的,应当在30日内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如实报告有关情况。” [11]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作出的歧视性措施。” [12] 梁坤:《数据主权与安全:跨境电子取证》,清华大学出版社。梁坤在该著作中提出“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三个并列的应对策略,原始论述背景为数据出境管制和长臂管辖领域,本文将其借鉴应用于反制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审查程序。本引注在正文中出现两次,分别对应第二部分第(三)项和第三部分第(一)项第二层次。 [13] 商务部2026年第21号公告(2026年5月2日)。该阻断禁令针对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针对伊朗石油交易)和第13846号行政令将5家中国石化企业列入SDN(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清单的制裁措施。 [14]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第四条第三款:“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本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和本法规定的协助。” [15] 参见Stanford Law School FCPA Clearinghouse数据库(https://fcpa.stanford.edu),该数据库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与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 LLP)合作设立,系统收录FCPA执法案例。本文采用定性表述,未使用精确百分比。 [16] Bribery Act 2010 (UK), s.7(1)-(2). 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商业组织未能预防贿赂的法人责任,第二款规定“adequate procedures”(合理程序)抗辩——商业组织如能证明其已建立并实施了与其业务性质相适应的预防贿赂的合理程序,即不构成第七条项下的“未能预防贿赂”犯罪。
前言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绿色基本法”,将彻底重塑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体系。其中,机动车移动源污染治理迎来最大制度升级:运行多年的I/M检验维修闭环制度(I/M制度是指依法对在用汽车排放进行定期检验、监督抽测和维护修理,使汽车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管理制度),正式从“政策手段”升格为法典刚性制度。 笔者将从律师执业视角出发,结合汽车后市场多年从业实践,分享四十年立法变迁、I/M制度运行逻辑、现存痛点,及法典时代I/M制度的落地思考。 一、四十年迭代:机动车污染防控从“粗放监管”走向“法典治理” 我国机动车尾气治理,大致经历四个关键阶段,规则从零散走向统一、从宽松走向从严。 萌芽期(1987—1999)立法引导,规则起步 早期以部门规章、地方试点为主,法律体系薄弱: •1987年,首部,原则性纳入机动车污染管控。 •1990年,国家环保局、公安部、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合发布,全国首份机动车排气监管规章出台。 •1995年第一次修正,增加无铅汽油管控,从燃油端补齐治理链条。 •1998年国办发〔1998〕129号文件,限期全国淘汰含铅汽油。 •199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部、国家机械工业局发布《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首次正式引入国际通行I/M制度理念,倡导“检测+维修”治理模式,但仅为技术指引,无强制约束力。 特点:重新车、轻在用;重检测、轻维修。 成型期(2000—2014)立法立章,I/M地方闭环试点 2000年大修,增设第四章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专章,奠定现代监管基础: •法定在用机动车定期尾气检验义务 •明确维修企业治理责任•维修后仍不达标强制报废,为I/M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 同期国一至国四标准落地、OBD系统普及,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率先跑通“年检超标—锁定系统—强制维修—复检解锁”的I/M闭环模式,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 2014年十部委文件交运发〔2014〕186号,明确提出全国构建统一I/M制度,结束地方零散试点阶段。 全国普及期(2015—2025)全面从严,I/M制度全国落地 2015修订版大幅加严全链条责任,尾气作弊、虚假检测、超标上路全部纳入严管范畴。 2020年是关键转折点: 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文(环大气 〔2020〕31号文),在全国强制推行I/M制度。 自此,我国正式形成:年检筛查+路查遥感+OBD在线监控+维修闭环治理,四位一体的在用车监管体系,成为蓝天保卫战、柴油车攻坚的核心抓手。 法典新时代(2026年8月起)制度升格、全面法定 《生态环境法典》专设机动车船大气污染防治独立章节,整合过去三十余年零散规则: •I/M闭环治理正式写入法典 •排放装置保护、禁止作弊法定化 •检测、维修、车主、企业四方责任统一固化 •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上位法确立 简单说:以前是“政策要求做”,现在是“法律必须做”。 二、什么是I/M闭环制度? I/M制度,即检验(Inspection)+维护(Maintenance),是国际公认成本最低、减排效果最稳的在用车治理机制。I/M制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01 I站(检验端) 合规检测机构通过工况检测、OBD诊断、遥感抽检筛查尾气超标车辆。一旦超标:系统锁定年检资格,无法正常年审。 02 M站(维修端) 交通部门备案的正规维修企业,按标准完成故障修复、尾气治理、配件更换,维修记录全程留痕、平台可查。 03 核心闭环 超标锁定→合规维修→复检达标→系统解锁→正常上路 根治行业顽疾:只检不修、花钱过审、带病排污。 三、现行I/M制度:成效明显,但痛点突出 01 现存优势 1.有效降低机动车PM、NOx、CO污染物排放 2.实现从“末端年检”到“全过程溯源监管”升级 3.多地形成成熟数字化监管模式,整改率大幅提升 02 现存短板与痛点 1.法律层级低:依赖部门文件,部分地区执行宽松、制度空转; 2.数据壁垒:环保、交通、公安数据未完全打通,闭环存在漏洞; 3.M端监管弱:维修质量参差不齐,虚假维修、应付式整改屡禁不止; 4.违法成本低:拆除三元催化、屏蔽DPF、篡改OBD等作弊惩戒偏软。 四、进入“法典时代” ,笔者对I/M制度实践的思考 1.《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I/M闭环治理将成为移动源减排的制度基石。以上短板将一次性彻底补齐,行业监管进入全新阶段。 未来行业逻辑非常明确: 源头准入更严、在用车管得更细、维修必须合规、作弊绝不姑息。 整体运行闭环为:定期年检/道路遥感抽检(I站检验)→排放超标锁定→M站法定维修治理→平台核验维修档案→复检合格解除锁定;维修无效强制报废;违规行为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实现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常态化法治化治理。 2.实体法依据(《生态环境法典》) •第二百二十三条:在用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法定化,生态环境部门可开展遥感监测、停放地抽检;公安交管予以执法配合,I站排放检验具备强制属性。 •第二百二十九条:排放超标车辆负有强制维修义务,多次维修不达标的依法强制报废,直接确立M站维修闭环的法定强制义务。 •第二百三十三条:禁止篡改、屏蔽OBD排放系统、干扰排放控制装置,禁止第三方机构出具虚假检测、维修报告。 •法律责任规定:对机构造假设置高额罚款、取消资质、从业禁止;情节严重可触发污染环境相关刑责;同时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追责机动车移动源带来的大气污染损害。 3.行政法可行性:可推动建立四部门行政协同机制 依据法典规定的系统治理、协同监管原则,可推动地方政府出台I/M制度实施细则,固化生态环境、交通、市监、公安四方行政部门权责清单,把数据联网、联合执法纳入法定履职义务。 4.整体思考: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依托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地法治化I/M制度具备完整的法律基础,实施条件成熟,主要难点在于部门协同监管落地。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构建法技一体化驱动的有效协同运作模式,即在“法律+技术”发挥风控保障作用的前提下,驱动I/M制度各要素主体协同有序实现闭环运行。
前言 自动驾驶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代表性技术,不仅重塑了交通出行方式,也对传统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为应对这一技术革新,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与技术强国纷纷启动立法程序,试图在保障公共安全与促进技术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欧盟各国基于自身的法律传统、产业基础及社会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立法模式。 《人民法院报》总第10122期 第08版:环球视野 一、欧盟立法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要求车辆必须有驾驶员、驾驶员须始终控制车辆,该要求成为自动驾驶落地的核心法律障碍,欧盟成员国仅能开展小范围封闭测试,而无区域统一立法共识。为破除制度瓶颈,2018年欧盟启动《通用安全条例》修订工作,首次将自动驾驶纳入车辆型式认证框架。2019年11月27日该条例正式通过,将智能速度辅助、紧急制动、疲劳驾驶预警等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纳入新车强制标配。该条例在欧盟层面确立起自动驾驶车辆的型式认证法律框架,明确了欧盟市场准入标准与互认规则,有效破除了成员国监管壁垒。欧盟还采纳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157号条例——《自动车道保持系统》作为L3级高度自动驾驶统一技术标准,填补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的规制空白。2022年欧盟出台的《欧盟委员会实施条例》成为全球首部针对L4级及以上全自动驾驶车辆的型式认证(市场准入)专门条例,该条例明确了限定场景下L4级车辆的技术安全要求与认证程序,但车辆的实际运营资格仍需依据成员国国内法另行审批。 随着《通用安全条例》全面实施,欧盟推进《人工智能法》《数据法》立法进程,将自动驾驶列为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实施严格管控。2024年,两部法律正式生效,进一步细化网络安全、数据记录、事故追责等细则。2026年,欧盟自动驾驶立法进入规模化应用与全球协调深化阶段,将取消L4级自动代客泊车的规模限制,实现大规模商用。同时,欧盟深度参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全球自动驾驶法规协调,推动建立统一技术框架。未来欧盟将重点推进L4级场景扩展、跨境测试互认、多国部署协调及责任体系完善等方面。 二、欧盟成员国立法 尽管欧盟已构建统一的自动驾驶安全法规,但相关制度的具体执行与落地实施仍由各成员国自主推进,成员国间政策实践与监管路径存在差异。在立法上,德国、法国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构建起完整制度框架;丹麦、瑞典、芬兰等国则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或灵活解释,逐步适应技术需求。在责任认定上,上述五个国家均通过保险机制实现受害人即时救济,同时保留向制造商/技术方追偿的通道,平衡创新保护与风险分担。 德国 德国是全球首个建立专门自动驾驶法律框架的国家。2017年5月,德国通过《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首次在法律上承认自动驾驶系统的合法性。该修正案明确L3级自动驾驶系统在特定场景下合法上路的条件以及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驾驶员的权利和义务。在自动驾驶系统接管状态下,驾驶员无需持续监控交通状况和车辆,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戒备,准备随时接管。2021年德国出台《自动驾驶法》,成为全球首个允许L4级无人车在公共道路常规运营的国家。该法以包裹立法的形式同时修订了《道路交通法》和《强制保险法》,为L4级自动驾驶车辆在指定运营区域的常态化运营建立了法律框架。该法规定自动驾驶车辆可在特定区域用于班车交通、公交接驳、枢纽到枢纽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等场景,但车辆必须具备远程监控能力,并购买责任保险。 德国立法明确区分“驾驶”与“系统运行”,在系统正常运行期间,驾驶员不承担操作责任,事故责任主要由运营商或制造商承担。同时,引入“技术监督员”概念,替代传统驾驶员角色,负责在系统请求时介入或在紧急情况下接管。此外,德国还建立了严格的三阶段准入机制,要求自动驾驶系统通过联邦机动车运输管理局的车辆审批、运营区域审批和车辆注册后方可上路。在责任方面,德国沿用了《道路交通法》既有的机动车保有人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强化产品责任适用,确保受害人可向车辆保有人(通常为运营商)索赔,保有人再向制造商追偿。德国立法高度兼顾技术可行性与法律安全性,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制度范本。 法国 2014年2月,法国公布无人驾驶汽车发展路线图,并推动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修订。2019年,法国颁布《企业增长与转型行动计划》,正式确立自动驾驶全国道路测试的法律框架,并在2018年宣布的开放全国道路政策基础上,明确了L3级自动驾驶试验条件,为L4和L5级测试奠定了基础。该计划细化了自动驾驶车辆的试验条件与刑事责任规则,明确驾驶委托系统必须具备随时可被停用或关闭的功能,驾驶员即使处于车外也需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在责任划分上,该计划创新性地确立系统正常运行时驾驶员免责原则,规定当自动驾驶系统激活且运行正常时,驾驶员无需对交通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试验许可证持有者需对违章行为承担罚金责任;若因系统实施缺陷导致人身伤害事故且存在过错,制造商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2019年出台的《交通未来导向法》标志着法国的自动驾驶立法重心从试验监管向商业化转型,该法设定了2020年部署无人驾驶公共班车、2022年部署L4级自动驾驶私家车目标。此外,授权政府通过行政法令调整公路法典以适配自动驾驶流通需求,并明确道路基础设施管理者及相关部门的数据访问权限,为商业化运营扫清制度障碍。2021年4月的2021-443号法令与2021年6月的2021-873号法令确立了自动驾驶状态下的刑事责任制度。2022年8月2日关于安全评估机构认可程序命令、关于远程操作者授权命令以及8月5日关于合格机构意见内容的命令进一步细化了配套规则,明确了安全评估程序、远程操作者的授权程序与资质要求,形成了全链条责任监管体系。 丹麦 丹麦将自动驾驶视为实现绿色交通转型的关键技术,其立法注重安全评估与严格监管。丹麦于2017年5月30日通过《丹麦道路交通法》修正案,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开展试点项目测试,要求必须由经认证的第三方评估师进行安全评估后方可获批公共道路测试许可。 2025年3月13日,丹麦通报《自主机器人法》草案,允许市政当局指定专门的测试区域并明确审批监管流程,同时将参与试验的主体范围从传统运输企业扩展至公共企业、私人机构等更广泛的主体。该草案于2025年7月1日生效,为特定类型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更灵活的制度框架。2025年7月1日,丹麦进一步更新《丹麦道路交通法》配套行政命令——第843号和第925号行政命令,允许SAE L4级自动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进行测试,同时要求测试必须获得丹麦道路管理局的许可、通过独立评估师的安全评估,并指定负责人对测试全程负责。这为L4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商业化测试与验证奠定了法规基础,推动了从研发测试向商业化落地的进程。 在责任认定方面,丹麦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坚持许可证持有者责任制,要求运营方购买强制责任保险,并建立事故报告与数据记录机制。 瑞典 1998年《瑞典道路交通条例》虽未针对自动驾驶制定专门条款,但确立了所有道路使用者需采取必要谨慎措施避免事故的通用安全原则,为自动驾驶车辆的道路准入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2017年瑞典通过《关于自动驾驶车辆试验活动的条例》,为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的测试建立了法律框架。该条例将自动驾驶车辆定义为“具有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该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在整个或部分行程中独立控制和引导车辆。此外,该条例允许在获得瑞典交通局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公共道路测试,并且测试期间必须有驾驶员,以便可以随时检查车辆并接管控制。 在责任认定方面,瑞典并未针对自动驾驶设置专门的责任归属规则,受害人可直接向车辆保险方索赔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无需证明过错;若事故涉及车辆产品缺陷,则适用《产品责任法》的严格责任原则,由制造商承担无过错责任,保险方赔付后可向制造商追偿。这种责任分配模式既保留了传统过错责任框架,又通过保险机制实现了受害者保护,同时保留向制造商追偿的通道。但2021年后,瑞典自动驾驶立法进程逐渐放缓。 芬兰 2016年,芬兰交通与通信局建立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许可制度,允许在公共道路上测试SAE L5级自动驾驶车辆。芬兰当局认为现行法律已允许广泛的自动驾驶测试,因为芬兰法律未要求“驾驶员”必须在车内,也未要求驾驶员必须坐在驾驶位上,这为远程监控和车内无人的测试提供了法律空间。2021年11月,芬兰政府通过促进交通部门自动化的决议,该决议涵盖所有交通模式,并附带立法和关键措施的详细行动计划。同月,芬兰政府向总统提议批准《道路交通公约》修正案,该修正案于2022年7月14日生效,为芬兰自动驾驶立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在责任认定上,强制机动车保险同样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人身伤害无论过错与否一律获得赔偿。芬兰汽车保险中心认为,芬兰目前尚未发现修订《机动车保险法》的必要,但可能需要新的方法甚至新的立法来根据评估过失责任,因为针对人类驾驶员的现行评估原则无法适用于自动驾驶系统。过失责任的确定在两车碰撞场景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需要确定由哪一方的保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引言 (国资委令第46 号)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历经七年试行探索的央企责任追究制度正式定型。为帮助中央企业管理人员、合规从业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系统理解这一重要制度,本专题围绕 46 号令展开深度解读,共分三篇,各篇内容相互呼应、互成体系:专题一聚焦制度框架与核心规范内容,包括立法沿革、责任追究范围的重大扩展、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认定标准;专题二深入剖析责任类型、终身问责与免责机制,并结合三类典型违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专题三聚焦系统性风险防范措施与合规路径实务建议,为企业落地实施提供操作指引。 一、央企责任追究制度的时代背景 2025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国资委令第46 号,以下简称“《办法》”或"46 号令”),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历经七年试行探索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正式定型,我国国资监管体系迈入更加成熟、规范的法治化新阶段。 46 号令的颁布实施绝非简单的制度修订,而是新时代背景下国资监管理念的系统性升级。从 2018 年 37 号令的“试行”到 2026 年 46 号令的正式施行,责任追究情形从 72 种扩展至98 种,新增金融业务和科技创新两大关键领域,首次系统性构建 6 类免责情形,引入“不良后果”认定体系,确立终身问责机制——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既体现了“违规必究、追责必严”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容纠并举、激励担当”的治理智慧。 当前,中央企业正处于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在依法合规的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在严格问责与激励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每一位央企管理者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二、制度定位与立法沿革 的制定依据包括以及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其中,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作为新增依据,标志着央企责任追究制度与公职人员处分制度的正式衔接。 从立法沿革来看,央企责任追究制度经历了从“探索建立”到“规范完善”的演进过程。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首次在国家层面确立了责任追究制度框架。2018 年,国资委发布 37 号令,开启了责任追究制度的“试行”阶段。经过七年实践检验,46 号令在总结经验、回应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了制度的全面优化升级。 46 号令最显著的制度特征,在于其确立了“五个更加突出”的工作原则:更加突出党对中央企业的领导、更加突出追责情形有效覆盖、更加突出责任追究扶正作用、更加突出责任追究贯通协同、更加突出追责程序清晰规范。这“五个更加突出”既是对过去七年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未来责任追究工作的方向指引。 三、责任追究范围的重大扩展 46 号令将责任追究情形从 37 号令的 11 个方面 72 种,增加到 13 个方面 98 种,增幅达 36%。这一扩展并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基于新时期国有资产监管目标,对中央企业经营投资风险进行的系统性梳理和精准化界定。 新增的两大领域尤为值得关注。 一是金融业务方面,明确将“未按规定履行决策和审核备案程序投资各类金融机构”“违反规定开展信托、租赁、保理等金融业务和基金业务,服务主业不力,脱实向虚”“违反规定开展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业务”等六种情形纳入追责范围。这与国资委“退金令”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体现了监管层引导央企聚焦主责主业、防范金融风险的坚定决心。 二是科技创新方面,针对当前科技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将“通过制售、采购伪创新伪国产产品,虚假完成攻关任务”“对承担的科技创新任务进度造假、成果虚报”“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或不正当手段获得科研活动审批,获取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经费、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通过设立空壳公司、套牌贴牌等形式骗补骗扶”等五种情形列为追责事项。这一规定对于净化科研生态、保障国家科技投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46 号令还对原有追责情形进行了细化完善。在集团管控方面,增加了对“违反有关规定设立多层架构开展业务规避监管”“虚假整改”等情形的追责;在产权管理方面,增加了“违反规定代持股权、虚假控股、控股不控权、虚假合资、挂靠经营等”情形的追责;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增加了“授意、指使中介机构或有关单位出具虚假报告”“决策过程中未充分考虑重大风险因素,未制定风险防范预案”等情形的追责。 四、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认定标准 46 号令建立了“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并行的双轨认定体系,突破了 37 号令“唯资产损失论”的局限。这一制度创新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在诸多违规经营投资行为中,虽然尚未造成直接的资产损失,但已对企业声誉、市场秩序、社会稳定等产生负面影响,对此类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有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监管目标。 在资产损失认定方面,46 号令维持了 37 号令的三级分类标准:500 万元以下为一般资产损失,5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为较大资产损失,5000 万元以上为重大资产损失。同时明确,资产损失金额应当依据有关会计账簿记录,按照会计核算确认的损失分类分项进行认定;未在会计账簿记录或者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资产,应当按照市价、重置价值等公允价值认定。 在不良后果认定方面,46 号令首次建立了系统化的分类标准。根据违规情节和结果影响,不良后果分为一般不良后果、较大不良后果、重大不良后果三类,分别对应违规情节较轻、较重、严重,以及影响主要在涉事企业、行业或中央企业整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这一分类体系为责任追究提供了更加精细化的裁量基准。 结语 本篇作为“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深度解读”系列的开篇,系统梳理了 46 号令的制度定位、立法沿革及责任追究范围的重大扩展,并深入解析了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的双轨认定标准。制度的价值在于执行,规范的生命在于落地。46 号令确立的“五个更加突出”原则和双轨认定体系,为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责任追究情形从 72 种扩展至98 种的背景下,企业管理者亟需深刻认识制度变革的方向与力度,为下一步的风险防范与合规实践提供认知基础。责任追究的具体类型与免责机制、典型违规案例的深度剖析,详见本系列之专题二;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合规路径建议,详见专题三。 参考文献 1. (国资委令第46 号),2025 年 11 月 28 日发布,2026 年 1 月 1 日施行。 2. (国资委令第37 号),2018 年发布。 3. ,国务院办公厅,2016 年。 4. ,国务院,2024 年 9 月 1 日施行。 5. (2023 年修订版)。 6. ,2009 年施行。 7. ,国务院,2003 年施行。 8. 《民法典》,2021 年施行,第146 条(虚假意思表示)。 9.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严控经营风险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1〕116 号)。 10. 国资委,(国资委令第41 号),2022 年。
引言 2025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令第810号,下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一行政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税收治理进入全新阶段。 《规定》共14条,核心在于建立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的常态化机制。其制度设计旨在打通平台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信息壁垒,将平台内数以千万计的经营主体全面纳入以数治税的监管视野。 本文作为平台经济税收治理新规解读与合规应对系列文章的开篇,将从立法背景、核心制度、法律责任、主体影响四个维度,系统解读《规定》的制度架构与监管逻辑。 一 立法背景:为何出台《规定》? 根据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规定》答记者问,制定这部行政法规主要基于以下背景: 1 平台经济发展迅速,税收监管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拓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互联网平台企业记录的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是开展税收监管的重要基础。 2 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平台经济特点 与传统经济形态不同,平台经济呈现出强流动性和高虚拟化特征,税收监管缺乏有效信息,加之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缺乏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具体规定,税务机关无法及时全面掌握相关涉税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平台内经营者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 党中央、国务院对平台经济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出台《规定》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 4 国际税收治理趋势倒逼制度完善 从全球视野看,建立网络交易涉税信息报送制度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加强平台经济税收征管的重要举措。欧盟2023年起正式执行征管合作指令第七修正案(DAC7),要求数字平台运营商履行涉税信息报送义务。OECD也出台了平台运营商涉税信息报告的示范规则。 在此背景下,制定专门行政法规,建立健全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提升税收服务和管理效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规定》的核心制度解析 (一)报送义务主体 《规定》第二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是指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其他为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下称15号公告)的解读,这一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八类常见的互联网平台: 网络商品销售平台 为实物商品交易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生活服务经营平台 为出行、住宿、餐饮、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网络直播平台 提供网络表演、视听节目等直播服务的平台。 网络社交平台 提供社交服务的平台。 网络音视频平台 提供音乐、短视频、影视等视听节目的制作、发布、传播等服务的平台。 网络创作平台 提供文学、美术等作品的创作、发布、传播等服务的平台。 在线教育平台 为在线教育培训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网络货运平台 为道路货物运输提供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二)报送内容 1 平台基本信息 《规定》第三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30日内或者自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域名、业务类型、相关运营主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名称等信息。 2 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 15号公告明确了具体内容: 对于平台内经营者:报送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店铺名称、店铺唯一标识码。 对于从业人员:报送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国家或地区、店铺名称、店铺唯一标识码。 3 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上季度收入信息。15号公告明确,收入信息包括上季度收入总额、支付给平台的佣金和服务费合计金额、交易(订单)数量等。 (三)报送时限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的具体类别和内容,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季度收入信息。 (四)免予报送的情形 为减轻平台报送负担,《规定》明确了免予报送的情形: 1 便民劳务人员收入信息免报 《规定》第四条明确,在互联网平台内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或者不需要纳税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报送其收入信息。 15号公告进一步界定了这三类便民劳务活动的范围: 配送便民劳务活动 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接收、验视客户订单,根据订单需求,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业务活动,如外卖送餐、同城配送、快递配送等。 运输便民劳务活动 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网约车服务、代驾服务、货运服务等业务活动。 家政便民劳务活动 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清洁、洗衣、烹饪、维修等家务料理,家庭成员照护服务等业务活动。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指出,这部分从业人员的收入因依法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基本无须纳税,并且人数众多,免予报送收入信息可减轻平台企业的报送负担。 2 已申报信息免报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规定为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等涉税事项时已填报的涉税信息,不需要重复报送。 3 历史信息免报 《规定》第十二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在本规定施行前的涉税信息,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报送。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指出,这是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作出的规定。 4 信息共享可获取的信息免报 《规定》第八条明确,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应当与税务机关加强涉税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能够获取的涉税信息,税务机关不得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 (五)报送渠道 《规定》第五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涉税信息报送的数据口径和标准,通过网络等方式报送涉税信息。税务机关应当提供安全可靠的涉税信息报送渠道,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直连报送、上传导入等接口服务,并做好政策解读以及问题解答等咨询服务。 (六)数据核验责任 《规定》第六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核验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收监管需要,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的涉税信息进行核查。 同时,该条也规定了免责情形:互联网平台企业已对其报送的涉税信息尽到核验义务,因平台内经营者或者从业人员过错导致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不追究互联网平台企业责任。 (七)数据安全保障 《规定》第九条对数据安全作出严格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规范保存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税务机关应当对获取的涉税信息依法保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涉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保障涉税信息安全。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进一步说明,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完善涉税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收集到的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相关信息,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措施,切实保障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三 法律责任 (一)平台企业的行政责任 《规定》第十条明确了平台企业未履行报送义务的法律后果: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送、提供涉税信息;(二)瞒报、谎报、漏报涉税信息,或者因互联网平台企业原因导致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三)拒绝报送、提供涉税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的公告》(2025年第22号)进一步明确,情节严重包括以下情形:(一)一个年度内累计2次(含)以上未按照规定期限报送、提供涉税信息或者漏报涉税信息的;(二)累计2次(含)以上瞒报、谎报涉税信息的;(三)通过为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批量办理登记注册、更改店铺唯一标识码以及其他方式违规引导或帮助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转换收入性质或者分拆收入,导致报送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四)伪造、篡改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或者协助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伪造、篡改涉税信息,导致报送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五)以暴力、威胁、公开抵制等方式,拒不按照规定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 同时,15号公告明确将未按规定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情形纳入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管理范围并向社会公示。 (二)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规定》第十一条明确,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管理工作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四《规定》对相关主体的影响分析 《规定》的施行,将对平台经济生态中的各类主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将其归纳为四类主体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影响 1 税负水平不受影响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明确指出:互联网平台企业只需依法履行涉税信息报送的程序性义务,其自身税负不会变化。 2 合规成本增加 虽然税负不变,但平台企业面临三方面的合规成本增加: 系统开发成本 平台必须投入技术和人力成本,开发与税务系统对接的数据报送接口,确保能够按照统一的数据口径和标准,每季度自动提取、整理、报送海量经营者的身份和收入信息。 内部核验成本 《规定》第六条要求平台企业对报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这意味着平台必须建立内部信息核验机制,对平台内经营者身份的真实性、收入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必要的审核。 法律责任加重 平台的责任不再模糊,未按规定报送将面临行政处罚,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更重要的是,如果平台被认定为明知或应知平台内经营者存在偷逃税行为而放任甚至帮助,存在被认定为共犯或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风险。 3 生态关系重塑 平台从单纯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税收共治的守门人,需要与平台内海量经营者就税务合规进行沟通协调,这对运营生态和用户关系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二)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影响 平台内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经营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1 合规纳税压力凸显 对于此前已规范申报纳税的经营者,其税负不会因信息报送而增加。但对于此前存在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情况的经营者,税务机关将掌握其完整收入数据,立即面临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的重大风险。 2 刷单风险剧增 虚构的交易流水同样会被报送至税务系统。经营者将面临两难困境:要么为虚构的刷单收入承担本不存在的税收成本,要么向税务机关承认刷单行为,但这又涉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违法责任。这一制度设计客观上将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刷单乱象形成有效遏制。 3 历史倒查风险 虽然《规定》第十二条豁免了平台对新规实施前涉税信息的主动报送义务,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问题可以高枕无忧。根据《规定》第七条,税务机关在开展检查时,有权要求平台提供涉嫌违法者的历史交易信息。因此,对于存在历史欠税问题的经营者,仍然面临被稽查的风险。 4 中小微企业税负不变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特别强调:平台内众多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从业人员因可享受税收优惠,其税负不会变化。例如,商户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可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政策。 (三)对从业人员的影响 从业人员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以个人名义提供营利性服务的自然人,包括网络主播、创作者、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 1 高收入从业人员面临精准监管 对于通过平台取得较高收入的从业人员(如头部主播、知名创作者),其收入将被税务机关完整掌握。过去通过隐匿收入、不自行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的现象将大为减少。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曝光的系列案件已充分说明这一点: 上海柏某案 拥有近300万粉丝,通过近亲属个人账户隐匿佣金收入,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30万元。 赤峰郭某案 粉丝超400万,2020年至2022年申报纳税仅9万余元,被查实真实收入超1500万元,被追缴罚款共计268.89万元。 厦门程某案 拥有500万粉丝,连续三年个税申报未达起征点,被查实隐匿收入,被追缴罚款共计199万元。 2 低收入从业人员不受影响 对于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因其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基本无须纳税,《规定》明确免予报送其收入信息,因此不会对日常工作、收入和税负产生影响。 3 收入性质认定问题 从业人员通过平台取得的收入,可能涉及劳务报酬所得、经营所得、工资薪金所得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收入适用不同的计税方式,这需要从业人员与平台、MCN机构等合作方清晰约定,并在年度汇算清缴时正确申报。 (四)对MCN机构的影响 MCN机构(网络主播管理机构)在平台经济生态中处于特殊位置,其受到的影响也最为复杂: 1 双重法律地位 MCN机构既是平台内经营者(其自身收入被平台报送),又是向主播支付报酬的支付方(负有代扣代缴义务)。这种双重身份使其面临叠加的合规义务。 2 代扣代缴责任明确 根据及,MCN机构作为向主播支付报酬的支付方,负有法定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近期曝光的湖南颜客案即是典型:该MCN机构因未对签约主播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被处以应扣未扣税款50%的罚款104.43万元。 3 自身税务合规要求提高 MCN机构自身的成本列支、发票管理、税收优惠适用等,将面临更严格的税务核查。河北楚某案即是警示:该MCN机构通过虚开发票虚列成本、私户发薪逃避代扣代缴,最终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010.06万元,且因涉嫌虚开发票被移送公安机关。 五 配套制度:15号公告和16号公告的主要内容 为保障《规定》落地实施,国家税务总局配套发布了两个公告: (一)(2025年第15号) 15号公告主要从实操角度,围绕谁来报、报什么、怎么报、不报怎么办四个方面进行细化明确: 关于谁来报 列举了网络商品销售平台、网络直播平台、网络货运平台等8类常见的互联网平台,明确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主体。 关于报什么 明确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自身基本信息,以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的具体类别、内容和口径。 关于怎么报 细化了报送时间节点和渠道,明确了首次报送安排,以及延期、更正和终止报送的规定。 关于不报怎么办 明确了未按规定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处理措施,包括纳入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管理范围并向社会公示等。 (二)(2025年第16号) 16号公告主要针对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劳务报酬或服务收入等场景,从两个减负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一方面,优化劳务报酬所得个税预扣预缴方式。允许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款,既可以扣除每月5000元的减除费用,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按照3%-45%七级累进预扣率计算税款,有利于减轻平台内从业人员预缴税款负担。 另一方面,细化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代办申报相关规定。明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相关要求,有利于减轻平台内从业人员的办税负担,同时避免互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相关涉税信息。 结语 《规定》的施行,标志着平台经济税收监管从信息不对称走向数据透明的制度重塑。对于平台企业而言,需在2025年10月前完成首次报送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于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而言,需重新审视自身的税务合规状况,确保收入申报的真实、准确、完整。 需要强调的是,《规定》并非针对平台经济的紧箍咒,而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正如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前期在部分省市开展的试点表明,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税收负担不会因信息报送而增加,而存在隐匿收入等情况的经营者,其税收负担会回归正常水平。 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分别聚焦平台企业、MCN机构、网络主播及商家三类主体,结合最新查处的涉税违法案件,深入分析其在新规下面临的具体法律风险,并提出系统的合规应对方案。
韩国《关于人工智能(AI)发展与构建信任基础等的基本法》(简称《AI基本法》)于1月22日起正式实施。 这是全球首部针对人工智能全领域而非单一细分环节的综合性法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监管法案的出台让人工智能模型及服务开发企业高度关注“高影响人工智能运营者责任”“人工智能使用标识义务”等可能直接影响业务开展的条款。 韩国政府方面表示,为防范深度伪造、虚假信息传播、人权侵害等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带来的危害,社会亟需相关规范;同时也充分考虑行业担忧,计划对政府的事实调查权、罚款权设置1年以上的暂缓执行期,推动法案“平稳落地”。 PART 01 一手抓人工智能产业振兴,一手抓监管规范 该法律的核心是,国家在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支持、推动其健康发展的同时,防范存在潜在危害的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 在产业振兴方面,法案规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需每3年制定并实施人工智能基本规划,助力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 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正式升格为法定委员会。 同时明确,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尊重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精神,为相关产品与服务的研发工作提供支持。 在监管规范方面,政府需建立相关制度,最大限度降低人工智能对民众生活的潜在风险,保障其安全使用; 同时支持人工智能安全与可信技术的研发、相关教育普及和宣传工作。 《AI基本法》还明确,除其他法律对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等另有特殊规定外,均适用本法,确立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性、上位法地位。 此前,韩国《电信事业法》《信息通信网法》等适用于人工智能等数字服务的核心现行法规,已难以跟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出现监管空白,这也是《AI基本法》出台的背景。 有观点指出,《电信事业法》中“禁止侵害用户利益”的条款,难以应对人工智能、算法带来的歧视等新型损害;而以信息“流通” 和“公开”为前提制定的《信息通信网法》,也无法有效规制以未知方式生成信息的人工智能技术,这成为了制定新法案的重要依据。 PART 02 行业高度关注高影响人工智能,水印标注相关规定 AI行业认为,《AI基本法》中影响最大的条款,主要集中在高影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使用标识(水印)、可解释性义务等方面。 高影响人工智能,指应用于医疗、能源、招聘、贷款审批等对民众生命权、基本权利有重大影响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法案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在上述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时,必须建立人工监管体系,并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政府方面解释,目前仅完全自动驾驶(L4级及以上)车辆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归属于高影响人工智能范畴。 但行业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飞速发展升级,医疗、能源、招聘等领域出现需受高影响人工智能规则监管的服务,并非遥远的未来。 根据《AI基本法》,企业若提供基于高影响人工智能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品、服务,必须事先向用户告知其人工智能应用属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出内容,也需进行明确标识。 这一条款也引发了内容行业的担忧,不少从业者认为,即便仅在创作中部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若被标注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可能会降低内容的市场评价。 最初的施行令曾允许,将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内容等标识,以仅机器可识别的元数据形式添加;但出于对“非显性标识无法有效区分深度伪造内容”的担忧,施行令后续进行了修订,强化了标识要求,规定需通过文字提示、语音播报等方式,至少一次向用户告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情况。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添加水印,是防范深度伪造滥用等技术副作用的最低限度安全措施,也是全球头部企业正在推行的国际趋势。政府将设置至少1年的充分指导适应期,逐步推进该要求落地。” 《AI基本法》还规定,受人工智能决策影响的主体,有权在技术和合理的范围内,要求企业对人工智能最终结果所依据的核心标准、原理等,做出清晰、有实际意义的解释。 这一规定即要求人工智能具备“可解释性”,但也被解读为原则性条款。人工智能行业的主流观点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谷歌等少数企业掌握相关技术,能够对复杂到被称作“黑箱”的人工智能生成、推理过程进行明确阐释。 PART 03 设置过渡期“事实调查、罚款权暂缓1年以上执行” 根据法案规定,若企业违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高影响人工智能运营者责任等相关规定,或政府接到相关违规举报、投诉,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有权对涉事企业开展现场调查,查阅相关账簿、文件和资料。 对于未履行人工智能使用告知义务,或境外人工智能企业未在韩国指定境内代理人的行为,最高可处以3000万韩元罚款。 但考虑到法案刚落地,可能会制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韩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府最终决定,将事实调查权和罚款权的行使暂缓1年以上。 韩国互联网企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义务的具体实施方式、责任主体、适用范围,均交由施行令和公告另行规定,企业难以提前预判相关经营风险。” 例如,影视制作公司若仅使用人工智能服务,而非自主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仅作为技术使用方,是否需要履行标识义务,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同时,企业也可能擅自删除人工智能使用标识。 有观点质疑,监管的实际效力可能大打折扣——此前施行令曾允许非显性标识,后因争议修订为需进行显性告知,这一过程也反映出规则的不确定性。从业者担忧,若后续因实际需求需要再次修订法案,企业将再次面临经营不确定性。 此外,韩国政府还将通过“AI基本法支援服务专班”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的合规咨询。《AI基本法》仅配套施行令就达421页,条款庞大且复杂,也成为行业诟病的问题。为将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纳入法律规制,政府联合大型律所律师等专业人士组建了立法修订小组,推进法案制定;但众多中小微和初创企业表示,自身没有足够的资金,向大型律所咨询法案解读相关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将组建由参与下位法制定的专家构成的支援服务专班,为中小企业提供法案解读支持。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合规成本,推动法案从“形式落地”走向 “实质落地”。 PART 04 曾为概率型游戏信息公开划定明确标准,人工智能监管亟待细化 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游戏行业,对《AI基本法》的实施表示“感到混乱”。 根据2024年11月发布的《人工智能透明度保障指南》,游戏被认定为“艺术创作类作品”,可采用不影响展示和使用的方式,履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告知或标识义务。 但指南未明确具体的标识方式和适用范围,行业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反观2024年实施的《游戏产业法》修订案,该法案强制要求企业公开概率型游戏道具的相关信息,当时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出台了具体的概率标识方式和标准,有效减少了行业混乱。 韩国某大型游戏企业相关人士表示:“通过Steam等电脑游戏平台运营的游戏,已按照平台规则标注了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情况;但仅在移动平台或韩国本土平台运营的游戏,该在哪些环节、以何种方式标注,目前仍无明确答案。” 另一位游戏行业政策与对外合作负责人也表示:“游戏行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十分多元,既有直接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游戏,也有在服务中嵌入人工智能模型的游戏,法案的相关规定过于模糊。尽管有1年的处罚暂缓期,企业仍不得不承受相关压力。” 韩国《AI基本法》的正式施行,是全球AI立法的重要里程碑,其“振兴与监管并重”的立法思路、“平稳落地”的实施策略,为全球AI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而其落地过程中暴露的规则模糊、实操性不足等问题,也为各国AI立法敲响了警钟。同时,韩国法案的动态完善过程,也提示中国AI立法需建立常态化的评估与修订机制,让法律成为AI产业健康发展的“保障线”,而非“绊脚石”。 注:部分内容综合自韩国联合新闻社。
一、引言 保险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风险分散、民生保障、实体经济支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11月间,保险业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且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40.65万亿元。在2025年的前11个月间,人身险保费收入达到4.42万亿元,同比增长9.2%,财产险保费收入达到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5%。随着我国保险市场规模的持续攀升,保险产品的日益丰富,业务场景的不断拓展,保险纠纷发生的基数亦随之扩大。 与普通民商事纠纷相比,保险纠纷具有专业性强、主体地位失衡、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投保人在专业知识、经济实力等方面与保险公司存在显著差距,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保险合同中纠纷发生频率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这使得纠纷解决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包含诉讼、调解、仲裁、投诉、诉调对接等方式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实践运行情况来看,该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例如,非诉讼解决机制法律效力不足、各机制之间衔接不畅、跨区域纠纷处理缺乏统一规则、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协同缺位等问题,导致大量纠纷涌入诉讼渠道,既加重了法院司法资源负担,也无法满足投保人快速维权的需求。 以上海市为例,其作为全国保险机构高度集聚、保险产品创新活跃的核心城市之一,保险合同纠纷在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及争议复杂程度上均呈现出较为突出的特征。首先,上海汇集了大量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或区域管理机构,同时也是航运保险、责任保险及涉外保险业务的重要承载地,保险合同主体多元、交易链条较长,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事实认定与专业判断。并且,上海投保人结构多样,既包括普通消费者,也涵盖大量企业主体与金融机构,使得保险纠纷兼具消费纠纷与商事纠纷的双重属性。在此背景下,单纯依赖诉讼方式解决保险纠纷,难以兼顾效率、公平与专业性需求,实践中亦易造成审理周期拉长、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尽管目前在保险纠纷调解、金融审判专业化及诉调对接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现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制度协同、程序衔接及法律效力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尚未形成与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纠纷解决体系。 二、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运行现状与立法困境 (一)运行现状梳理 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诉讼为主导、非诉讼为补充”的格局,涵盖诉讼、调解、仲裁、投诉、诉调对接等多种方式。各机制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但均存在一定的运行短板。 1.诉讼机制:主导地位凸显但效率偏低 诉讼作为最具权威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凭借其强制执行力与国家公信力,成为保险纠纷当事人的重要选择。近年来,保险纠纷诉讼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上海金融法院审批工作情况通报(2024年)》,保险业案件占比11.03%,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比例。但是,诉讼机制的弊端也日益凸显。首先,其成本高昂,二审、再审等程序的存在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对于面临高额医疗费用或损害赔偿的投保人而言,难以实现快速维权。同时,其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部分法官缺乏保险行业专业知识,对不同险种的赔偿标准、保险条款的解释等把握不准,导致不公平判决时有发生。除此以外,诉讼判决的“一锤定音”,缺乏灵活协商的空间,且不具备保密性,可能对保险公司与行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2.非诉讼解决机制:作用有限且衔接不畅 非诉讼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投诉等方式,在分流纠纷、提升效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实践运行中存在诸多不足。 调解机制方面,我国已形成消费者协会与保险行业协会双重调解主体的格局。根据上海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统计,其在2025年上半年共受理纠纷案件32857件,同比增长102.38%,完成调解22069件。然而,调解机制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制度性缺陷。首先,在法律效力层面,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其主持形成的调解协议原则上仍以当事人自愿履行为基础,缺乏直接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拒绝或拖延履行调解协议的情形在实践中并不鲜见。其次,在专业性与公信力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消费者协会调解员在保险合同条款解释、计算规则及责任认定等专业问题上往往缺乏足够的专业支撑,难以有效处理复杂保险纠纷,而由保险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又容易因其行业属性而引发当事人对中立性与独立性的质疑。再次,在跨区域保险纠纷处理中,现有调解机制之间的协同程度仍然有限,不同地区在调解规则、程序安排及结果确认方面缺乏统一标准,调解成果难以实现有效衔接与互认,进而削弱了调解机制在跨区域乃至跨境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实际效果。 仲裁机制方面,其因具备自愿性、程序灵活性及保密性等优势,理论上应当成为保险纠纷解决体系中的重要补充方式。然而,从实践运行情况看,仲裁在保险纠纷中的适用率仍然偏低,多数投保人更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仲裁的适用前提较为严格,须以当事人明确约定为基础,而在实践中,多数保险合同并未设置仲裁条款,部分保险公司在格式合同中亦未积极引入仲裁安排,客观上限制了仲裁机制的适用空间。其次,投保人对仲裁制度的认知程度普遍不足,对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裁决执行效果存在疑虑,导致其在纠纷发生时更倾向于选择司法诉讼这一相对熟悉且权威性更强的救济方式。再次,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在缺乏上诉救济渠道的情况下,一旦裁决结果对投保人不利,纠错空间较为有限,这种不可逆性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投保人的维权风险,也进一步削弱了仲裁机制在保险纠纷中的吸引力。 投诉机制方面,包括保险公司内部投诉与“12378”监管投诉专线在内的投诉渠道,为投保人提供了便捷的维权途径。据统计,历年保险消费者投诉案件中,约三分之一的案件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并撤诉。然而,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该机制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保险公司内部投诉机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其运作往往嵌入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之中,在利益导向上更倾向于维护公司立场,对投保人合理诉求的回应力度有限。其次,监管投诉的处理效率有待提升,“12378”投诉专线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率并不理想,部分案件处理周期较长,难以满足投保人对及时救济的期待。再次,投诉机制与调解、仲裁及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投诉处理结果难以直接转化为后续程序中的事实依据或处理基础,致使部分纠纷在不同程序之间反复流转,未能实现实质性化解。 3.诉调对接机制:实践探索但问题突出 为减轻诉讼压力,最高人民法院与原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发布了,联合启动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试点工作,旨在实现诉讼与调解的优势互补。人民法院与保险行业调解组织之间已逐步建立起诉调对接机制,通过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转入调解等方式,对部分保险合同纠纷进行分流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冲诉讼压力的功能。但诉调对接机制仍暴露出较为明显的制度性问题。 首先,在程序运作中,部分案件存在调解前置或变相强制调解的情形,法院在未充分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将保险纠纷直接导入调解程序,客观上压缩了投保人依法选择诉讼救济的空间。其次,诉调对接中形成的调解协议在法律效力认定方面仍不够清晰,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稳定性和可执行性缺乏信任,而现行司法确认程序在操作层面相对繁琐,降低了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积极性。再次,从制度层面看,各地诉调对接机制的运行规则尚未实现统一,不同地区在适用范围、程序安排及部门协作方式上差异明显,导致该机制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形成规范化、可复制的制度体系,也制约了其在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中的整体效能。 (二)核心立法困境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不畅的根源在于立法不完善。当前,我国关于保险纠纷解决的立法分散于等法律法规中,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立法,导致各机制之间缺乏协调、法律效力不明确、运行规则不统一,形成了诸多立法困境。 1.立法层级偏低,法律效力不足 从规范体系整体来看,我国关于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制度依据主要集中于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及行业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相对偏低,法律效力亦较为有限。以诉调对接机制为例,其运行依据主要源自最高人民法院与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试点性通知,该类文件性质上属于规范性政策文件,尚未获得法律层面的明确授权与系统确认。 在调解与投诉领域,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调解规则、投诉处理规范多属于行业自律文件,对当事人原则上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其效力更多依赖于当事人的自愿接受。立法层级偏低直接削弱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及相关裁决结果的认可度和信赖度不足,进而影响其在纠纷分流中的实际功能发挥。同时,由于缺乏高位阶立法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地区、各部门在具体规则设计上呈现出明显差异,调解程序、时效安排及适用范围不尽一致,导致制度运行中存在冲突与衔接不畅的问题。在跨区域乃至跨境保险纠纷处理中,这种规则差异尤为突出,容易引发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从制度层面制约了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规范化与体系化发展。 2.制度衔接缺失,机制协同不畅 从制度结构上看,现行立法尚未对各类保险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衔接关系作出明确规定,诉讼、调解、仲裁及投诉等方式在运行中呈现出相对割裂的状态,缺乏系统性的协同安排。 首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衔接不畅,调解协议或仲裁裁决在进入司法程序时缺乏顺畅、稳定的转化路径,当事人在对方拒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裁决结果的情况下,往往仍需重新提起诉讼,从而导致维权周期延长、成本上升。 其次,各类非诉讼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转介与衔接制度,投诉、调解与仲裁在程序设计上彼此独立,投保人在某一机制中未能实质解决纠纷后,通常需要重新启动其他程序,既增加了程序负担,也削弱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运行的效率。 再次,在跨区域乃至跨境保险纠纷处理中,机制衔接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内地、香港与澳门在纠纷解决规则、程序安排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现行立法未就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权确定、法律适用规则以及裁决结果的互认与执行作出系统规定,导致跨境纠纷在实践中面临较大的法律障碍。举例来说,内地居民投保香港保险后发生理赔争议,由于两地在保险合同解释标准与争议解决路径上的差异,相关纠纷往往难以及时、高效地得到解决,进一步凸显了完善机制衔接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3.非诉讼机制立法不完善,运行规则模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层面的缺失,是当前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中最为突出的制度困境之一。首先,在调解机制方面,现行对保险纠纷调解缺乏针对性规定,未能就保险行业协会参与调解的法律地位、调解程序设计以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核心问题作出明确规范,导致相关制度在实践中缺乏稳定的法律依据。不同地区在调解组织设立模式、调解员资质条件及调解时效安排等方面标准不一,规则差异较为明显,容易造成调解运行不规范、效果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在仲裁机制方面,现行对保险纠纷仲裁的规定相对原则化,未充分回应保险纠纷高度专业化、格式合同普遍适用等现实特征,也未就保险格式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与审查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客观上增加了仲裁适用的不确定性,削弱了仲裁机制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发挥。再次,在投诉机制方面,相关立法明显滞后,现行规范尚未对保险公司内部投诉的处理程序、办理时限及责任追究机制作出系统规定,也缺乏对监管投诉与调解、仲裁及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衔接规则的明确安排,致使投诉机制在实践中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实现对保险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4.跨境纠纷立法空白,区域协同不足 随着跨境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跨境保险纠纷数量持续上升,但我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回应明显滞后,相关立法几近空白,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首先,在管辖权认定方面,举例来说,内地、香港与澳门在保险纠纷的管辖标准与连接点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现行立法尚未就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权分配建立统一规则,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基于程序便利或实体利益考量选择有利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引发“择地诉讼”现象,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制度博弈成本,也造成司法资源的重复消耗。其次,在法律适用层面,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保险合同解释规则、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不可抗辩条款适用等核心制度上存在实质性差异,而现行规范并未明确跨境保险纠纷的准据法选择规则,导致裁判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香港法长期坚持最大诚信原则并实行较为严格的告知义务制度,而内地法则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采有限告知模式,上述制度差异在理赔纠纷中往往难以协调,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再次,在裁决效力层面,跨境裁判结果的互认与执行仍面临制度障碍。以内地和香港地区来说,现行关于内地与香港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在适用范围上仍存在限制,部分涉及保险利益归属、保单继承或遗产管理的纠纷难以纳入互认机制之中,导致相关裁决在跨区域执行时遭遇现实阻碍。上述问题共同表明,在跨境保险纠纷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缺乏系统、明确的立法规范已成为制约跨境保险纠纷有效解决的关键制度瓶颈。 5.行业自律与监管立法缺位,保障机制不足 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是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但从现行规范体系看,相关立法在这两个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缺位。在行业自律层面,现行立法尚未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权限,对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运行规则及监督机制缺乏系统规定,致使其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稳定、独立的制度角色,其调解活动的中立性与公信力亦因此受到影响。在行政监管层面,相关立法仍显滞后,尚未建立统一、协调的保险纠纷监管机制,不同地区监管部门在投诉处理、纠纷化解及制度执行方面的标准不尽一致,对保险公司投诉处理行为及调解协议履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亦相对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与此同时,在责任追究机制方面,立法未对保险公司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具体义务与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保险公司拖延处理投诉、消极参与调解或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等行为,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客观上削弱了保险公司主动、及时解决纠纷的制度激励,制约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整体效能的发挥。 三、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立法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立法理念滞后,价值定位偏差 立法理念的滞后是导致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立法不完善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保险纠纷解决立法坚持“诉讼中心主义”理念,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重视不足,导致非诉讼机制的立法发展缓慢。在价值定位上,现行立法过于强调纠纷解决的公正性,而忽视了效率性与便民性,未能充分考虑保险纠纷的专业性、紧迫性特点,以及投保人的弱势地位。例如,诉讼程序设计繁琐,未能针对小额保险纠纷设立简易程序。再比如,调解协议效力不足,导致投保人难以快速获得赔偿。同时,在跨境保险纠纷解决中,立法缺乏“区域协同”理念,未能充分尊重不同法域的法律制度差异,导致跨区域纠纷解决规则冲突频发。 (二)行业发展不成熟,利益博弈激烈 从行业发展阶段与利益结构的角度看,我国保险市场仍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张力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推进。一方面,在竞争压力与盈利目标的驱动下,部分保险公司倾向于通过格式条款对投保人的权利救济方式加以限制,对强化投保人保护、扩展非诉讼纠纷解决路径的立法改革持相对保守态度,客观上增加了相关制度完善的阻力。另一方面,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其运行基础与成员结构决定了其在制度建言过程中难以完全摆脱行业主体的影响,在涉及纠纷解决机制设计与权利配置问题时,相关建议往往更侧重于行业运行效率与风险控制目标,对投保人权益保障的关注相对不足。上述利益结构与制度博弈,使得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立法层面的完善面临较为复杂的现实约束。 (三)监管体制分散,协同机制缺失 从监管结构角度看,我国保险监管体制在运行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散化特征,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立法的整体推动力。保险纠纷解决涉及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以及保险行业协会等多个主体,不同主体在职能定位与制度目标上各有侧重,但现行制度下尚未建立起稳定、有效的协同机制。实践中,人民法院主要关注诉讼程序的规范运行与裁判标准的统一,金融监管部门更侧重于保险行业的合规监管与风险防控,而司法行政部门则以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与指导为核心,各主体在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过程中缺乏充分沟通与协调,相关规范之间亦难以实现有效衔接。上述监管碎片化格局不仅容易导致规则内容上的交叉与冲突,也使得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改革难以形成系统合力,从制度层面制约了相关机制的整体完善与功能发挥。 (四)理论研究不足,实践经验欠缺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离不开系统充分的理论支撑与持续积累的实践经验,但从整体情况看,我国在这两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理论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或一般纠纷解决制度,对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本身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效力定位、不同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路径以及跨境保险纠纷中的法律适用规则等关键问题上,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理论成果,难以为立法设计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在实践层面,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探索起步较晚,相关制度多以试点形式推进,诉调对接、跨境调解等机制的运行时间较短,实践样本和经验积累相对有限,尚不足以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式,从而在客观上制约了相关立法的系统完善。 四、域外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经验与借鉴 (一)域外立法模式梳理 世界各国及地区基于自身保险市场发展特点,构建了各具特色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并形成了完善的立法体系。其中,日本、英国、美国及欧盟的立法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日本:行业自律主导的立法模式 日本在保险纠纷解决领域形成“行业自律主导、监管监督为辅”的保险纠纷解决立法模式,日本通过《保险业法》的规定,保险行业协会被纳入纠纷解决体系,并承担处理投保人投诉与调解申请的重要职能。协会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由具备法律、保险等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调解员,以保障纠纷处理的专业性与中立性。 同时,立法赋予行业协会调解协议一定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此外,日本建立了完善的行业自律监管机制,金融厅对保险行业协会的纠纷解决工作进行监督,确保调解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度。日本的制度实践表明,在法律明确授权与监管机关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强化行业自律组织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制度地位,有助于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并减轻司法系统负担。 2.英国:中立机构主导的立法模式 英国设立了独立的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构建了“中立机构主导、多元化方式并行”的立法模式。英国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规定,金融投诉服务局(FOS)作为法定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负责处理包括保险纠纷在内的各类金融消费者争议。FOS在组织运作上独立于金融行业协会及监管机关,其制度设计旨在确保纠纷处理的中立性与专业性。 在运行机制上,FOS的受理范围较为广泛,不以案件金额作为受理门槛,并由具备法律与金融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纠纷处理程序,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与专业判断水平。FOS作出的处理结果在法律效力上具有差异化特征,即消费者有权选择是否接受处理结果,而一旦消费者接受,该结果即对保险公司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拒不履行的,可能面临监管层面的合规后果。与此同时,英国立法明确了FOS与司法救济之间的衔接路径,未能通过FOS解决的纠纷,消费者仍可依法提起诉讼或选择仲裁,从而确保其救济权利不因选择非诉讼程序而受到限制。英国的制度实践表明,通过立法确立独立、中立的纠纷解决机构,并赋予其明确的制度地位,有助于提升金融与保险纠纷解决的效率与公信力。 3.美国:法院附设ADR的立法模式 美国采用“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为核心的制度模式,通过立法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机制与诉讼程序有机衔接。美国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鼓励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早期中立评估等方式化解争议,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并节约司法资源。在该模式下,调解程序通常在法院主持或监督下进行,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并转化为司法裁判或和解裁定后,具有强制执行力。 同时,美国各州制定了专门的保险纠纷解决法案,对保险纠纷的调解程序、仲裁规则、法律适用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非诉讼机制的规范化运行。此外,美国建立了完善的跨境保险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国际条约与双边协议,明确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规则,保障裁决效力的互认与执行。美国的立法经验表明,通过强化法院在非诉讼纠纷解决中的引导与监督作用,有助于实现诉讼程序与ADR机制的有效衔接,对我国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及相关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欧盟:跨境统一的立法模式 为应对跨境保险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需求,欧盟通过统一立法构建了覆盖成员国的跨境纠纷解决框架,形成了以在线化解机制为核心的制度模式。《消费者在线争议解决条例》建立了统一的在线争议解决平台(ODR),供消费者与保险公司提交跨境保险纠纷。平台整合了欧盟各国的调解资源,当事人可自主选择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程序简便高效,且提供小额索赔程序,提升纠纷解决效率。 在制度配套方面,欧盟并非仅依赖ODR机制本身,而是通过一系列冲突法与司法协作立法,对跨境保险纠纷的法律适用、管辖权确定以及裁决和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作出系统安排,确保成员国之间在纠纷解决规则上的协调一致。欧盟的制度实践表明,通过统一立法构建跨境纠纷解决平台,并辅以完善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协作规则,有助于弥合不同法域之间的制度差异,提升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整体效率与可预期性。 (二)域外立法经验的借鉴启示 综合上述国家与地区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实际,可提炼出以下借鉴启示,为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提供指引。 1.确立多元化立法理念,平衡公正与效率 在立法理念层面,有必要突破长期以来以诉讼为中心的单一纠纷解决思维,逐步确立以多元化、高效化和便民化为导向的制度理念,在保障纠纷解决公正性的同时兼顾程序效率。立法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明确赋予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自主选择权,避免通过制度设计变相压缩当事人依法选择诉讼救济的空间。同时,应针对保险纠纷专业性强、理赔时效性要求高的特点,对非诉讼程序进行适度简化,探索建立小额保险纠纷的快速处理机制,以实现纠纷分流与高效化解。在此基础上,还应在立法中强化对投保人弱势地位的制度性保护,通过明确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等方式,合理平衡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效率导向影响到实体公平。 2.构建层级分明的立法体系,提升法律效力 构建层次清晰、相互衔接的规范体系,以增强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在法律层面,可探索推动制定专门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立法,对调解、仲裁、投诉及诉调对接等机制的法律地位、基本运行规则与效力认定作出原则性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可以进一步通过制定专门的调解与仲裁实施条例,对程序细节进行系统化、规范化设计。在部门规章与行业规范层面,则应更加细化诉调对接、投诉处理、行业调解等具体规则,形成由高位阶规范统领、低位阶规范配套的立体化立法结构,从而避免规则碎片化与制度冲突。 3.强化非诉讼机制立法,完善运行规则 在制度构建上,应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立法完善的重点内容,明确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效力。首先,在调解机制方面,应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参与调解的法律地位,对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调解员资格、程序规范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系统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依法赋予强制执行力,以增强调解机制的权威性与可预期性。其次,在仲裁机制方面,应结合保险纠纷专业性强、格式合同普遍适用的现实特征,对现有仲裁制度进行针对性完善,明确保险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标准,并探索制定适用于保险纠纷的专门仲裁规则,以提升仲裁机制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可操作性。再次,在投诉机制方面,应通过立法明确保险公司内部投诉处理的程序、期限与责任追究规则,同时建立投诉与调解、仲裁等机制之间的转介制度,使投诉机制充分发挥前端分流和实质化解纠纷的功能。 4.构建跨境纠纷解决立法,促进区域协同 随着跨境保险业务的不断增长,我国应在立法层面系统回应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在此方面,可以借鉴欧盟与美国的相关经验,逐步构建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制度框架。在管辖权规则方面,可结合保险标的所在地、被保险人住所地等连接点,合理划分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范围,减少当事人利用制度差异进行“择地诉讼”的空间。在法律适用方面,应明确跨境保险纠纷的准据法选择规则,提升纠纷解决结果的可预期性。在裁决效力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澳门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裁决和判决互认机制,逐步扩大互认适用范围,确保跨境纠纷解决结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5.完善行业自律与监管立法,强化保障机制 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是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应通过立法进一步加以完善。在行业自律方面,应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在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边界,对行业调解组织的设立、运行及监督机制作出规范设计,以保障其独立性与中立性。在行政监管方面,应建立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明确不同层级监管部门在保险纠纷处理中的职责分工,加强对保险公司投诉处理行为、调解协议履行情况的持续监管。同时,还应通过立法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拖延处理投诉、消极参与调解或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行为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通过制度约束使得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纠纷化解,从而为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五、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路径 (一)更新立法理念,明确立法目标 立法理念的更新是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得以系统完善的前提条件。应当突破长期以来以诉讼为中心的单一纠纷解决思维,确立以多元化协同、高效便民、公平保护与区域协同为核心的立法理念,构建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协调运行、优势互补的制度格局。 在立法目标上,首先,可以通过优化程序设计与机制衔接,提升保险纠纷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实现纠纷的及时化解。其次,应当强化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制度性保护,合理平衡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程序效率对实体公平的侵蚀。再次,可以通过规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提升保险行业的公信力与合规水平,维护保险市场的长期稳定。 (二)构建系统性立法体系,提升立法层级 应构建系统性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立法体系,提升立法层级,确保各机制之间协调统一。 1.制定专门性法律 可探索推动制定关于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专门的法律文件,对现有较为分散规范进行系统整合与统一规范。在立法内容上,该法应首先通过总则性规定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以多元化协同、高效便民与公平保护作为制度运行的核心导向。在此基础上,对诉讼、调解、仲裁、投诉以及诉调对接等纠纷解决方式作出框架性规定,明确各类机制的适用条件、基本程序及法律效力,从而为不同解纷路径的有序运行提供统一依据。同时,还应着力构建不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衔接规则,通过制度化的转介程序和效力转化安排,实现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之间的顺畅衔接。针对跨境保险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需求,该法亦有必要对跨境纠纷的管辖权确定、法律适用规则以及裁决效力的相互承认作出原则性规范。最后,通过对行业自律、行政监管和责任追究机制的系统设计,为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稳定运行提供持续性的制度保障。 2.完善配套法律法规 在专门立法框架下,应同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系统修订,形成制度合力。可考虑在中增加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的专章规定,明确非诉讼机制的法律效力及保险公司的程序性义务。并且,应当在中完善诉调对接制度,简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并探索设立小额保险纠纷的简易审理机制。同时,可以在中增设保险纠纷调解的专门条款,明确保险行业协会调解的法律地位与运行规则。此外,还可在中针对保险纠纷的专业性特征,对格式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作出明确规定。 (三)完善各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立法规则 1.诉讼机制的立法完善 应在司法程序中引入差异化设计,提升诉讼机制的适配性。可探索设立小额保险纠纷简易程序,对标的额较小,如5万元以下的案件实行程序简化和审限压缩,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同时,应加强保险专业化审判建设,通过设立专门审理团队和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法官对保险条款和险种特性的理解能力。在证据规则方面,可合理调整举证责任分配,对拒赔理由的合法性由保险公司承担主要举证责任,以减轻投保人的举证负担。针对跨境保险纠纷,还应明确管辖权、证据提交及法律适用规则。 2.调解机制的立法完善 应通过立法明确保险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的法律地位,将其界定为独立运作的非营利性纠纷解决机构,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其专业性与中立性。并且,应建立统一的调解员资质和名册制度,规定调解员应具备法律、保险等相关专业知识,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向社会公开调解员信息。再次,应当规范调解程序与时限,明确调解的申请、受理、审理、达成协议等程序,规定调解时限。此外,应当明确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依法具有强制执行力,规定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后,具有与生效判决同等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可申请强制执行。在跨区域层面,可逐步实行统一规则并推动调解结果互认。 3.仲裁机制的立法完善 在仲裁机制方面,应着力提升其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空间与制度吸引力。立法可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适度扩大仲裁适用范围,明确除当事人明确排除外,保险纠纷原则上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同时,应针对保险合同普遍采用格式条款的现实情况,强化对仲裁条款提示义务的规范,未履行明确提示义务的仲裁条款可不产生效力,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在制度建设层面,可探索设立保险纠纷专门仲裁机构或专业仲裁庭,组建具备保险与法律复合背景的仲裁员队伍,并据此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仲裁规则。在程序安排上,可通过区分简易仲裁程序与普通仲裁程序,使小额保险纠纷能够在较短周期内获得裁决。同时,还应完善仲裁与诉讼之间的衔接规则,明确仲裁裁决被依法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其最终救济权利。 4.投诉机制的立法完善 投诉机制在保险纠纷解决体系中具有前端分流功能,应通过立法进一步加以规范。立法可明确保险公司内部投诉与监管投诉的处理程序和合理期限,对无正当理由拖延处理的行为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应建立投诉转介制度,对投诉处理中无法实质化解的纠纷,及时引导当事人进入调解、仲裁或诉讼程序,避免纠纷在投诉环节长期滞留。在监管层面,应强化金融监管部门对投诉处理情况的监督力度,通过定期检查、结果通报等方式督促保险公司规范履行投诉处理义务,并通过信息公开机制提升投诉处理的透明度与社会监督效果。 5.诉调对接机制的立法完善 在诉调对接机制方面,立法应以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为基本前提,明确禁止变相或强制调解,防止调解程序对诉权产生不当挤压。同时,应对诉调对接的具体流程作出统一规范,在法院受理保险纠纷后,通过释明方式向当事人介绍调解的制度优势,经当事人同意后方可转入调解程序,调解不成的,应及时恢复诉讼程序。在制度配套上,还应简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并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操作规范,明确诉调对接的适用范围、程序要求与法律效力,从而推动该机制在不同地区的规范化、均衡化运行。 (四)构建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专项立法规则 针对跨境保险业务高度集聚、法律制度差异显著的现实背景,有必要通过专项立法对跨境保险纠纷解决作出系统回应,从而实现跨区域纠纷的高效、有序化解。 1.明确跨境管辖权规则 在管辖权规则方面,应当建立清晰、稳定的跨境管辖框架。立法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优先,允许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依法约定争议解决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以增强制度的可预期性。在当事人未作出有效约定的情形下,则应通过法定管辖规则予以补充区分,对人身保险纠纷原则上以被保险人住所地作为主要管辖连接点,对财产保险纠纷则以保险标的所在地作为核心标准。同时,为防止跨法域重复立案和程序冲突,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各地法院之间的管辖协调机制,通过信息通报与协商安排避免案件推诿或平行诉讼。 2.制定跨境法律适用规则 在法律适用规则方面,应当构建层次分明的准据法确定体系。立法应优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就跨境保险合同的适用法律作出明确约定;在当事人未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则可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结合投保地、承保地、被保险人住所地等因素综合判断准据法。同时,对于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或公共利益的强制性规范,应当明确其优先适用地位,防止当事人通过法律选择规避基本保护标准。为保障法律适用的准确性,还应当在制度上完善域外法律查明机制,允许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专业机构或专家辅助方式查明并适用域外法律。 3.完善跨境裁决效力互认机制 在裁决效力互认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跨境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立法可逐步扩大互认范围,将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及法院判决统一纳入跨境互认体系,并在程序设计上予以简化,明确当事人可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主要财产所在地法院提出互认申请。同时,应推动建立各地之间的执行协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与协同执行安排,确保已获认可的裁决结果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4.构建跨境纠纷在线解决平台 在程序创新层面,可借鉴欧盟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的经验,探索构建跨境保险纠纷在线解决平台。该平台可整合各地的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及司法资源,实现跨境保险纠纷的线上受理、证据交换与非诉讼处理,并通过多语言支持和标准化流程设计,降低跨境纠纷解决的制度成本,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五)完善立法配套保障机制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配套保障制度的系统支撑,应当从行业自律、行政监管、信息披露与制度评估等多个层面加以完善。 1.强化行业自律保障 在行业自律保障方面,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在纠纷解决中的职责定位,规范其在调解组织设立、运行管理、调解员培训以及规则制定等方面的职能。同时,可建立以纠纷解决表现为核心指标的行业诚信评价体系,将保险公司在投诉处理、调解履行等方面的表现纳入综合评价,并通过激励与约束并行的方式,引导保险公司主动参与纠纷化解。在跨境层面,还应加强各地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调解资源共享与经验互鉴。 2.健全行政监管保障 在行政监管保障方面,应构建统一、高效的监管协同机制,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协调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及地方监管机构形成制度合力。立法可明确监管部门对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运行情况的监督职责,重点审查其程序公正性与收费合理性,并通过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制度威慑。此外,在跨境保险监管领域,还应推动各地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共享监管信息,协同应对跨境保险风险。 3.完善信息披露保障 在信息披露与社会监督方面,应当建立完善的纠纷解决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保险公司定期公开投诉处理情况、调解成功率及裁决履行情况,以增强制度透明度。同时,可由行业协会与司法机关共同建设保险纠纷解决案例库,公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为当事人提供清晰的维权指引,并通过持续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认知度与接受度。 4.建立数据统计与评估机制 在制度评估与动态完善方面,应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险纠纷数据统计与分析平台,系统整合诉讼、调解、仲裁及投诉等渠道的数据资源,定期发布保险纠纷解决年度报告。通过引入立法评估机制,持续检验相关制度的运行效果,并根据实践反馈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法律规则。 六、结论与展望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是应对当前保险纠纷数量持续增长、提升纠纷解决效率以及切实保护投保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保险行业规范运行、促进跨境保险业务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总体来看,我国现行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仍面临立法层级偏低、制度衔接不足、非诉讼机制功能发挥有限以及跨境纠纷立法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其成因既包括立法理念相对滞后、行业利益结构博弈复杂,也与监管协同机制不健全以及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积累不足密切相关。 基于上述问题分析,并结合日本、英国、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保险纠纷解决领域的成熟立法经验,我国有必要从多个层面系统推进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一方面,应通过更新立法理念、构建系统化立法体系,提升相关制度的规范层级与整体协调性。而另一方面,应围绕诉讼、调解、仲裁、投诉及诉调对接等具体机制,完善配套立法规则,强化不同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与转化。同时,还应针对跨境保险纠纷的特殊性,构建专项立法规则,明确管辖权分配、法律适用标准以及裁决效力互认机制,为跨境保险纠纷高效解决提供制度支撑,并通过强化行业自律、行政监管与信息披露等配套措施,保障立法规则的有效实施。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保险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跨境保险业务的不断深化,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必将呈现出渐进推进、动态调整的特征。在立法实践中,应充分立足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实际,审慎吸收域外先进经验,不断优化制度设计,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同时,还应注重立法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试点探索、数据统计与制度评估等方式,及时检验立法效果并作出相应调整。可以预见,通过持续而系统的立法完善,我国将逐步构建起一套高效、公正、便民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为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并为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重要力量。
司法部于10 月 27 日正式发布《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6 年度立法项目建议的公告》,引发社会各界对《反虐待动物法》立法进程的高度关注。网友发起的相关投票中,超 410万票表示支持将其纳入 2026 年度立法项目,支持率高达 96.45%。这一数据既彰显了公众对反虐待动物的强烈诉求,也反映出该立法已具备坚实的民意基础。然而,从 2010 年《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起草至今,该法律的正式出台仍面临多重阻碍。本文结合现行法律现状、立法难点、国内外经验及专家建议稿内容,对《反虐待动物法》的立法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立法空白:现行法律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我国现行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呈现“重野生动物、轻普通动物”“重财产属性、轻福利保护” 的特点,导致反虐待动物领域存在 明显法律空白。 (一)保护范围局限,普通动物缺乏有效规制 等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核心聚焦于珍稀濒危物种的生态价值,而对伴侣动物、流浪动物、农场动物等普通动物缺乏专门规制,我国尚无专门动物福利立法,猫狗等常见伴侣动物仅能通过“财产权” 获得间接保护。这一保护模式导致当施虐对象是无主流浪动物或低价值动物时,法律往往无从追责。 (二)虐待行为规制空白,执法缺乏明确依据 现行法律未对动物实施相关行为的定义与边界作出明确规定,导致执法实践中面临诸多困惑。例如“虐待”、“遗弃”动物等行为的定义未进行明确,导致做出该行为时的定性难以界定;同时对于“虐待”、“遗弃”的“严重程度”也未有相关法律条文进行释明,而只能类比相关“财产”等规定进行适用,因此关于“何为虐待”的认定还未进行统一标准的规定整合,导致执法缺乏明确依据。 (三)责任体系残缺,惩戒力度不足 我国法律责任体系未能充分覆盖动物保护领域。刑法中的“虐待罪” 仅适用于家庭成员,无法延伸至动物保护;未将虐待动物明确列为处罚事由,执法部门只能套用 “寻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 等边缘条款。惩戒力度不足的现状,难以对虐待动物行为形成有效威慑,也导致多数施虐者仅面临道德谴责,而非法律制裁。 二、立法难点:回溯2010年专家建议稿的争议 《反虐待动物法》的立法呼吁已逾十年,2010年起草的专家建议稿迟迟未能落地实施。从专家建议稿到正式立法的漫长历程,暴露出多重立法难点,这也是监管部门态度审慎的核心原因。 (一)虐待定义与保护范围的界定困境 虐待行为的主观性与场景复杂性,使得其定义界定成为立法首要难题。2010 年《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曾尝试对虐待行为作出规范,但在具体界定上引发广泛争议。例如,该建议稿提出 “禁食猫狗肉”,规定违法食用犬、猫或者销售犬、猫肉,对个人处 5000 元以下罚款并处 15 日以下拘留。事实上,部分地区存在食用犬猫的传统,若立法单独保护伴侣动物,可能引发对文化公平性的质疑。此外,宠物绝育、科研实验、养殖屠宰等行为,如何区分 “必要利用” 与 “虐待”,也是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凸显了立法在保护伴侣动物与尊重部分地区文化习俗、民族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的极端复杂性,要求立法必须采用高度审慎和精细化的分类规制策略。 (二)执法机制构建的现实挑战 立法后的执行需要配套的鉴定标准、专业兽医司法鉴定队伍及财政投入,成本高昂。反虐待动物立法需要配套建立动物伤情鉴定标准、培训专业司法鉴定兽医队伍,财政与执法资源投入巨大。此外,虐待行为多发生在私人空间,取证难度大;流浪动物的救助、安置也需要完善的社会配套体系,仅靠行政机关难以承载。农业农村部在2020 年对相关人大建议的答复中也表达了审慎态度,认为专门制定一部法律需要充分考量执法资源等现实问题。 (三)处罚力度的平衡争议 处罚尺度的把握成为立法技术难点。若仅设行政处罚,如罚款、拘留,难以形成有效威慑;若纳入刑事处罚,又面临“入刑门槛” 的争议。2010 年《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虽设定了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但在刑事责任设置上未形成共识,导致相关条款未能落地。我国学者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需要增设 “虐待动物罪”,以及该罪的构成要件如何设定才能避免打击面过宽。 三、《反虐待动物法》立法价值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反虐待动物法》的立法价值依然显著,是社会文明进步与现实需求的必然要求。 (一)填补法律空白,完善动物保护体系 立法能够为纯粹虐待行为提供直接法律依据,结束“以财产权代福利保护” 的现状,避免无主动物成为保护真空。现行法律体系对动物的间接保护模式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专门立法能够明确动物的特殊地位,建立系统化的保护机制,实现从 “财产保护” 向 “福利保护” 的转变。 (二)预防暴力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现代犯罪学研究证实,虐待动物与针对人类的暴力犯罪存在行为关联性。中国政法大学曹明德教授指出,虐待动物行为与人类暴力犯罪存在行为关联性,立法可构建预防人身暴力的前端防线。立法禁止虐待动物,不仅是对动物生命的保护,更是对社会暴力行为的遏制,能够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秩序。 (三)契合公序良俗,回应社会文明诉求 虐待动物行为违背《民法典》第8 条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立法禁止此类行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保护动物、关爱动物逐渐成为社会共识。410 万网民的投票支持彰显了强烈的民意基础,立法可化解动物保护人士与施虐者之间的冲突风险,契合社会公众对文明发展的期待。 四、经验借鉴:国内外实践的启示与参考 (一)国内地方探索:试点先行积累实践经验 我国多地已开始尝试通过地方立法反对虐待动物,为国家立法提供了实践参考。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已出台流浪动物救助条例,规定了收养、绝育、疫苗接种等程序;等地方性法规均明确禁止虐待、遗弃犬只。这些地方经验表明,分阶段、分区域的试点模式可降低立法风险,积累执行经验,为国家层面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二)国外立法实践:多元模式提供制度参考 德国模式:《民法典》第90a 条明确 “动物不是物”,将动物视为具有特殊地位的 “生命体”;《动物保护法》对虐待行为设定了从罚金到三年监禁的梯度处罚,覆盖伴侣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等全部类型。 英国模式:《动物福利法2006》确立 “动物福利责任” 原则,要求饲养者承担积极的福利保障义务,不仅禁止虐待,还对饲养环境、饮食标准等作出详细规定,构建了全链条的动物福利保护体系。 美国模式:采用“联邦 + 州” 双层立法体系,联邦《动物福利法》规范商业饲养、实验动物等领域,各州则制定差异化的虐待动物处罚标准,部分州将严重虐待行为列为重罪,兼顾了全国统一规范与地方实际差异。 五、立法路径建议:基于国情的循序渐进之道 (一)明确核心概念,优化保护范围界定 科学定义“虐待”、“遗弃”等名词解释,同时明确排除合理的养殖、医疗、管教、科研等必要行为,避免界定模糊引发的执法争议。 采用“分类保护” 模式:借鉴 2010 年专家建议稿的分类思路,优先保护伴侣动物,明确禁止遗弃、虐杀;对农场动物设定最低福利标准,规范养殖、屠宰流程;对实验动物规范使用程序,强化福利保障;对流浪动物建立专门的救助、安置机制。 合理设定例外情形:将宗教仪式、文化习俗、科研教学等必要行为纳入豁免,但需设定严格的程序限制与福利底线,平衡文化传统与动物保护需求。针对2010 年专家建议稿中 “禁食猫狗肉” 引发的争议,可采用渐进式规制,先明确禁止非法交易、运输犬猫肉,再结合社会认知程度逐步完善相关规定。 (二)构建多元责任体系,强化法律威慑力 可以在《反虐待动物法》中明确规定相关虐待动物须承担的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将虐待动物行为明确纳入,设定拘留以及罚款等处罚;增设“虐待动物罪”,对虐待手段特别残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多次虐待的,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对伤害具有人身意义的伴侣动物,允许受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等。 (三)建立协同执法机制,降低执法成本 确立农业农村部门为动物福利主管机关,公安、城管、市场监管部门分工协作,负责不同场景下的执法工作,形成监管合力;建立动物福利司法鉴定中心,统一伤情鉴定标准,解决取证难题;培训专业司法鉴定兽医队伍,提升执法专业性;鼓励其参与流浪动物救助,形成“行政监管 + 社会参与” 的共治模式。 立法不应追求一步到位,而应采用“试点先行、逐步完善” 的路径,在界定清晰边界、考虑到各方合理建议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动物福利保护体系。这既需要立法者的智慧、执法者的担当,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相信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反虐待动物法》在不远的未来能为动物福利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目 录 国内立法监管动态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 二、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案》 三、《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正式发布 四、公安网安部门依法对某人工智能服务科技有限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五、净网—2025 | 警惕“AI换脸”成为窃取个人隐私新手段 六、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典型案例 七、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局”揭牌成立 境外立法监管动态 一、意大利通过《人工智能法案》 二、美国参议院提交人工智能沙盒法案 三、美国众议院通过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部署网络安全与人工智能计划 四、Anthropic用盗版书训练AI赔偿15亿美元 五、香港与全球19个私隐或资料保障机构签署保障私隐的AI环球联合声明 六、迪士尼等巨头起诉MiniMax侵权 国内立法监管动态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5年9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能源领域人工智能专用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算力电力协同机制进一步完善,建立绿色、经济、安全、高效的算力用能模式。能源与人工智能融合的理论与技术创新取得明显成效,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跨领域、跨行业、跨业务场景赋能,在电力智能调控、能源资源智能勘探、新能源智能预测等方向取得突破,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在关键场景实现落地应用。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能源相关研发创新平台和复合人才培养基地,建成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持续引导“人工智能+”能源高效、健康、有序创新,为能源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央视网 原文链接:国家能源局 https://www.nea.gov.cn/20250908/8a90bf7f17b141038fe7be0988a2c603/c.html 二、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案》 为落实要求,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发挥行业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等优势,支撑“人工智能+交通运输”融合发展,近日,9月19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系统部署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任务。 《建设方案》以数据为中心,应用为牵引,遵循急用先行、系统推进的原则,优先解决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最迫切的场景,着力提高数据集供给数量和质量,完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服务体系,健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标准规范,营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生态,加快构建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体系,培育壮大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支撑打造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到2030年底,建成一批服务于不同应用场景的高质量数据集,形成一批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交通运输行业模型应用的典型案例,基本满足世界领先模型的训练需求。 《建设方案》围绕“多模态覆盖、多场景贯通、多任务协同”的思路,提出建设行业通识数据集,并综合考虑场景应用需求必要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数据基础条件等因素,面向基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行业治理、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科技创新等7个业务领域,提出公路基础设施状态监测、航道运行风险评估与智能监测、多运输方式物流运输成本优化等39个行业专识数据集建设场景。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各地方、各单位,加快推动《建设方案》的实施,为建设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来源:交通运输部 三、《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正式发布 2025年9月15日,在2025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论坛上,《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以下简称“《框架》2.0版”)正式发布。《框架》2.0版的前身(1.0版)于2024年9月发布,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作为全国网安标委技术文件,《框架》2.0版在2024年1.0版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实践,持续跟踪风险变化,完善优化风险分类,研究探索风险分级,动态调整更新防范治理措施。 《框架》2.0版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含安全风险分类、技术应对措施、综合治理措施、研发与应用安全指引,还提出可信AI基本准则。《框架》2.0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为技术内生安全风险、技术应用安全风险、人工智能应用衍生安全风险三类,其中,技术内生安全风险含模型算法和数据安全风险;技术应用风险含网络系统、信息内容安全风险等;应用衍生风险含社会环境和伦理安全风险。 针对不同安全风险,《框架》2.0版提出模型算法研发者、服务提供者、系统使用者等应从训练数据、模型算法、算力设施、产品服务、应用场景各方面采取技术措施予以防范。 《框架》2.0版提出在采取技术应对措施的同时应完善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安全法律法规、构建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准则、提升研发应用全生命周期安全能力、强化开源生态安全和供应链安全、实施应用分类及安全风险分级管理等多方参与的人工智能风险综合治理制度规范。 来源及全文链接:网信中国 https://www.cac.gov.cn/2025-09/15/c_1759653448369123.htm 四、公安网安部门依法对某人工智能服务科技有限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2025年9月15日,公安网安部门在“护网—2025”专项工作中发现,某主营业务为对外提供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基础数据(算料)的科技有限公司,在处理人脸等生物识别类敏感个人信息前,未按《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属地公安机关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对该公司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责令整改。 安全提示:合法合规的人工智能训练数据是高水平大模型研发的基石。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当加强对训练数据和训练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处置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产业链相关企业要以案为鉴,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切实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责任义务,在采集公民个人信息时及时征得采集对象同意,对外交付数据前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以更高水平的训练数据安全保障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 五、净网—2025 | 警惕“AI换脸”成为窃取个人隐私新手段 根据“公安部网安局”公众号2025年9月24日消息,近期,浙江杭州警方侦破一起利用“AI换脸”突破相关互联网平台人脸识别认证机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一批被非法强制登录的网络账号。涉案人员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AI人脸”,突破平台人脸识别认证机制,非法窃取公民个人隐私数据。该案中,犯罪团伙利用某即时通讯平台招揽生意,宣称可以承接互联网平台特定用户数据的“查细”业务。接单后,团伙成员伪造受害者人脸验证视频,突破相关头部平台登录认证,强制登录受害者账号窃取信息。 该案中,犯罪团伙、互联网平台、个人信息买家均需根据具体行为承担刑事、行政及民事责任。一是实施犯罪的团伙利用“AI换脸”突破互联网平台认证机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的行为,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是互联网平台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注册用户个人信息,导致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可能面临连带的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三是买家出于各种目的非法购买他人信息的行为,可能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 来源:公安部网安局 六、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典型案例 2025年9月1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涉人工智能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涉人工智能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对涉人工智能案件特点、案件审理面临的挑战、审理思路及典型案例进行了发布,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妥善化解此类纠纷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涉人工智能新类型案件呈逐年增长态势,涵盖知识产权侵权、网络侵权责任、网络服务合同等多个案由。其中知识产权案件涉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大模型训练中的著作权侵权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侵权主体责任认定等问题;网络侵权案件涉及人格权保护是否及于虚拟形象、合成声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侵权等问题;网络服务合同涉及平台算法治理、AI幻觉平台责任认定等问题。 总体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覆盖产业领域持续扩展,随着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涉人工智能案件不再局限于互联网行业,而是向传统产业领域渗透,新兴与传统场景复合、技术交叉、利益交织;市场主体创新风险迭代升级,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和服务快速出新,AI幻觉等技术的不确定性使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等市场主体面临新型、复合性法律风险;裁判规则引领作用凸显,涉人工智能案件司法裁判不仅是对个案技术与法律层面的裁判,更承载着对科技伦理、创新激励与权益保护进行平衡的价值引导功能,深刻影响着技术发展方向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形成。 技术应用复杂导致事实查明难、规则适配不足导致法律适用难、主体角色多元导致责任认定难,是当前涉人工智能案件审理面临的三大挑战。 针对预防化解涉人工智能纠纷,北京互联网法院提出四点建议:网络用户要提升法律意识与数字素养,明确自身行为边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者要严格遵守技术伦理规范,确保数据和基础模型来源合法;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积极完善管理机制,强化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要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协同合作,形成监管合力。 来源:北京互联网法院 七、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局”揭牌成立 2025年9月3日下午,温州举行全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会上正式挂牌成立温州市人工智能局,温州在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进程中迈进重要一步。 此前,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已批复同意温州市数据局加挂温州市人工智能局牌子。据悉,这是全国首个挂牌的人工智能局。 该局主要职责包括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市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政策,统筹推进全市算力、语料、算法等相关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牵头推进全市“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开展人工智能领域企业、人才引育服务等。 来源:中国信息化周报 境外立法监管动态 一、意大利通过《人工智能法案》 2025年9月17日,意大利通过《人工智能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意大利成为欧盟第一个批准全面监管人工智能(AI)使用法律的国家,该法案包括对使用AI造成危害(如生成深度伪造内容)的人处以监禁,并限制儿童接触AI。 该法案旨在促进“以人为本、透明和安全的人工智能应用”,同时强调“创新、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 法案规定,如果非法传播AI生成或篡改的内容造成危害,那么相关责任人将被判处1至5年有期徒刑。 利用AI技术实施欺诈、身份盗窃等犯罪行为将加重处罚,同时对工作场所及医疗、教育、司法、体育等领域的AI应用制定更严格的透明度和人工监督规则。 此外,14岁以下的儿童需要父母同意才能使用AI技术。 在版权责任方面,法律规定,在AI帮助下创作的作品,如果源于真实智力劳动则将受到保护,而由AI驱动的文本和数据挖掘将只允许用于非版权内容或经授权机构进行的科研活动。 政府已任命意大利国家数字化署和国家网络安全局执行该法案。经过一年的辩论,该法案在议会获得了最终批准。 该法案授权国家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拨款最高10亿欧元,用于支持活跃在AI、网络安全和电信领域的企业。 来源:欧洲时报 法案链接: https://www.senato.it/leg/19/BGT/Schede/FascicoloSchedeDDL/ebook/59313.pdf 二、美国参议院提交人工智能沙盒法案 2025年9月10日,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特德・克鲁兹(TedCruz)推出一项立法框架,旨在支持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领先地位。该框架明确了国会制定AI政策需遵循的五大支柱,并提出一套监管方案——在推动AI安全部署的同时,妥善应对各类新兴风险。 作为该框架下的首项立法提案,《通过监管与实验强化人工智能标准化与推广法案》(简称《SANDBOX法案》)计划设立“监管沙盒”机制。这一机制将允许AI开发者测试并推出新技术,无需受制于现有联邦法规中可能存在的过时或僵化条款。同时,《SANDBOX法案》也纳入了相应保障措施,以解决健康、公共安全及欺诈相关问题。 根据《SANDBOX法案》,AI开发者可申请修改或豁免那些可能阻碍其研发工作的特定法规。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将负责统筹各联邦机构,对这类申请展开评估。国会将定期收到法规豁免或修改的实施情况报告,其核心目的是为未来制定AI相关监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来源链接:Federal News 法案链接: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services/files/032DEA9D-0C56-41B4-A155-53FFC3987350 三、美国众议院通过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部署网络安全与人工智能计划 2025年9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以下简称为“法案”),法案明确了美国国防部本年度的政策框架与工作方向。 与过去两年间"研究设立美国网络部队"议题主导辩论的情形相比,本次政策纲要中的数字安全条款显得较为温和。法案要点包括: 1.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局就网络安全协调中心的运营规划向国会进行简报; 2.规定各作战司令部须每年向立法者提交报告,评估网络司令部提供的支援是否充分; 3.为国防部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软件物料清单"制度; 4.授权五角大楼设立12个生成式人工智能专项计划,旨在通过AI强化网络安全防御及情报搜集分析能力; 5.在全会辩论期间采纳的修正案允许国安局向私营部门共享威胁情报,以加强美国电信领域的数字安全; 6.要求国防部研究国民警卫队在联邦及州级网络事件响应中的职能,包括如何提升其应急能力。 来源链接:the record 全文链接: https://armedservices.house.gov/uploadedfiles/h.r._3838_fy26_ndaa_as_reported_to_the_house.pdf 四、Anthropic用盗版书训练AI赔偿15亿美元 美国首宗人工智能(AI)侵犯版权案达成庭外和解。美国联邦法官于当地时间9月25日批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支付15亿美元(约合117亿港元)进行和解,以解决因利用盗版书籍数据库训练AI而面临的集体诉讼。 原告指控Anthropic在训练Claude模型时,非法下载并使用约700万本盗版书籍。6月法院裁定,合法购书训练属“合理使用”,但明知盗版仍下载并投入训练构成侵权,另外立案处理。新的案件原定于12月宣判,但Anthropic寻求尽快与原告达成庭外和解。9月25日,法官初步批准了1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方案,以解决涉及50万本书籍的版权争议。 根据该协议,Anthropic将向涵盖的50万本书的作者和出版商,每部支付约3000美元(2.3万港元)的赔偿金,另再加利息,是美国著作权法规定最低法定赔偿金的4倍。不过,该协议并不适用于这些作家和出版商未来的作品和书籍。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Anthropic还将销毁原始盗版档案及任何副本,但公司仍保有合法购买并扫描书籍的权利。 来源:大公网 五、香港与全球19个私隐或资料保障机构签署保障私隐的AI环球联合声明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私隐专员)钟丽玲,联同全球19个私隐或资料保障机构的专员或高级代表,于2025年9月17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47届环球私隐议会年度会议(会议)之际,共同签署《建立值得信赖的数据治理框架以促进创新和保障私隐的人工智能发展联合声明》(“《AI环球联合声明》”)。20个联署的私隐或资料保障机构分别来自澳洲、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克罗地亚、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及英国。 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AI环球联合声明彰显私隐或资料保障机构在塑造数据管治以应对AI挑战方面的重要地位。联署机构承诺将互相交换资讯及建立数据安全共识、持续监测AI带来的技术及社会影响,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明确法律的规管,及加强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私隐专员公署)会积极配合推进《行政长官2025年施政报告》的政策方针,推动AI在港的发展,同时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保障AI安全。」 另外,为应对AI带来的私隐风险,成员在会议上一致通过两项与AI有关的决议,即《在涉及AI系统的决定中加入有意义的人为监督决议》及《收集、使用及披露个人资料作预先训练、训练及微调AI模型决议》。两项决议均由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共同发起。 来源:香港个人资料私隐公署 声明全文链接: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files/New_JointStatementonDataGovernance_Signed.pdf 六、迪士尼等巨头起诉MiniMax侵权 2025年9月16日,迪士尼、环球影业、华纳兄弟三大影视巨头联合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起诉国内公司MiniMax,指控其旗下AI产品“海螺AI”侵犯版权。 起诉书称,MiniMax及其产品“海螺AI”,在训练和生成过程中大规模复制和再现影视、漫画作品,构成未经授权的复制、发行、衍生作品创作、公开展示和公开表演,违反《美国版权法》。除直接侵权外,MiniMax还被指存在协助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三家影视巨头的诉求是,要求法院判决MiniMax赔偿实际损失,或者选择法定赔偿(每部被侵权作品最高可达15万美元,按本次诉讼书提及50部作品计算,总计可能达到750万美元)。此外,还要求法院发布禁令,禁止MiniMax继续侵犯版权作品,为海螺AI加入适当的版权保护机制。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收集整理:德和衡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团队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低空智联网等新装备、新技术的迭代更新,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低空经济话题热度不减,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受限于缺少国家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低空经济在地域上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在运营上暴露出“多头管理”与“管理空白”并存的短板,各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存在发展不统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现象,导致省际协同发展难度较大等问题。 低空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恰好折射出我国低空经济法正处在起步的现实。所谓低空经济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低空经济促进法”“低空经济发展法”等近似概念,其实质是以等国家立法为核心,国家政策和法规为支撑,地方性相关政策、立法为补充,覆盖通用航空领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领域,旨在协调空域使用与飞行规则的冲突、知识产权纠纷,防范数据与隐私安全风险、合同履行与经营合规风险,明确环境影响责任及其救济的多部门协同监管法律体系。可以预见,伴随着低空经济巨大市场潜力的释放,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必将倒逼低空经济法迅速体系化,从而弥补监管空白,为低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低空经济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空域管理、适航认证、飞行安全、数据保护等,其法律需求既凸显出多样性特点,也难以避免立法碎片化的弊端。 低空经济也是一种地方经济,地方政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立法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应走上探索型地区低空经济发展法治化路径。“而地方立法则存在效力不强、标准不一和责任规范不明确的问题,有时甚至形成了地方间的‘政策壁垒’”,而地方立法的差异化极易导致立法冲突。例如,北京市要求无人机飞行需提前24小时申报,深圳市则实行当天报备制。此种地区间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导致各个涉及低空经济的企业在跨区域运营时需反复调整,增加运营成本和合规成本。比如,现有地方性涉低空经济的相关规范暴露出名词定义不一致、旧规定与新规定冲突等问题。正是洞察到国家层面涉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滞后与不足,深圳不仅较早布局成为我国低空经济的“领跑者”,而且通过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低空经济立法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健全的法治保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当前低空经济的业态创新已突破传统法律体系的规制边界,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特性,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我们应当遵循“风险敏感度优先”原则,引入预防型立法理念,建立前瞻性规则,基于防范潜在低空风险和维护低空空域安全,让区域协同立法率先履行公共机制应履行的风险监管职责,率先在空域碰撞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等领域形成突破性条款,有效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有效防控飞行安全隐患,破除不同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的痼疾,从而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间营商环境和市场体系,为全国性立法积累经验。 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创新的法律治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法理层面呈现出多维度的价值与意义。从空间立法的路径延续,到弥补国家与地方立法的不足,再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区域协调以及鼓励创新,每一个方面都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低空经济区域协同立法的法理逻辑。 较之传统航空业态的高度综合性、技术密集且资本密集特性,低空产业具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数实融合等特点,已经成为不少地区经济的增长热点。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协同立法成为应对区域一体化和区域低空经济规制难题而提出的一种法治对策。但在国家经济发展承压趋势加大的背景下,地方低空经济政策与立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冲突。以“规划”“实施意见”“发展指南”等为依托的低空经济治理主导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地方为中心的单向型、松散型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基于自然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同,低空经济立法涉及区域内各地方主体的利益博弈,集中表现为地方立法主体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仍存在诸多发展障碍。 低空经济的区域协同立法应当采取渐进式的立法模式,具体的步骤可以分为前期调研与准备、试点先行与推广几部分。 在前期调研与准备阶段,应当组建多领域的专门团队,研究当前低空空域的管理模式,包括空域划分、使用规则、审批流程等,识别管理中的“多头管理”和“管理空白”问题,研究其他国家在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地方实际的立法框架和实施方案。评估低空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包括通航机场、起降站、空域管理信息系统等,识别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为地方协同立法提供支持。广泛征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了解各方对低空经济立法的需求和建议,以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低空经济领域发展状况呈现出地区之间的差异化态势,部分地区对于低空经济开发已有一定的实践探索经验。例如福建依托其旅游资源开发的低空旅游经济,上海依托其eVTOL领域技术优势发布了《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深圳也为其无人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发布了《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以这些富有低空经济实践经验的区域为基础,结合周边区域之间的地理、经济、政治等区位关系,试点先行低空经济协同立法。在试点地区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逐步建立低空经济的地方性协同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低空空域的划设、使用规则和飞行审批程序。建立试点工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评估试点地区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确保试点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根据试点经验,逐步扩大协同立法的覆盖范围,动态调整和优化法规,适应不断变化的低空经济发展形势。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低空智联网等新装备、新技术的迭代更新,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低空经济话题热度不减,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受限于缺少国家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低空经济在地域上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在运营上暴露出“多头管理”与“管理空白”并存的短板,各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存在发展不统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现象,导致省际协同发展难度较大等问题。 低空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恰好折射出我国低空经济法正处在起步的现实。所谓低空经济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低空经济促进法”“低空经济发展法”等近似概念,其实质是以等国家立法为核心,国家政策和法规为支撑,地方性相关政策、立法为补充,覆盖通用航空领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领域,旨在协调空域使用与飞行规则的冲突、知识产权纠纷,防范数据与隐私安全风险、合同履行与经营合规风险,明确环境影响责任及其救济的多部门协同监管法律体系。可以预见,伴随着低空经济巨大市场潜力的释放,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必将倒逼低空经济法迅速体系化,从而弥补监管空白,为低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低空经济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空域管理、适航认证、飞行安全、数据保护等,其法律需求既凸显出多样性特点,也难以避免立法碎片化的弊端。 低空经济也是一种地方经济,地方政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立法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应走上探索型地区低空经济发展法治化路径。“而地方立法则存在效力不强、标准不一和责任规范不明确的问题,有时甚至形成了地方间的‘政策壁垒’”,而地方立法的差异化极易导致立法冲突。例如,北京市要求无人机飞行需提前24小时申报,深圳市则实行当天报备制。此种地区间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导致各个涉及低空经济的企业在跨区域运营时需反复调整,增加运营成本和合规成本。比如,现有地方性涉低空经济的相关规范暴露出名词定义不一致、旧规定与新规定冲突等问题。正是洞察到国家层面涉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滞后与不足,深圳不仅较早布局成为我国低空经济的“领跑者”,而且通过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低空经济立法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健全的法治保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当前低空经济的业态创新已突破传统法律体系的规制边界,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特性,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我们应当遵循“风险敏感度优先”原则,引入预防型立法理念,建立前瞻性规则,基于防范潜在低空风险和维护低空空域安全,让区域协同立法率先履行公共机制应履行的风险监管职责,率先在空域碰撞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等领域形成突破性条款,有效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有效防控飞行安全隐患,破除不同地区之间缺乏整体谋划和协调的痼疾,从而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间营商环境和市场体系,为全国性立法积累经验。 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创新的法律治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法理层面呈现出多维度的价值与意义。从空间立法的路径延续,到弥补国家与地方立法的不足,再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区域协调以及鼓励创新,每一个方面都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低空经济区域协同立法的法理逻辑。 较之传统航空业态的高度综合性、技术密集且资本密集特性,低空产业具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数实融合等特点,已经成为不少地区经济的增长热点。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协同立法成为应对区域一体化和区域低空经济规制难题而提出的一种法治对策。但在国家经济发展承压趋势加大的背景下,地方低空经济政策与立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冲突。以“规划”“实施意见”“发展指南”等为依托的低空经济治理主导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地方为中心的单向型、松散型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基于自然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同,低空经济立法涉及区域内各地方主体的利益博弈,集中表现为地方立法主体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仍存在诸多发展障碍。 低空经济的区域协同立法应当采取渐进式的立法模式,具体的步骤可以分为前期调研与准备、试点先行与推广几部分。 在前期调研与准备阶段,应当组建多领域的专门团队,研究当前低空空域的管理模式,包括空域划分、使用规则、审批流程等,识别管理中的“多头管理”和“管理空白”问题,研究其他国家在低空经济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地方实际的立法框架和实施方案。评估低空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包括通航机场、起降站、空域管理信息系统等,识别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为地方协同立法提供支持。广泛征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了解各方对低空经济立法的需求和建议,以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低空经济领域发展状况呈现出地区之间的差异化态势,部分地区对于低空经济开发已有一定的实践探索经验。例如福建依托其旅游资源开发的低空旅游经济,上海依托其eVTOL领域技术优势发布了《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深圳也为其无人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发布了《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以这些富有低空经济实践经验的区域为基础,结合周边区域之间的地理、经济、政治等区位关系,试点先行低空经济协同立法。在试点地区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逐步建立低空经济的地方性协同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低空空域的划设、使用规则和飞行审批程序。建立试点工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评估试点地区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确保试点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根据试点经验,逐步扩大协同立法的覆盖范围,动态调整和优化法规,适应不断变化的低空经济发展形势。
一、联邦空白与“州际竞赛”的现实图景 自 2020 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仅对科研与联邦机构提出指导性原则后,国会始终未就 AI 领域建立一部具有强制效力的综合联邦法。这一真空促成各州“先行先试”的局面:科罗拉多州 2024 年通过《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消费者保护法》(SB 24-205),要求开发者和部署者对算法歧视风险承担“合理注意义务”并留存风控记录;纽约市 2023 年正式实施第144 号地方法,对招聘算法进行年度偏差审计;而加利福尼亚《人工智能服务法案》(SB 1047) 虽获议会两院通过,却于 2024 年 9 月遭州长纽森否决,相关备查与测试条款因而未能生效。(leg.colorado.gov, gov.ca.gov, gov.ca.gov) 二、第40012 节:以基建补助作杠杆的“十年静默” 《大而美法案》第40012 节最早载于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提交的 S.Amdt. 2360,文本规定:任何“制定、执行或强制执行限制人工智能模型、系统或自动化决策系统之法律或条例”的州或地方,十年内不得获得《宽带公平、接入与部署计划》(BEAD) 资金。该计划总额 425 亿美元,本用于扩大农村与低收入地区的宽带覆盖。立法设计并未明言联邦先占,却通过“财政附带条件”在效果上冻结了州级警察权。(congress.gov) 三、州级联盟的合宪抗辩与参议院的否决 2025 年 5 月,田纳西州检察长斯克雷蒂与华盛顿州检察长布朗领衔 40 位州检察长致信国会,指称该条款“以民生基础设施为人质,剥夺州对生成式 AI 风险的应对能力”。此后 17 位共和党州长亦发表公开函呼吁撤回。(tn.gov) 参议院辩论期间,泰德·克鲁兹与玛莎·布莱克本提出将禁令缩短为五年并增设儿童安全豁免,但遭到商务委员会民主党领袖玛丽亚·坎特韦尔等人反对。6 月 30 日晚,布莱克本转而与坎特韦尔共同提出 S.Amdt. 2814,建议直接删除第40012 节。7 月 1 日凌晨 4:08,参议院以 99 票对 1 票通过该修正案,唯一反对票来自参议员汤姆·提利斯。官方点名记录与坎特韦尔声明均已发布。(senate.gov, cantwell.senate.gov) 四、后续程序:众议院的不确定路径 根据国会立法流程,H.R. 1 将退回众议院。众院可直接接受参议院版本、要求会议协商,或试图再次加入相似条款。截至目前,众议院议事日程和自由核心小组(Freedom Caucus)的公开文件尚未显示明确动作;少数保守派议员曾在媒体访谈中称若禁令保留将“考虑投下反对票”,但并未就“恢复禁令”提出正式提案。换言之,未来走向仍取决于两院谈判及议事规则:众议院此前在条款设计上扮演主导角色,法案现已返回众院;若众议院坚持恢复禁令,议案将进入两院协商阶段,但参议院压倒性的记录大大削弱了众院谈判筹码。 五、投资杠杆 VS 权力剥夺:第40012 节的经济—宪政效应 在财政技术上,第40012 节属于“资金附带条件”(Spending Condition):通过威慑撤回宽带补助,迫使各州在立法与基建之间“二选一”。但在宪法维度,州检察长们认为这相当于变相先占(state pre-emption),削弱第十修正案保留的警察权。参议院最终否决体现出对“以投资杠杆换监管让渡”的高度警惕。 六、对产业与监管版图的深层影响 (1)州监管空间得到确认 超过 450 项 AI 相关州法案正在 2025 立法年度审议中,数量较 2024 年增长逾四成。(ncsl.org)。 科罗拉多 SB 24-205 将于 2026 年 2 月落地,高风险系统开发者需出具影响评估并接受 AG 执法。 加州州长在否决 SB 1047 同日发布行政公告,宣布组建“负责任 AI 工作组”,为 2025-2026 立法季重提监管奠定基础。 (2)“多头合规”成本加剧 行业协会 ACT | The App Association 在 2025 年 6 月报告中指出,小型开发商需为 50 州差异化要求建立合规矩阵,预计年均合规支出增长 18%–25%。(actonline.org) (3)联邦立法压力上升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网站显示,坎特韦尔已表态将继续推进“全国最低安全基线”方案,但同时强调“不能践踏州级消费者保护法”。(commerce.senate.gov) 七、结语 参议院几乎全票否决第40012 节,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仍将在可预见未来保持“州先行、联邦补位”的分层格局。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 短期须继续投入资源处理州际差异化的备案、测试、歧视评估和披露义务; 中期需要关注众议院及会议协商能否就资金条款达成折中; 长期则取决于国会能否凝聚足够政治共识,推出既设联邦基线又尊重州权的统一框架。 在此之前,“实验室式监管”仍将塑造美国 AI 市场的政策风险轮廓,而技术企业赢得公众与立法者信任的方式,将决定他们在未来联邦规则成形时所处的位置。
前 言 在上一篇文章,我们介绍了瑞士公司治理框架、劳动用工和税务情况。至此,对于一般外国投资者最关注的瑞士整体法律环境,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介绍。前面两篇文章所谈及的六个议题,通常而言也是外国投资者进行瑞士法律环境调研作为重点关注的议题。通过法律调研对瑞士法律制度以及拟投资目的州、市、县政策有了更加深入了解后,外国投资者即可开始着手准备公司设立工作。 以企业投资者为例,最常见的公司设立路径为:以香港或新加坡等境外平台公司作为发起人/设立人,直接在瑞士当地设立全资子公司。结合战略目标、主营业务、资本分配和其他特殊情况的差异,企业投资者也可考虑选择合资、代表处或其他形式进入瑞士。 本文将以“香港/新加坡平台公司——瑞士全资子公司”这一典型设立路径为例,介绍外国企业投资者在瑞士设立子公司的整体流程。 一、瑞士公司设立所涉各方主体及职能 在开始具体环节介绍前,首先应明确瑞士子公司设立工作中通常会涉及到的各方主体,以及彼此的工作职责。 子公司设立需求来源于企业,一般会由企业法务部门(如无法务部门,则由业务部门负责该部分工作)完成初步立项,并同步选聘合适的中国律师(仅指中国大陆律师,下同)。对于具备涉外能力法务部门的企业,在精力足够的前提下,也可以独自完成境内所需的全部工作,而不考虑另行选聘中国律师,但一般只有少数有较大规模法务部门的企业能够采用此等模式,对于大部分企业,受限于成本、人力等因素,聘用中国律师是更好的选择。 确定中国律师后,企业对接部门会和中国律师沟通明确需求,而中国律师将接过项目的指挥棒,在设计项目时间表的同时,开始着手为本项目选配合适的境内外中介机构,逐步充实项目成员,这些中介机构主要包括:瑞士律师(或者瑞士/国际代办机构)、具备涉外公证服务能力的公证机构、具备国际公证人资质的香港/新加坡等境外律师(根据企业境外平台公司确定)、翻译机构(如需)。 可以看到,尽管项目所涉中介服务机构数量较多且分属不同法域,但只要企业能够首先确定拟合作的中国律师,剩余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实质上可由中国律师来完成。中国律师能够基于自身的项目经验和合作经历,为企业客户在预算范围内确定最优选择,代企业客户向各家中介机构传达需求,进而有效为企业客户降低决策成本、节省沟通精力,大大提高项目推进的效率。 二、瑞士公司设立所涉境内工作事项 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境外投资一样,在瑞士设立子公司所涉及境内(中国大陆)工作事项主要为两项:境外投资备案(ODI)和公证认证。前者系为履行发改委和商委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合规要求,后者则是为了实现法律事实和文书的跨境承认效果。 除上述通用手续外,国有企业和其他特种监管行业可能还需履行其他内部审批或备案要求,需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 (一)境外直接投资备案 境外直接投资备案(或审批)是指中国境内注册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时需要向国家投资主管部门(主要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就该项投资活动申请的主要的政府审批手续。 境外直接投资备案是现行法律框架下中国大陆企业合法进行境外投资的唯一渠道,主要有如下作用:(1)保障资金合法跨境流动。办理完毕境外直接投资备案手续后,企业方可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外汇登记手续,企业资金才能合法从大陆流向拟设立瑞士子公司。更重要的是,未来瑞士子公司如产生利润,如未办理前述手续,该等利润将无法以合规方式汇回大陆境内;(2)享受境外股息分红税收优惠政策。以海南省为例,根据财政局、国税总局发布的规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在符合一定条件情形下,免征企业所得税;(3)其他境外投资优势,包括目的国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协定的适用、海外资本市场合规等。 针对境外直接投资备案,中国律师通常负责如下工作:(1)为企业提供办理项目投资境内审批与备案手续的建议与指引;(2)协助企业办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境外投资的监管手续,协助跟进发改委的备案情况及《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的颁发;(3)协助企业办理境外投资国内商务主管部门的手续,协助跟进商务主管部门的审批进展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颁发;(4)协助企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等,具体根据本次项目投资规模、国家与行业、投资主体选择等因素进行考量与调整;(5)协助企业制作和提交境内审批与备案所需材料,审核与修订与项目投资相关的企业内部决策与对外披露文件(如需),包括可研报告、议案、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说明与公告等文件;(6)根据主管部门的反馈,解释或协助企业解释主管部门的关注问题,并协助修改申请文件。 (二)公证和海牙认证 公证和海牙认证是为了使外国投资者在设立瑞士子公司过程中所需提供或签署的境外文书资料之真实性、合法性在瑞士境内得到正式认可的法律流程。 公证是向有权机关证明文书或行为真实性、合法性的基本方式,一般由公证机构派出公证员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公证书。由于不同国家的公证存在法律制度和机构设计等方面的差异,一国境内出具的公证书无法直接拿到另一国使用,在国际惯例中,该等公证书需要先在出具国外事主管部门办理领事认证,其次在使用国驻出具国的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办理领事认证,即经过所谓“双认证”制度后,该等公证书方可在两个不同国家使用。如果出具国和使用国均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公约》(“《海牙公约》”),两个国家之间的文书传递,不再需要前述领事认证这一繁琐流程,在办理公证手续后即可同步转递给地方外事办公室,由外事办公室就该等公证书签发一份附加证明书(Apostille),载明文书出具国、签署人、签署人信息、印鉴名称、签发地、签发日期、签发人、附加证明书编号、签发机关印鉴、签名。附有Apostille的公证书可直接在《海牙公约》缔约国间使用,这种对公证书进行二次公证的手续,就是海牙认证。由于Apostille通常直接签发在公证书背面作为附件,因此得名。相较于传统领事认证程序,海牙认证更高效、便捷,通常自提交申请之日起一周内即可办结。 中国在2023年11月加入《海牙公约》,和瑞士同属缔约国,因此可以选择通过海牙认证方式简化文书涉外公证认证事项。在今后类似境外投资项目中,企业客户应注意关注无法适用海牙认证的情形。例如,目前印度是唯一针对中国加入公约提出异议的国家,因此中印无法通过海牙认证完成公证文书互认;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之间也无法直接适用海牙认证程序。 这里一般涉及到两个法域的公证工作:(1)企业客户希望委派中国籍人员担任瑞士子公司高管的,需要其签署授权委托书等一系列文件并进行公证、认证;(2)企业客户通过香港、新加坡或其他境外平台公司作为设立人的,需就该等平台公司的良好存续证明文件(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等)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于大陆境内的公证事项,中国律师通常会直接为客户推荐长期合作的具备涉外公证能力的公证机构,陪同客户前往公证机构或预约公证人员完成公证事项,并跟进后续海牙认证办理情况;涉及到香港、新加坡或其他法域的公证事项,中国律师则会联系当地具备国际公证人资质的律师代为办理相关公证、认证事项。(香港、新加坡或其他境外平台公司的公证、认证手续严格来说属于境外工作事项,为便于阅读,统一放在本部分阐述) (三)注册资本缴付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提及,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公司,均有最低注册资本实缴要求。企业客户可以选择从中国大陆出资缴付,也可以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境外平台公司交付。需要注意的是,在缴付注册资本的同时,企业还应同步缴纳发行印花税,税率为认缴出资额的1%(100万瑞郎额度内免税),以确保税务合规。 上述实缴出资款项将缴付至瑞士境内银行的过渡性账户中,由瑞士银行出具相应收款凭证,待公司设立完毕并开立基本户后,再由银行根据企业客户指令安排划款至基本户。 三、瑞士公司设立所涉境外工作事项 除境外公证、认证手续外,瑞士公司设立所涉境外工作事项主要是在瑞士境内完成企业注册登记。 在介绍具体注册登记环节前,我们提请企业投资者注意,瑞士公司合法存续的前提是具备有效的注册地址(包括虚拟地址)和一名瑞士常驻居民作为董事(该居民无需是瑞士公民)。瑞士法律对外国投资者取得不动产存在一定限制,且对于大多数外国投资者而言,瑞士多为公司布局欧洲业务板块的平台窗口(或是在发展初期),用地建厂需求较少,因此通常我们会建议企业选择按年租赁虚拟地址;瑞士居民董事可联系当地代办机构、律所或其他第三方机构提供,通常收费模式也是按年收费。为保障项目时效,企业委托中国律师后,中国律师即会着手开始联系瑞士当地的虚拟地址和瑞士居民董事服务提供商,协助审核相应的租赁协议、服务协议,办理必要的租赁、委托手续。 办理完毕境内直接投资备案、公证认证手续,确定虚拟地址和瑞士居民董事人选后,瑞士律师即开始准备瑞士公司注册登记文书的起草和递交工作。在此阶段,通常由瑞士律师准备好相关文书模板,转给中国律师根据企业客户实际情况填写,最终定稿文件由瑞士律师统一归集整理,递交给瑞士商事登记机关。主要文件有: (1)商业计划书(Business Plan)。载明拟设立瑞士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潜在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核心团队、员工人数(包括招聘计划)和公司设立前三年的损益计划。 (2)注册申请书(Application)。 (3)公司章程(Articles of Association)。 (4)银行收款凭证(Bank Confirmation)。 (5)其他相关文件,包括前述公证认证资料、注册地址申明表、董事签字样本、豁免审计声明(根据企业客户实际情况)等。 (6)注册公证书(Deed of Incorporation)。瑞士律师将携带上述文书资料,安排召开公司设立大会,并由公证员出席见证公司设立、出具注册公证书。由于公司设立大会需经公证手续,中国律师通常会考虑选聘附带公证服务的瑞士律所,以为客户降低成本;但在其他情况下,公司设立所涉公证服务则需要中国律师另行选聘、协调相关服务商。 上述工作完成后,瑞士律师将整理好全套设立文件并提交至商业登记处,由工作人员在商业登记簿中予以登记,最后在《瑞士商业官方公报》中公布。通常,这一过程需要二到三周的时间。企业客户基于注册情况和成本控制需求,也可考虑聘请瑞士当地代办机构完成注册设立事项。 四、整体流程 综上,瑞士公司设立大体可以遵循如下通用流程。我们建议企业客户在通用流程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定制项目进度表,以充分预判与防范可能的障碍和风险,降低项目的不确定性。 注:上述流程仅供参考,实践中受限于项目差异,且有大量材料需要通过跨境物流传递原件,实际所需用时应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结 语 本文以企业投资者在瑞士设立公司为例,介绍所涉及的各方主体及工作职责、境内外分别涉及到的工作事项以及整体流程。对于企业客户来说,本文的意义可能不仅在于讨论瑞士公司设立的法律步骤;事实上,对于中国企业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司设立项目,本文所提到的工作步骤和关注事项都具备参考意义。希望通过本文,能够让企业客户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境外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又充满风险的议题,企业客户应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借助其经验规避法律风险和陷阱,严控细节、审慎推进,在出海机遇中有效管理风险,实现互利共赢。
2025年5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结束了自首次发出稳定币咨询文件[1]起长达一年半的立法进程。同时,香港政府表示,《稳定币条例》预计在年内颁布并生效。《稳定币条例》将设定过渡期安排,以便市场主体顺利开展牌照申请工作及其他业务安排。 《条例草案》所意图规制的稳定币(stablecoin),是香港自2022年10月31日发表《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以来,继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之后正式纳入虚拟资产监管框架的第二项业态,也是目前Web3行业内最受瞩目的业态之一。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介绍《条例草案》通过的意义、持牌稳定币活动的范围及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的申请要求,以及出海企业使用稳定币时的注意事项。 一、《稳定币条例草案》通过的意义 作为由私人部门(而非政府部门)发行的旨在锚定法定货币并保持稳定价值的虚拟资产,稳定币在问世之初主要用于解决虚拟资产交易缺少稳定支付手段的问题。近年来,凭借点对点交易这一技术特征所带来的支付效率高、交易成本低等优势,稳定币逐渐被视为重要的支付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世界的各类交易活动中。根据Coin Metrics的统计,2023年稳定币链上结算量达到了10.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接近Visa同年12万亿美元的全球交易量。 尽管稳定币曾因其去中心化的加密属性而受到广泛质疑,但随着其交易结算规模的逐步扩大,各国政府目前均选择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尝试将稳定币纳入金融监管框架中,以支持其作为合法的支付结算工具。 例如,新加坡通过修订《支付服务法》(Payment Service Act)以引入数字支付代币(Digital Payment Token)这一持牌支付业务,并在2023年8月正式确立了对稳定币的监管框架[2];欧盟通过《加密资产市场条例》(Markets in Crypto-Assets Regulation,又称MiCA法案)将稳定币分为电子货币代币(E-money token)和资产参考代币(asset-referenced token)并分别设定发行门槛[3];美国参议院则于近日通过了旨在规制稳定币发行活动的GENIUS法案(即《2025年美国稳定币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即将进入美国众议院审议。[4] 因此,在这一时间点,《条例草案》的通过预示着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正式承认稳定币的合法地位,通过实施稳定币发行人监管制度,以支持市场主体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并在香港发行稳定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 对于计划发行稳定币的市场主体而言,意味着稳定币发行人这一牌照的申请条件已基本确定,可以着手准备相应的申请工作;对于计划使用稳定币的市场主体而言,意味着可以选择受到监管的发行人发行的稳定币,从而降低所使用的稳定币因储备资产不充足等问题导致的偿付风险。 二、《稳定币条例草案》规制的稳定币活动及牌照申请要求 根据《条例草案》定义,受其监管的稳定币是指参照一种或多种法定货币,以维持稳定价值的稳定币,从而排除了稳定性不足的算法稳定币,仅保留了挂钩特定法币并以其作为储备资产的法币稳定币[5]。进一步地,《条例草案》列举了两类受规管的稳定币活动: 在香港发行法币稳定币;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发行参照港元(不论是完全或局部参照)以维持稳定价值的法币稳定币。 相应地,任何在香港进行或向香港公众积极推广其法币稳定币发行活动的行为均会被视为从事上述受规管稳定币活动。市场主体需要取得金融管理专员颁发的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后方可开展对应业务,否则在香港法下将构成刑事犯罪。 就稳定币发行人(以下又称“持牌人”)需满足的牌照申请条件而言,《条例草案》目前作出如下规定,金融管理专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附加条件: 在2024年7月18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公布了稳定币发行人“沙盒”参与者名单。以下三家机构从咨询及申请的数十家机构中入选“沙盒”,已在“沙盒”监管机制下测试稳定币运作计划,并与监管建立双向沟通机制[7]: 京东币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JINGDONG Coinlink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圆币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RD InnoTech Limited);以及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安拟集团有限公司 (Animoca Brands Limited)、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HKT) Limited(三家机构选择联合申请)。 在《稳定币条例》正式生效前,我们预计“沙盒”参与者名单还可能会迎来进一步扩容,通过在不同应用场景进行探索,以推动监管规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最终实现香港稳定币生态的稳步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民介绍,进入“沙盒”并非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的先决条件,即使已进入“沙盒”的参与机构,如日后有意获取牌照,也在监管制度落实后另行提交正式申请。[8] 三、出海企业使用稳定币的注意事项 对于暂无计划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仅有意使用稳定币进行商业交易的日常支付结算的出海企业而言,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点: 01、选择持牌稳定币发行人发行的法币稳定币 目前,稳定币市场内存在大量不同市场主体发行的稳定币。不同稳定币在发行机制、稳定方式、储备资产等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出海企业采用的稳定币未采取足额资产储备作为发行前提、储备资产不具有足够的流动性、或是储备资产主要为高风险资产,均有可能导致该等稳定币面临无法赎回的风险。 考虑到出海企业除使用稳定币进行支付结算外,还有可能用于价值储存等货币用途,因此出海企业除应在选择稳定币时做好相应的尽职调查以外,建议首选由持牌稳定币发行人发行的法币稳定币,以降低潜在的资产损失风险。 02、遵守境内有关虚拟货币的现行监管规定 目前,中国境内对于包括稳定币在内的虚拟货币相关业态仍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并将相关业务活动视为非法金融活动,采取全面禁止、依法取缔的监管态度。在司法实践中,除依据认定涉及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的民事行为效力无效外,各地司法机关对于不涉及投资交易活动的其他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民事行为效力仍未形成一致的裁判共识。 因此,出海企业应遵守境内有关虚拟货币的现行监管规定,严格控制稳定币的使用范围,不宜在涉及境内主体或与境内存在其他联系点的商业交易中使用稳定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或由境内主体直接持有和使用稳定币,以避免违反前述监管红线,导致相关交易活动面临不确定性。 注释 [1] 指香港财库局与香港金管局于2023年12月27日发布的《在香港实施稳定币发行人监管制度的立法建议公众咨询》文件。 [2] 参见: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3/mas-finalises-stablecoin-regulatory-framework [3] 参见:https://www.esma.europa.eu/esmas-activities/digital-finance-and-innovation/markets-crypto-assets-regulation-mica [4] 参见: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9th-congress/senate-bill/1582 [5] 从稳定方式上,稳定币可分为通过储备拟锚定的法币资产实现币值稳定的法币稳定币和依赖特定算法调控机制实现币值稳定的算法稳定币。由于算法稳定币曾发生多次风险事件,其稳定币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各国普遍仅承认法币稳定币。 [6] 根据《稳定币条例草案》委员会于2025年2月25日提供的《政府当局提供有关条例草案的电脑投影片资料》(CB(1)280/2025(03)),香港计划批准的储备资产种类包括银行存款、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政府债券、回购协议、逆回购协议以及投资于前述资产的货币市场基金。参见: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11/papers/bc1120250225cb1-280-3-ec.pdf [7] 参见: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4/07/20240718-4/ [8] 参见: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insight/2024/07/20240718/ 实习生阮雯昕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
1、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终止 2025年5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和《国务院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同时发布。 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立法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在“预备审议项目”项下的表述是:“……财政税收制度、治理网络违法行为和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由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视情安排审议。”而《国务院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在“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项下的表述是“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工作”,没有出现“人工智能法”的表述。 在此之前的两年,《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和《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都写明国务院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名为“人工智能法”的法律草案。但在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都没有出现“人工智能法”字样,而是采用了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这样的措辞。 今年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中不再出现“人工智能法”的表述,而是变更为“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工作”,就意味着国务院的立法工作计划已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三年立法工作计划中的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表述取得一致。换言之,“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将终止。(来源:寿步,人工智能与网络空间治理) 评论:我们并不赞同寿步老师关于“进程终止”的判断,“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的表述调整,并不意味着立法终止,仅是立法进程的暂缓。这反映出立法者面对新兴技术时的审慎,更体现了对当前我国法律实践与行政监管能力的现实考量。 从司法实践来看,尽管尚无统一的“人工智能法”,但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如《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知识产权,、《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已为处理人工智能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例如,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算法歧视、个人信息滥用、深度伪造等问题,均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求解释和适用。当然,新技术的挑战持续存在,司法实践仍需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但现有法律并非完全空白,而是具备一定的覆盖能力。 虽然目前并无上位的《人工智能法》,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已经出台了如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些规定针对性强,能够较快适应技术和应用发展变化,对具体问题进行规范和引导,例如对生成内容的标识、数据标注、安全评估等作出了要求。近期,网信办也发起了开展“清朗·整治AI技术滥用”专项行动,对生成式AI技术的应用进行了专项管理,这种“边发展、边规范、边完善”的监管模式,通过具体的行政指导和个案处理,能够更灵活地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初期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因过早、过全的立法而束缚创新。 因此,此次调整并非放弃监管,而是体现了立法适应技术发展规律的务实考量,暂缓制定一部大而全的“人工智能法”,转而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工作”,并结合现有的法律适用和灵活的行政监管,是一种务实的选择。这表明立法者倾向于待实践经验更丰富、对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认识更深刻、社会共识更广泛之后,再出台更为成熟和体系化的专门法律,从而更好地平衡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最终实现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2、Grok回应「失控争议」,将公开系统提示词 5月14日,xAI旗下的Grok聊天机器人被曝出不停地提及“南非存在针对白人种族灭绝”阴谋论,并给出系列不正当言论,引发众议。甚至连OpenAI CEO Sam Altman都发文嘲讽Grok称,「只有在错误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昨日,xAI发文回应了上述事件:5月14日凌晨3:15左右(太平洋标准时间),有人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修改了我们在X平台上的Grok AI聊天机器人的系统提示词(Prompt)。这一行为强制了Grok针对某一政治话题给出了特定的回应,违反了xAI内部的政策与核心价值观。事件发生后,我们立即展开调查,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提高Grok的系统透明度与可靠性。 xAI还给出了相对应的后续行动:公告发出时,我们将在GitHub上公开发布Grok 的系统提示词,供公众查阅。任何人都可以审阅,并反馈我们对Grok所做的每一次提示词修改。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用户对Grok作为追求真相的AI系统的信任。 另外,xAI还表示将增加额外的审查措施和检查机制,确保未来所有提示词修改必须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核,xAI员工无权再私自修改。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项措施似乎将本次事故的违规者指向了自家员工。(来源:爱范儿) 评论:Grok输出不当言论系因系统提示词(Prompt)遭未授权修改引发,该事件将AI系统提示词推向了法律与监管的聚光灯下。系统提示词作为人机交互的核心元素,其法律属性的界定与有效监管,已成为AI治理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目前法律下,提示词的法律属性尚显模糊。系统提示词既是引导AI生成特定内容的技术指令,也可能蕴含创作者的智力成果。精心设计的提示词,尤其是在复杂应用场景下,可能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或具有商业价值的“商业秘密”。若此被视为商业秘密,未经授权的修改或泄露便可能构成侵权。然而,简单、通用的提示词是否享有同等保护,界限何在,尚需法律明确。我们理解,Grok事件中,如修改行为为外部员工,可能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若修改者为内部员工,则涉及企业内部数据安全与员工行为规范的法律问题。 这个事件也充分展示出提示词的监管面临多重挑战。系统提示词极易被修改,且修改行为可能难以实时追踪和溯源,尤其是在系统设计不够透明或缺乏审计日志的情况下。公开提示词固然可以以增强透明度,有助于公众监督和建立信任,但也可能为恶意行为者提供“攻击指南”,使其更容易操纵AI输出有害信息。如何在透明度与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是监管者需要权衡的难题。如果发生AI因恶意或错误的提示词产生侵权内容(如诽谤、侵犯隐私、传播虚假信息)时,责任应由提示词的创建者、修改者、AI系统提供者还是使用者承担?Grok事件中,xAI将责任指向了“未经授权的修改者”,并加强内部审查,这体现了开发者对提示词控制权的重视,但也暗示了追责链条的复杂性。 Grok事件虽是个案,却为我们揭示了AI“黑箱”之下,针对系统提示词这一“钥匙”的法律性质与治理的紧迫性。未来,我们期望立法者可以通过实践进一步明确其知识产权保护、监管方案及法律责任问题。 3、AI复活逝者出庭作证,证言被法院采纳 2025年5月1日,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场刑事量刑听证会出现惊人一幕:在2021年枪击案中丧生的克里斯・佩尔基,通过AI技术“现身”法庭并发表陈词,表达对凶手的宽恕。这一“证词”被法官采纳,开创了AI生成内容用于法庭作证的先例,却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争议。 据悉,这一AI视频由受害者姐姐斯泰西・威尔士制作。她和丈夫及商业伙伴利用佩尔基生前的语音记录、视频和照片,通过Stable Diffusion和LORA微调等技术,合成了这段特殊的“证词”。视频中的佩尔基表示,对与凶手加布里埃尔・霍卡西塔斯在那种情况下相遇感到遗憾,认为换种人生他们可能成为朋友,并强调自己信仰宽恕。 主审此案的法官托德・朗对这份特殊“证词”表示赞赏,称感受到了真诚的宽恕。最终,霍卡西塔斯被判处10年半监禁,达到了检方建议的最高量刑。这一事件在Reddit、X、YouTube等社媒平台引发轩然大波。(来源:夕小瑶科技说) 评论:本案中AI生成的“佩尔基证词”被法官采纳,看似温情的背后,实则在法律层面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可能有无穷隐患。这种逝者“意愿”并非本人真实意志的直接呈现,而是生者基于其生前信息通过技术进行的“再创作”。本质上这是将AI输出视同逝者意愿的法律拟制,但法律对逝者意愿(如遗嘱)有严格要件以确保真实性。AI证言的真实性依赖输入数据、算法倾向和制作者意图,法庭难以甄别哪些是逝者真实态度,哪些是家属解读或技术合成的叙事,这直接冲击了证据真实性认证。逝者无法接受质询,其复杂情感易被单一化、工具化。 更大的风险在于,意愿塑造权掌握在AI操控者手中。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将自身立场注入生成内容,以逝者之名赋予其情感说服力。若家属存在利益冲突,AI复活可能沦为操纵工具。若此例一开,未来可能出现商业机构按委托人需求定制逝者证言的情况。 因此,在缺乏规制和验证机制的情况下,轻易采纳AI逝者证言,不仅可能扭曲真实意愿、侵犯逝者人格尊严,更可能因其情感冲击力对司法公正构成威胁。司法系统必须保持警惕,审慎对待此类证据并尽快制定采纳标准与伦理指引。 4、美国大所因使用生成式AI出错被罚款 近日,Ellis George和K&L Gates律所因在Lacey v. State Farm案中提交的诉状引用了虚假案例而被罚款,引发了联邦法院的严厉批评。 在加利福尼亚中央区联邦法院审理的Lacey v. State Farm案中,原告律师团队提交了一份包含27个法律引证的诉状。法官在2025年5月6日的裁决中指出,这27个引证中有9个存在问题,占总引证的三分之一。至少两个引用的权威案例完全不存在,多个引用的司法意见书中的引文是伪造的,与实际材料不符。 威尔纳法官通过Westlaw在线数据库和法律研究服务核查后发现了这些错误。律师团队随后承认,问题源于对AI工具的不当依赖。诉状中的虚假引证并非孤例,而是AI“幻觉”(hallucination,即生成不准确或虚构内容)的典型表现。法官在裁决中描述了这一发现的震撼:“我读了他们的诉状,被引用的权威案例说服甚至着迷,但当我查找这些判决时,才发现它们根本不存在。这太可怕了,差点让我将这些虚假材料纳入司法命令。” 威尔纳法官明确指出,问题的根源不在AI技术,而在于律师的疏忽。他写道:“即使AI技术近年取得了进步,任何合理称职的律师都不应将研究和写作完全外包给这项技术,尤其是在不验证材料准确性的情况下。”AI可以辅助法律工作,但无法替代律师应尽的引证核查职责。(来源:uncle 莱斯利) 评论:所谓“AI幻觉”,是指生成式AI模型在输出时可能编造事实、数据或引证,这些内容看似合理,实则虚假。在法律这一高度依赖事实和先例精确性的领域,此类“幻觉”的危害尤为巨大,实际发生概率极高。例如,2023年美国律师史蒂文・施瓦茨因使用ChatGPT撰写法律文书,引用了大量虚构案例,导致案件被法庭驳回。类似地,特朗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团队也曾因AI生成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引发争议。 AI的出现不仅未减轻律师的责任,反而对其勤勉尽责与审慎核查义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律师对委托人负有绝对坦诚义务,必须确保提交文件的每一项内容真实可靠。将法律研究与写作“外包”给AI,本质上是对职业操守的背弃。尽管AI可作为辅助工具提升效率、拓展思路,但人类律师的最终把关义务不可替代,其输出内容必须经过律师的批判性思维检验和专业判断过滤。正如本案法官所强调,问题不在AI,而在律师的疏忽。律师不能以技术无知为借口,必须对AI生成内容承担最终责任。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律师更需坚守职业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