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赌场罪中赌资数额的认定
前言 赌资数额的认定,是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贯穿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置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疑难环节。 本文基于现行司法解释与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赌资认定的逻辑起点、计算方法及争议焦点,力求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观察与辩护参考。一家之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赌资与赌资数额 计算赌资数额的本质是对赌资的外延求和,求和的前提是被求和的集合(外延)确定。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而明确内涵必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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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赌资数额的认定,是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贯穿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置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疑难环节。 本文基于现行司法解释与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赌资认定的逻辑起点、计算方法及争议焦点,力求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观察与辩护参考。一家之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赌资与赌资数额 计算赌资数额的本质是对赌资的外延求和,求和的前提是被求和的集合(外延)确定。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而明确内涵必须通
一、案情简介 2022年底,被告人甲、乙合伙出资经营一家茶馆,为提升经营收益,二人商议在店内办公区域,为相熟人员提供赌博场地。甲购置麻将桌等赌具,与乙商定每半小时抽取500元,并安排专人负责抽水收款、放贷、赌资存取、记账,另有人员负责场地卫生。该赌博活动持续至2023年5月25日。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参赌人员7名、现金赌资33.2万元,同时扣押赌具、抽水账单及记账本。记账本显示,2023年5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
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走私毒品案件。被告人王某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让其家人从境外邮寄毒品至境内,构成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情回顾 2025年至2026年期间,王某让其在国外的家人将大麻电子烟藏匿在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瓶内,通过快递从国外邮寄至国内。2026年1月,王某在收取申报品名为“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的快递后被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男子为他人“代购”毒品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收取毒资、交付毒品、从中获利的刑事案件,该名男子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判刑罚。 基本案情 经法院审理查明,马某联系徐某购买甲基苯丙胺,徐某找到被告人高某帮忙。高某在收取徐某21000元毒资后,向上家转账17500元购得48.14克甲基苯丙胺,并将毒品交给了徐某,徐某再将毒品转卖给马某。 马某携带毒品返回暂住地后,被民警当场查获。马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系A能源公司实际负责人,因该公司在承包经营石英砂矿开采主矿产石英砂时,剥离并处置矿体上覆薄煤炭资源层、煤矸石,被公诉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23年4—7月期间,A能源公司及张某无证开采煤炭并销售,涉案金额达 1616万元,面临重刑风险。 张晓凯律师在本案一审阶段介入后,发现案涉所谓煤炭资源位于石英砂矿采矿权范围内,资源层薄、工业指标差,无法独立设矿开采,
引言 信访必须遵守《信访工作条例》的程序与实体规定,任何超越法律边界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在处理在群体性维权犯罪时,应当精确区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为其从轻处理提供了事实与法律基础。本案中,检察院最终对李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依法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又避免对普通群众过度追究刑事责任。 案情简介 2020年,广西某地一楼盘因基础设施
引言 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构成招摇撞骗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通字〔2021〕21号)规定,冒充虚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易让他人信以为真的,也应认定为规定的“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25年修订的对招摇撞骗违法行为进行修改,新增“盗用、冒用个人、组织的身份、名义或者以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的情形。实践中,有的行为人以虚构的具有所谓“官方背景”的社会团体等组
当香烟从货架走进赌博机,看似“娱乐”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刑事风险?近期多起判决揭示,那些摆在便利店角落的“夹烟机”“捕鱼打烟机”,正悄然触碰着开设赌场罪的刑事红线。本文旨在穿透兑奖形式的迷雾,探讨利用赌博机兑换各类有价物品行为的司法定性核心。 一、问题的提出:兑奖形式创新与刑法评价的稳定性 近期,多地法院对摆放“夹烟机”“捕鱼打烟机”的行为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裁判规则。然而,
2026 年 5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法释〔2026〕10 号,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5 月 18 日正式施行。这部共二十一条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和执行规则于一体,标志着我国耕地保护司法体系迈入 "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 的新阶段,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规定》的出台,正是司法机关对耕地保护严峻形势的积极回

前言 赌资数额的认定,是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贯穿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置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疑难环节。 本文基于现行司法解释与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赌资认定的逻辑起点、计算方法及争议焦点,力求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观察与辩护参考。一家之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赌资与赌资数额 计算赌资数额的本质是对赌资的外延求和,求和的前提是被求和的集合(外延)确定。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而明确内涵必须通过定义。因此,明确赌资的定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计算赌资数额的逻辑前提。根据2005年两高发布的的规定,赌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此后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赌资均沿用该定义。 在赌博类犯罪中,赌资与赌资数额主要具有四大作用。一是定罪门槛,构成赌博罪情形之一要求赌资数额累计5万元以上;二是法定刑升格条件,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要求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三是追缴对象,赌资依法应当予以追缴,其他款物不能追缴,如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尚未用作赌注的现金、通讯和交通工具等;四是量刑考量,赌资数额是确定开设赌场罪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主要依据。 二、线下开设赌场中赌资数额的认定 线下开设赌场的案发通常是侦查人员对赌博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侦查人员在现场往往会抓获参赌人员、赌场管理人员或赌场负责人等涉案人员,同时在现场查获赌博工具、现金或筹码等款物。因此,一般以现场查获的现金、筹码等款物直接认定赌资数额。虽然线下赌博一般具有持续性,在被侦查人员查获前可能已经进行了多轮赌博,但是在计算赌资数额时一般不会重复计算,核心原因是取证困难。 实践中存在赌博现场没有赌资,而是以筹码或者事先约定事后交割等方式(如打欠条、空喊)替代的情形。此时,认定赌资数额就需要综合多种证据,也为律师辩护提供了一定空间。如在一起没有现场查获现金或筹码的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被告人否认其制定赌场规则和抽水,并对赌资数额提出异议,案件延期审理两次。公诉机关为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包括多位证人证言、通话录音、网购记录、转账记录、欠条、辨认笔录、手机电子数据提取检验报告等,法院最终认定至案发前赌资数额累计超过46万元,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三、网络开设赌场中赌资数额的认定 1. 计算方法与适用场景 网络开设赌场赌资数额的认定规则主要体现在2010年两高一部发布的。 该意见明确了四种计算方法。 第一种:在网络上投注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适用场景为一般网络赌博。这是司法实践中分歧最大、辩护空间最大的计算方法。 第二种:在网络上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适用场景也是一般网络赌博,按赢取端计算。 第三种:购买虚拟货币或游戏道具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适用场景为参赌人员需要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或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作为筹码才能进行投注。 第四种: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推定为赌资,资金额即为赌资数额。适用场景仅适用于开设赌场者的账户,不适用于参赌者的账户。 此外,2020年两高一部发布的补充了一种计算方法。该方法构建了一个二阶递进的认定体系,解决了无法获取平台数据的实践痛点,首次明确了兜底方案。即网络开设赌场的赌资数额可以依照开设赌场行为人在其实际控制账户内的投注金额,结合其他证据(如被告人供述、银行流水记录、对账记录等)认定;如无法统计,可以按照查证属实的参赌人员实际参赌的资金额认定。 无法统计的核心原因是网络赌博平台服务器多在境外,无法或很难获取赌博相关数据。具体的体现包括: (1)服务器在境外,无法扣押原始存储介质。 (2)即使能够远程勘验,调取的数据多被赌博网站删除,仅覆盖部分时段。 (3)点数对应关系不明确或汇率(加密货币兑换比例)频繁变动,导致无法确定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 (4)平台数据存在矛盾,导致提取后完整性校验值不一致。 同时跨境赌博意见还对第四种计算方法进行了升级,即明确“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主要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主要区别在于增加了“主要”两个字,因为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账户内往往有多笔资金,不能仅依据其中一两笔资金系赌资就认定全部资金为赌资,进而认定该账户是接收流转赌资的账户,需要控方进一步举证。 2. 最大争议:最初投注额vs累计投注额 第一种计算方法仅规定以投注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计算赌资数额,因为网络赌博存在多局反复投注的情况,对投注金额就会产生不同方式。举个经典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设参赌人员最初投入5万元进行网络百家乐赌博,每局下注1万元,五局全部输光,如下图所示: 如按照最初投注额计算法,赌资数额是参赌人员最初实际支付的金额,即5万元。如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法,赌资数额是参赌人员每局投注金额的滚动累加,即5+4+3+2+1=15万元。如果每局有输有赢,差异结果可能会更大。 (1)各观点的主要理由 主张最初投注额计算法的主要理由包括:与线下赌博计算逻辑保持一致;累计计算可能导致赌资数额畸高;不同参赌人员同等资金因技术或运气不同会导致累计投注额差异巨大,容易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 主张累计投注额计算法的主要理由包括:网络赌博隐秘性强、参赌人员多、资金流转快,危害性远大于线下,最初投注额不能反映危害性;司法解释使用的“或者”(相容选言命题),投注点数与赢取点数应采取相同的计算方法,而赢取点数是累计的,所以投注点数也应当累计计算。 (2)观点之争的背后是进入法庭的证据组合不同 案例一:平台数据不完整,选择最初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首都检察案例参阅(第三辑)》的宋某某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平台服务器在境外,调取原始证据难度极大,侦查人员在被告人的手机和电脑中仅勘验到其被查获近一个月的数据,之前的数据已经被赌博网站删除,无法提取,电子证据最终显示的投注额并非完整的投注额。因此,侦查机关梳理了被告人的微信及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结合其他证据查清了最初投注额,法院最终以此为准认定赌资数额。 案例二:平台数据完整,选择累计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首都检察案例参阅(第四辑)》的耿某等32人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侦查人员在抓捕时起获了手机、电脑、筹码等物品。鉴定机构通过对上述物品中的数据进行提取、整合、比对、筛选,最终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办案人员结合鉴定意见、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账本以及积分兑换笔录查清了累计投注额,法院最终以此为准认定赌资数额。 案例三:最初投注额和累计投注额均能查清,法院选择最初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的林某某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侦查人员在抓捕时起获了手机、电脑等物品,并结合其他证据查清了最初投注额和累计投注额。如按照最初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是75万余元;如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是454万余元,两者相差近六倍。公诉机关主张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法院最终采取最初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 开设赌场罪的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只能查清累计投注额,有的案件只能查清最初投注额,有的案件则两者都能查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观点之争的背后固然不同理论的争鸣,但实质是进入法庭的证据组合不同。不同的取证条件对应不同的理论适用,不存在哪个理论绝对正确,而是哪个理论在当前的证据条件下最合理。甚至可以说是证据条件决定了裁判观点。 在上海检察系统组织的关于网络开设赌场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的沙龙中也能体现笔者的观察。侦查人员的代表认为公安机关在实务中是依据码量(电脑后台数据中下注额相加的数值,是赌局多局重复累计计算的结果)来认定赌资数额的,各种认定赌资金额的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排序的优先级问题,码量的优先级最高。检察人员的代表认为码量如果能取证到位,以码量认定赌资最客观。如无法查清码量,则通过转账认定。审判人员认为实践中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按照码量计算,赌资和对应赢取的点数可能有天壤之别,实际投注或赢取点数在定罪量刑标准上应该具有相当性。 四、赌资数额认定的其他问题 1. 行为人的投注额是否应计入赌资数额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计入,核心理由是根据司法解释的文义解释,凡是为赌博目的而投入的资金,均应认定为赌资。《刑事审判参考》第1347号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中,法院主张该观点,同时指出如果能查明哪些是开设赌场人自己投入的,可在情节上适当考虑,但实践中很难查清。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计入,核心理由是行为人以参赌人身份自己投注,不属于“接受他人投注”的范畴。在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开设赌场案件中,不少法院支持应当扣除行为人自己的投注额。 2. 多账户之间的重复转账不应重复计算 当多个账户之间存在“归集-分流-再归集”的资金流转模式时,如仅将各账户独立统计的入账金额简单相加,就会产生重复计算的问题。如赌博资金先进入A账户,行为人将A账户的资金再转入B账户,计算赌资数额时就应当扣除重复的部分。
一、案情简介 2022年底,被告人甲、乙合伙出资经营一家茶馆,为提升经营收益,二人商议在店内办公区域,为相熟人员提供赌博场地。甲购置麻将桌等赌具,与乙商定每半小时抽取500元,并安排专人负责抽水收款、放贷、赌资存取、记账,另有人员负责场地卫生。该赌博活动持续至2023年5月25日。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参赌人员7名、现金赌资33.2万元,同时扣押赌具、抽水账单及记账本。记账本显示,2023年5月10日至25日短短十天内,涉案赌资流水达5100万元,抽水65.5万元;经统计,开设赌场期间二人累计抽水共计130.6万元。公诉机关以开设赌场罪对甲、乙提起公诉。 二、争议焦点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甲、乙的行为究竟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聚众赌博罪。 三、深度解析 1、聚众赌博行为和开设赌场行为的界分 2006年将开设赌场行为单列为犯罪,并且将其法定刑规定为两个档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非罚金”。2020年再次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修改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和“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非罚金”。要准确界定这两种行为,就要认真解析“开设”和“聚众”、“赌场”和“赌博”的语义,并应充分考虑刑法设立开设赌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的基本语义 “开设”赌场具有设立、运营赌场的含义,表现为经营赌场的行为,而“聚众”赌博则是聚集、召集人员赌博,表现为组织、召集赌徒的行为。“赌场”是专门供人进行赌博活动的经营场所,而聚众进行“赌博”的场所则仅只是赌博场所,并非有人进行专门经营的营业场所。可见,赌场的核心是对赌博行为经营、管理,而聚众赌博的核心是赌博行为本身。所以,是否具有经营性是区分两罪的关键。 基于此,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两种行为的界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模式不同 开设赌场:先搭建赌场、再招揽赌客、最后组织赌局。 聚众赌博:先有赌客群体、再临时确定场地、随后开展赌博。 2.组织架构不同 开设赌场:分工严密、各司其职,实行企业化、公司化管理,对赌博活动、赌资、场地有绝对控制力。 聚众赌博:无固定管理模式与经营规则,分工简单,组织者与参赌人员地位平等,对活动管控力弱。 3.主观意图不同 开设赌场:以长期经营、持续获利为核心目的,有明确经营思维,主动扩规模、拉客源。 聚众赌博:核心是组织赌博活动,虽有抽头渔利,但无经营赌场的意识与行为,获利意图较弱。 4.场所开放度不同 开设赌场: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开放,参赌人员来源广泛、不固定。 聚众赌博:场所封闭私密,参赌人员多为熟人,圈子固定、外人无法随意参与。 2、开设赌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立法上之所以把开设赌场罪单列为犯罪且大幅度提高其法定刑,就是因为“开设赌场一般都是由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组织的,其组织结构严密、职责分工明确,资金规模大且流动性、隐蔽性强,其危害性更大,为严惩开设赌场行为,提高了开设赌场犯罪的刑罚。” 包括聚众赌博行为在内的赌博罪侵害的法益是以劳动或其他合法行为取得财产这一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秩序,开设赌场罪侵害的法益既包括劳动或其他合法行为取得财产这一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秩序,还包括导致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陷入危险,因此其危害性大于赌博罪,其法定刑也才远高于赌博罪。 四、本案为何更符合“聚众赌博” 结合案件事实,甲、乙的行为在以下核心特征上,均与聚众赌博高度契合: 1. 先有熟人赌客、后设赌博场地,并非先建赌场再揽客; 2. 现场仅两名茶馆原有员工提供简单服务,无复杂分工,更没有既定的管理模式、复杂的经营规则; 3. 仅甲、乙二人召集,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未形成犯罪团伙或集团; 4. 运作模式临时随意,无企业化管理体系; 5. 甲、乙与参赌人员地位平等,无支配与控制关系; 6. 赌博规则、抽水标准由众人共同商议,并非参赌人员遵守甲、乙事先已定好的赌博模式、参赌规则; 7. 未主动扩大规模、未招揽陌生客源,无经营赌场的思维; 8. 参赌人员较少且固定,均为熟人; 9. 场地高度私密封闭,非熟人无法进入。 本案唯一与开设赌场相似的点,仅为抽水数额高于普通棋牌室,但这一情节不足以改变行为定性。 抽水数额大,不等于构成开设赌场罪 抽水金额高低并非定性核心,本案中高额抽水的特殊性在于: 1.抽水比例由甲、乙与参赌人员共同商定,而非赌场单方强制; 2. 甲、乙通过抽头渔利有获利行为,但这并非基于经营思维而 实施的经营活动; 3.参赌人员经济实力较强,该抽水比例在其圈子内并非畸高, 如果抽头比例和棋牌室的比例相同,那就是不构成犯罪的问题,而不是到底是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属于聚众赌博行为的问题。 4. 赌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不具有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陷入危险的风险,没有侵害开设赌场罪的保护法益。 五、结论:类比推理下的精准定性 当行为介于两罪之间、属于非典型情形时,不能机械套用三段论 推理,而应通过类比推理,判断行为更接近哪一罪名的典型原型。本案中,甲、乙行为九成特征符合聚众赌博,仅抽水金额一项与开设赌场有表面相似且可合理解释,同时未侵害开设赌场罪的核心法益。据此,本案应以聚众赌博定性,而非开设赌场罪。 六、法律提示 赌博无小事,罪名边界需警惕 无论最终定性如何,组织、参与赌博均属违法犯罪行为,法律风险极高。对当事人而言,罪名定性直接关乎自由与刑罚,精准辩护是关键。 对普通公众而言,即便熟人之间小范围赌博,只要涉及提供场地、抽头渔利、组织召集,就可能触碰刑法红线。 法律是对行为本质的精准评判,而非单纯看数额、看形式。认清两罪边界,既是法律从业者的专业要求,也是每个公民守住守法底线的重要前提。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3年10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现场检查查实上述违法行为。经专业检测,该公司DA001加热炉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分别超出排放标准0.75倍、2.09倍;经司法鉴定确认,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价值525898.24元,产生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检察机关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海南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单位罚金十万元,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单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25898.24元及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裁判要旨 重点排污单位通过篡改监测参数、虚假标记生产工况等方式干扰自动监测设施、伪造监测数据,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属于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委托第三方公司运维维护自动监测设备,不能免除排污单位对监测数据真实性、合法性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责任,排污企业应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乌海市法院严厉打击重点排污企业篡改在线监测数据、大气超标排污的典型案例。明确排污企业为环保第一责任人,委托第三方运维不能免除自身监管义务,篡改监测参数、谎报工况排污属严重污染环境,企业与负责人均需承担刑责。判决全额支持生态损害赔偿及鉴定费用,落实 “污染担责、损害必赔”。该案以案释法,破除企业侥幸心理,倒逼企业主动治污减排,保障排污监测数据真实。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走私毒品案件。被告人王某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让其家人从境外邮寄毒品至境内,构成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情回顾 2025年至2026年期间,王某让其在国外的家人将大麻电子烟藏匿在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瓶内,通过快递从国外邮寄至国内。2026年1月,王某在收取申报品名为“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的快递后被当场抓获。民警从该快递中起获大麻电子烟10支,后又在王某家中搜出其此前邮寄到手的大麻电子烟6支。经称量、鉴定,上述电子烟内含有四氢大麻酚成分的黄色膏状物净重共计6.92克。 审理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和海关管理法规,通过邮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王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北京四中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法官说法 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同时该条第四款规定,走私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王某走私的6.92克大麻制品属于其他少量毒品,法院因此在三年以下对王某判处了刑罚。 法官提示 涉案电子烟是含有四氢大麻酚(THC)的大麻电子烟,该成分属于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是我国法律严格禁止的毒品。虽然电子烟本身在我国并不违法,但一旦含有大麻等毒品成分,就属于毒品范畴,任何形式的携带、邮寄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王某明知大麻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毒品,仍采取伪报、隐匿的形式走私进境,其具有明显的走私犯罪意图,系“明知故犯、以身试法”。目前,毒品监管和缉查技术日益严密,任何伪装手段都难逃法网,侥幸心理终将付出惨痛代价。 法官在此提醒,毒品伪装形式千变万化,但法律的底线始终不变。无论毒品被包装成何种形式,均不允许进行走私、贩卖、运输等行为。每一位公民都应当清醒认识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坚守法律底线,莫让一念之差毁掉一生前途。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男子为他人“代购”毒品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收取毒资、交付毒品、从中获利的刑事案件,该名男子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判刑罚。 基本案情 经法院审理查明,马某联系徐某购买甲基苯丙胺,徐某找到被告人高某帮忙。高某在收取徐某21000元毒资后,向上家转账17500元购得48.14克甲基苯丙胺,并将毒品交给了徐某,徐某再将毒品转卖给马某。 马某携带毒品返回暂住地后,被民警当场查获。马某、徐某相继被判处刑罚。后本案被告人高某被民警抓获归案。 庭审中,高某辩称自己只是“中间帮忙”并未获利,应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而非贩卖毒品罪。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高某无视国家法律,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48.14克,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针对高某的辩解,法院认为高某在收取毒资后联系上家购买毒品并交付,完成了毒品的流转与交易,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最终,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同时追缴其犯罪所得。 法官提示 根据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在毒品“代购”过程中,若存在加价牟利、从中蹭吸等行为,将会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本案中,高某的行为看似是“帮忙代购”,实则已深度参与毒品交易环节。 毒品是万恶之源,任何与毒品相关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切勿因一时糊涂或所谓“义气”为他人代购、传递毒品。所有公民应当自觉抵制毒品,发现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绿色无毒的美好家园。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系A能源公司实际负责人,因该公司在承包经营石英砂矿开采主矿产石英砂时,剥离并处置矿体上覆薄煤炭资源层、煤矸石,被公诉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23年4—7月期间,A能源公司及张某无证开采煤炭并销售,涉案金额达 1616万元,面临重刑风险。 张晓凯律师在本案一审阶段介入后,发现案涉所谓煤炭资源位于石英砂矿采矿权范围内,资源层薄、工业指标差,无法独立设矿开采,仅能随石英砂开采同步剥离,据此提出辩护意见。最终公诉机关在一审期间变更指控金额到70.3万元,人民法院依法对张某适用缓刑。 二、辩方核心辩护意见 (一)主观无犯罪故意:基于合理信赖,无非法采矿恶意 第一,案涉石英砂矿上覆所谓煤炭资源,在各类行政文件统一定性为伴生资源:当地自然资源局、国资委等多份政府文件,长期将案涉煤炭称为 “伴生煤”,2022年政府会议纪要亦认可伴生煤可随石英砂开采处置。只强调煤炭资源处置后刨除开采成本后余值需上缴国家。A能源公司及张某基于对政府文件的合理信赖,自始认为开采行为合规,无非法采矿的主观认知。 第二,开采具有客观必要性:案涉煤炭覆盖于石英砂矿体之上,露天开采模式下,不开采伴生上覆薄煤层则无法开采石英砂主矿。A公司背负巨额开采成本,为避免资源浪费、保障主矿生产而实施开采,无单纯非法牟利目的。 第三,无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直至2023年7月,主管部门才下发停止开采通知,且无证据证明该通知有效送达被告人。此前无任何机关告知开采行为违法,不具备违法性认识。 (二)行为性质:伴生矿产开采,依法排除刑事违法 第一,法定伴生矿产属性:依据《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案涉煤炭赋存于石英砂矿体之上,无法独立开采、经济价值低,属于伴生矿产;第三方调查报告亦明确其 “不宜独立设矿,仅可综合利用”。 第二,司法解释明确豁免:最高法、最高检规定,超出许可证矿种范围开采共生、伴生矿种除外。本案开采伴生煤,依法不属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情形,直接排除非法采矿罪适用。 (三)数额辩护:剔除全部不合理指控,锁定 70.3万 第一,剔除煤矸石金额:煤矸石热值、灰分均不达标,未列入法定矿产资源分类,公诉机关相关认定煤矸石属矿产资源的依据已失效,不属非法采矿罪保护对象,全额剔除对应金额。 第二,剔除前承包人开采存量:2023年6月前现场堆放的煤炭、煤矸石,均为前承包方开采,与被告单位、被告人无关,该部分金额全额剔除。 三、案件处理结果 公诉机关在第一次庭审后认可并采纳部分辩护意见,做出变更起诉决定,公诉机关1616万元的指控被拆解,仅剩余70.3万元予以认定,数额降幅超95%,实现断崖式下调。大幅度降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退赔金额,被告人张某也得以适用缓刑。 四、案件核心启示 1.非法采矿罪认定严守主客观统一:不能仅以 “无证开采” 形式归罪,需重点审查主观故意、资源属性、政策符合性,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 2.伴生矿产是涉矿案件关键出罪路径:紧扣地质勘查报告、政策文件及司法解释,明确伴生矿产豁免刑事追责的法定规则,为企业合理开发提供法律支撑。 3.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是数额辩护核心:对来源不明、权属不清、性质存疑的数额,坚决剔除,杜绝 “凑数式指控”。 4.行政信赖利益应受法律保护:企业基于政府文件、行政许可实施的行为,无主观恶意的,不应轻易认定为刑事犯罪,依法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引言 信访必须遵守《信访工作条例》的程序与实体规定,任何超越法律边界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在处理在群体性维权犯罪时,应当精确区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为其从轻处理提供了事实与法律基础。本案中,检察院最终对李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依法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又避免对普通群众过度追究刑事责任。 案情简介 2020年,广西某地一楼盘因基础设施未完工,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业主多次向当地住建局反映问题,住建局亦责成开发商及时解决,但开发商短期内因资金问题仍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因问题迟迟未解决,150名业主自发建立微信群,商议维权事宜。 2020年11月10日,有人在群中号召业主次日到住建局上访维权,李某等业主积极响应。次日8时许,李某跟随150名业主到达现场后,李某等人未听从住建局工作人员安排,围在住建局办公大楼门口,拉横幅、喊口号、辱骂住建局局长。随后,李某等人不顾民警的阻拦,损坏住建局大门,强行冲进住建局大厅,在大楼内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住建局的工作秩序。 9时50分,民警增援人员到场后将李某等人控制,住建局大门当天经简单修复可以正常使用。李某到案后以合法维权为由拒不认罪。 办案过程 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李某于2020年11月12日被警方刑事拘留,于同年12月18日经被逮捕。 2021年2月18日,警方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李某家属委托兰显刚律师为其辩护。律师阅卷后认为李某构成犯罪,经过多次沟通,李某自愿认罪认罚。 裁判结果 2021年3月18日,检察院以李某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作相对不起诉。 律师评析 一、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均规定在,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 (一)主体要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即可构成犯罪。 在聚众犯罪中,犯罪主体根据作用的不同,可分为首要分子、其他积极参与者、一般参与者。 根据刑法第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只处罚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一般参与者对犯罪的发生也起到辅助作用,本应当定义为从犯,但法律没有将其列为犯罪,而是通过进行处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司法原则。以下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与者进行法律剖析—— 1、首要分子 首要分子,根据的规定,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俗称组织犯。 犯罪集团,根据的规定,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聚众犯罪是三个人以上共同犯罪。 二者虽然都是多人共同犯罪,但犯罪集团的处罚重于聚众犯罪,区别二者具有必要性,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 犯罪目的:犯罪集团是为了长期共同实施犯罪而聚拢在一起,实施的犯罪内容根据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定,没有具体的犯罪对象。聚众犯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犯罪目的临时组建,不具有长期犯罪的动机。 内部管理:犯罪集团等级森严,有上下级之分,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有规章制度,明确各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利益分配制度,对违反内部管理的,上级对下级有处罚权。聚众犯罪各参与者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对于内部运作机制全凭各成员的自觉遵守,组织者的角色会因个人能力的差异出现频繁更换的现象。 社会危害性:犯罪集团多伴随暴力犯罪,形成地区威慑,长期对该地域的群众进行心理压制,便于进行利益剥夺,获取巨额非法利益,社会危害性大。聚众犯罪,组织性比犯罪集团涣散,难以形成地区威慑,犯罪目的达成即解散,社会危害性比一般个人犯罪大,但小于犯罪集团。 2、其他积极参与者 是指在多人犯罪中行动积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其刑事处罚小于首要分子。 其他积极参与者和首要分子均属于共同犯罪的主犯,其与首要分子的区别在与地位和作用不同。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作用,属于共同犯罪的大脑,统筹犯罪全局。其他积极参与者属于犯意的主动执行者,在共同犯罪中行动积极,工作卖力,对犯罪后果的发生起到关键作用。二者的分工决定其犯罪危害结果的不同,首要分子属于作用较大的主犯,其他积极参与者属于作用较小的主犯。 (二)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 行为人的故意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发泄情绪,制造混乱,企图通过舆论炒作,以实现自己的要求。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被现场民意裹挟或者感染,跟随他人作出过激反应,扰乱社会秩序,因为其未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制造混乱不是其本意,故主观上表现为放任的故意。 (三)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法益是社会秩序。 根据的规定,本罪保护的社会秩序分为五种,即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医疗,保护对象分别对应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销售门店、医院。 (四)客观要件,需要有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两个方面。 情节严重是手段,严重损失是后果。情节严重通常指采取围堵、强行闯入、造谣中伤的方式滋扰犯罪犯罪对象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严重损失,指直接利益损失或者预期利益损失。直接利益损失通常参照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立案标准,的规定,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造成公私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 (2)破坏生产经营3次以上的; (3)纠集3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 (4)其他破坏生产经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如果直接利益损失无法计算,则通过间接利益损失进行衡量,该损失的认定有赖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司法实践中,一般从中断犯罪对象的工作秩序的时间长短、是否侵犯国家机关的权威、是否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来判断。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构成要件 该罪除了客体外,其他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致。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属于特别法,处罚较后者重。前者的首要分子的刑罚为五年至十年,后者为三年至七年,其他积极参与者前者为五年以下,后者为三年以下。 信访与犯罪的界限 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机关、单位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接受群众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对信访行为持欢迎态度。 但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边界,因此《信访工作条例》对信访的程序和实体进行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不能越级上访,多人上访的应当推选不超过5人的代表,走访应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 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性行为: (一)在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机关、单位,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 (三)侮辱、殴打、威胁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毁坏财物; (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 (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六)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 律师评析 二、相对不起诉的条件 根据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可以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主要为主观恶性小、有法定从轻情节、可能在三年以下量刑的犯罪。主观恶性小主要表现为犯罪故意为间接故意,犯罪后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有法定从轻情节,主要表现为自首、立功、防卫过当、紧急避险、犯罪中止、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未成年犯罪。可能在三年以下量刑,是指在叠加前面情节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法律直接规定在三年以下量刑。 律师评析 三、本案事实和证据分析 综合本案的证据,李某的行为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检察机关将李某的罪名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变更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定性准确。 主体上,李某属于其他积极参与者。李某受他人蛊惑参与上访,没有组织策划,不属于首要分子。李某不属于一般参与者,李某在现场带头喊口号,也参与冲击国家机关,对于现场人员起到了鼓励和示范作用,超出了一般参与者的范围,应当定性为其他积极参与者。 主观上,李某具有破坏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直接故意。李某到住建局上访,未遵守上访规定,通过喊口号、冲击国家机关的方式反映诉求,虽然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不是其本意,但其作为成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范围,给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造成影响,主观上具有放任的犯罪故意。 客观上,李某的行为造成严重损失。李某不顾现场工作人员的多次劝阻,冲击国家机关,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秩序 ,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权威,造成重大损失。 客体上,其冲击国家机关,扰乱的是国家工作秩序,符合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构成要件。 办案心得 一、实事求是,依法引导当事人正确认识行为性质 律师阅卷后,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如实地向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解答法律问题,让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有准确地认识。如果确实构成犯罪,不应当迁就犯罪嫌嫌疑人的情绪要求,误导其认知,而是应当引导犯罪嫌疑人接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争取获得从轻处理。 二、注重舆情防控,注防范矛盾二次激化 群体性事件往往涉及利益冲突、社会不公或情感创伤等敏感议题,容易激发愤怒、同情、焦虑等情绪,这些情绪具有高度传染性,形成强烈的集体情绪氛围,吸引外界关注,在互联网时代,群体性事件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平台等渠道能迅速扩散,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网民关注。如果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不仅影响社会和谐,也容易被境外反华势歪曲事实,误导国际舆论,损害中国形象。故在处理群体性案件时,律师应当积极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释法说理,疏导情绪,避免网络炒作,引发社会舆情,对社会稳定造成二次伤害。 三、注重策略与法理并重,争取最佳结果 律师应当作为犯罪嫌疑人和检察官沟通的桥梁,使双方的意思能够准确无误的传递,避免形成战略误判。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当进行必要的辅导,使其在接受检察官的讯问时,能够正确的反映自己的问题。在与检察官沟通时,应当坦诚面对双方的法律分歧,建立良性沟通,寻找利益平衡点。
引言 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构成招摇撞骗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通字〔2021〕21号)规定,冒充虚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易让他人信以为真的,也应认定为规定的“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25年修订的对招摇撞骗违法行为进行修改,新增“盗用、冒用个人、组织的身份、名义或者以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的情形。实践中,有的行为人以虚构的具有所谓“官方背景”的社会团体等组织的名义进行招摇撞骗,该组织应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还是虚构的国家机关,可能存在争议。该行为应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还是招摇撞骗犯罪行为,亦存在不同认识。本文将对此展开深入分析。 一、招摇撞骗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 以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例,该行为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还是达到招摇撞骗罪定罪标准的犯罪行为,二者在行为特征上是一致的,区别主要是行为的情节和危害后果不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通常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二是,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但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上述第一种情形与“但书”的表述一致;第二种情形构成招摇撞骗罪,依据的规定,在免除刑罚的同时可以处以行政处罚。 与前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特征不同的是,新增了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组织名义或者以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行为。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有关权威解读,盗用、冒用组织名义的情形,主要是一些机构和人员,冒用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名义开展相关活动,这里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构出来的。① 值得讨论的是,冒充党政机关中国家机关以外的机构和人民团体中的人员,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党政机关和国家机关不是一个概念,党政机关的范围明显要比国家机关的范围更加宽泛。党政机关通常涵盖的范围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中人大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均为国家机关。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设置招摇撞骗罪所需要保护的法益,按照通说观点,招摇撞骗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②结合中国政治体制实际,从对犯罪侵害法益的实质把握出发,冒充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协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应以招摇撞骗罪论处。③冒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果该事业单位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此种冒充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影响、危害国家机关信誉和破坏管理职能上并无区别;④但如果是冒充电视台、报社的记者等事业单位人员,则应属于规定的“以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至于冒充人民团体的定性,下文将展开分析。 二、冒充社会团体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的行为类型及认定 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十四五”期间,我国打击整治了非法社会组织8000余个,自2024年以来,持续推进常态化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社会组织是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的总称。近年来,社会团体逐渐与行政机关脱钩,但有的社会团体(比如一些协会)事实上承接了原业务主管机关转移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其负责人任命有的还需经原业务主管机关党组织研究同意,属于所规定的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就使得冒充虚构的社会团体可能呈现出与冒充虚构的国家机关相似的某些特征。在社会团体的概念之下,还有人民团体的概念,人民团体是社会团体的一部分。我国的人民团体有的是正部级,如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等,有的是副部级,如中国贸促会、中国记协、中国残联等。在非法社会组织中,伪装冒用“官方背景”,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命名的非法社会组织,从名称上看容易与前述一些人民团体及其内设机构混淆,存在招摇撞骗违法犯罪嫌疑。另外,因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原则上不行使公权力,冒充这类组织不会侵犯国家机关的威信,故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冒充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团体(含人民团体)招摇撞骗的情形。 结合非法社会组织取缔的实际情况来看,冒充社会团体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主要有以下类型:一是非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冒充真实的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二是以虚构的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名义开展活动;三是社会团体被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或被取缔后仍以该组织名义开展活动;四是制造假象,将虚构的非法社会团体包装成国家机关,易让他人信以为真的。前三种类型主要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第四种情形则属于可能构成招摇撞骗罪的犯罪行为。 例如,2019年央视曾报道一起“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院”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案件,这起典型案件呈现出假冒所谓的“官方背景”的非法社会组织的几个特点:一是由非法组织批准设立非法组织,“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院”的上级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教育委员会”同样是没有合法登记的非法社会组织;二是使用“中华”、“中国”等字样;三是虚构该组织为副部级单位,负责人为副部级干部;四是通过邀请退休高干站台,彰显“官方背景”,实则狐假虎威;五是办公地点高大上,比如钓鱼台国宾馆;六是通过出售所谓授权代理、发展加盟、开展培训、销售产品等方式获利,实质上是行骗敛财。当然,这类行为还伴生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犯罪。另外,如果行为人同时还侵犯了他人的财产利益,构成诈骗罪的,构成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择一重罪处理。 三、易让公众误认为冒充的组织为国家机关的判断标准 对于冒用“官方背景”的非法社会团体,行为人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还是招摇撞骗犯罪行为,是存在疑问的。刑法之所以规定招摇撞骗罪,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机关的权威及其对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如果只是单纯冒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不会让他人误信为国家机关的,不构成招摇撞骗罪。冒用“官方背景”的非法社会组织的罪与非罪,界分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容易让公众误认为其为国家机关,侵害国家机关信誉,但是什么样的行为举止易让公众误认为其为国家机关,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有观点指出,只有冒充公职人员后在经验上履行了相应职权,给公民造成了其具有履行公职资格的印象,才能被认定为招摇撞骗犯罪。因而,招摇撞骗犯罪与违反治安管理的招摇撞骗行为就应该以此为基准加以区别。⑤ 笔者曾办理一起招摇撞骗案,系由非法组织批准设立的非法组织,负责人称该机构为副部级单位,称自己为副部级干部,在揭牌仪式上悬挂国徽,在未经依法设立的情况下介绍该机构的主管部门系国务院某直属机构,在没有真实办公场所的情况下对外声称的办公场所实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的某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等,因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结合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的参考案例“陈某科等招摇撞骗案”的裁判理由,认定虚构的组织是否冒充国家机关,需要考虑的因素如下:该组织办公场所选址是否与某真实国家机关为同一地址,场所是否悬挂或者在网站及有关介绍材料中印制、展示国旗、党旗、国徽,是否声称该组织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或具有何种行政级别,是否声称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为国家机关,负责人是否声称自己具有党员干部身份及行政级别,我国是否存在与其名称近似的真实国家机关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认定。如果行为人进而有利用上述不实宣传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即构成招摇撞骗罪。 需要说明的是,在“陈某科等招摇撞骗案”中,陈某科等在对外招聘时说该机构属于事业单位,并非国家机关。这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只要具有冒充的故意即可,至于其声称该机构为何种性质的组织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行为人的主观供述不是判断其冒充对象的标准。人民法院基于客观主义立场,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认定行为人对国家机关威信造成侵犯的,即可成立犯罪。 四、结语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不少冒充各种身份的“招摇”行为,新修订的进一步完善了行为类型,织密了法网。2026年,中央纪委将“学会协会”列为深化整治腐败的新增重点方向之一,“学会协会”在法律上属于社会团体的范畴。“学会协会”这类社会团体之所以腐败问题较为突出,与其和行政权力的密切联系密不可分,这也催生了招摇撞骗违法犯罪行为多发的局面。 冒充社会团体招摇撞骗行为的定性,不能仅停留在组织名称的“形式外壳”上,而应穿透至行为实质侵害的法益。冒充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实体(包括党政机关、特定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并造成国家机关威信受损的,可构成招摇撞骗罪;反之,冒充纯民间性社会团体的,一般属于治安违法范畴。另外,即使存在冒充上述身份的行为进行“招摇”,但事实上并无“履职”行为,如果被害人交付财物等被骗行为与冒充身份行为无关的,也不应构成犯罪。 司法实践中,认定招摇撞骗犯罪成立的标准是非常宽松的,这给刑事辩护带来了较大的挑战。总而言之,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既要防止刑事打击面过大,又要精准识别那些披着“社会团体”外衣、行骗于世的“影子国家机关”,从而实现罚当其罪,有效维护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与社会管理秩序。 注释与引用 ① 雷建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法律出版社,第208页。 ②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八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29页。 ③ 周峰主编:《新编刑法罪名精释》,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581页。 ④ 林亚刚著:《刑法学教义(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4页。 ⑤ 金炜凯:《招摇撞骗犯罪不法内涵的反思与建构》,载《西部法学评论》2022年第6期。
当香烟从货架走进赌博机,看似“娱乐”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刑事风险?近期多起判决揭示,那些摆在便利店角落的“夹烟机”“捕鱼打烟机”,正悄然触碰着开设赌场罪的刑事红线。本文旨在穿透兑奖形式的迷雾,探讨利用赌博机兑换各类有价物品行为的司法定性核心。 一、问题的提出:兑奖形式创新与刑法评价的稳定性 近期,多地法院对摆放“夹烟机”“捕鱼打烟机”的行为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裁判规则。然而,司法实践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从未停歇,当经营者将兑换物从现金替换为其他物品时,刑法评价是否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例如:兑换具有市场流通价值的“香烟”“电子烟弹”“高档白酒”等实物商品;兑换“平台虚拟货币”等网络虚拟财产;兑换“积分”“权益凭证”等“财产性利益”等。这些不断翻新的“奖品”,是否都能被纳入“财物”的范畴,从而使得相关行为落入开设赌场罪的规制范围?这不仅是实务中亟待厘清的问题,更是对刑法解释稳定性与适应性的考验。 二、现象:从“娱乐设备”到“赌博机”的司法认定 在山东嘉祥县的一起案件中,侯某在台球厅摆放了5台“捕鱼打烟机”,玩家扫码上分捕鱼,赢取的积分可以直接兑换机器内置的香烟。侯某自以为该“自动礼品售卖机”的积分只能换烟,不能提现的设置规避了法律风险,然而,法院的判决给了他当头一棒——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三万五千元。 类似场景在全国多地不断上演:安徽全椒县,许某等人摆放11台赌博机,玩家赢积分换“烟模”,再凭模型兑换香烟或现金,赌资累计超百万,主犯获刑五年十个月;广东中山市,高某、欧某在5家超市投放“夹烟机”,玩家夹取烟模可兑换香烟或按分值兑现金,二人均被判处缓刑并处罚金;贵州纳雍县,谢某摆放一台“打鱼打烟机”,玩家积分兑换不同价位香烟,因参赌人数超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共同特征:设备外观看似“游戏机”或“自助售烟机”,但核心功能是通过概率性游戏,让玩家以小额投入博取价值更高的香烟。 三、核心争点与司法立场的分析:何为“财物”? 判断利用赌博机兑换物品是否构成犯罪,其核心法律争点始终在于:所兑换的物品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从而使得该行为具备“以财物为赌注”的赌博实质。 我国司法实践对此采取了“实质判断”与“功能等同”的立场,并未拘泥于物品的物理形态或法定货币属性。 (一)实物商品的“财物”属性认定 对于实体物品,只要其具有客观经济价值,能够通过市场交易流通,司法认定其属于“财物”并无障碍。检索到的案例显示,兑换物已不限于香烟,如在【】案中,被告人设置的赌博机允许积分兑换香烟、白酒、黄金豆等。 司法共识:根据(以下简称《赌博机意见》)第一条的规定:“设置具有退币、退分、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施设备,并以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作为奖品,或者以回购奖品方式给予他人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组织赌博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这里的“贵重款物”并未限定为现金或法定有价证券,而是包含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 (二)虚拟财产的“财物”属性扩张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日益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中明确提出,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在刑事领域,盗窃游戏装备、虚拟货币构成犯罪的判例已不鲜见,其底层逻辑是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逻辑推演:既然非法获取虚拟财产可能构成盗窃罪等财产犯罪,那么将其作为赌博输赢的标的物,同样符合“以财物为赌注”的特征。若赌博机运营者以“虚拟币”为奖品,玩家投入真金白银换取的是具有交易价值的虚拟财产,其赌博本质并未改变。 司法规则:根据(公通字[2010]40号)第三条的规定:“对于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的,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该规定明确将虚拟物品纳入赌博对价范畴,印证了司法对虚拟财产属性的认可。 (三)积分、权益凭证等“财产性利益”的认定 更为复杂的是兑换“积分”或特定“权益凭证”的模式,关键在于判断该积分或凭证是否实质上代表了可兑现的财产性利益。 司法实践倾向:如果积分只能用于兑换该赌博场所内更低价值的服务或物品(即“循环消费”),其财产属性较弱。但若积分可以等额折抵现金或可在第三方广泛合作的商户中作为“代币”消费,则其功能已趋近于预付价值凭证,具备了财产性利益的核心特征。在 【】 案中,法院认定以电话充值卡作为奖品组织赌博活动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可见司法判断关注的是权益的实际可兑现价值。 法理基础:在非赌博机领域,关于“代金券”“消费券”能否成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讨论可为借鉴。主流观点认为,能够不记名、不挂失,并可在一定范围内代替货币流通使用的凭证,具有财产属性。同理,若赌博机输出的积分具备类似功能,将其认定为“财产性利益”并纳入赌博对价范畴,具有法理基础。 四、辩护空间的审视与实务应对 面对此类指控,辩护不应局限于“兑换的不是钱”这一表层理由,而应深入以下层面: (一)对“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实质性否定:重点论证所兑换物品(如特定积分、内部通证)是否真正具备可衡量、可流通的经济价值。若能证明其兑换范围极度有限、价值无法变现,则可能动摇“以财物为赌注”的构成要件。例如仅能在本店兑换低值易耗品的积分,因不具备普遍的交易价值,其财产属性存疑。 (二)是否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根据《赌博机意见》第二条的规定,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的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1)设置赌博机10台以上的; (2)设置赌博机2台以上,容留未成年人赌博的; (3)在中小学校附近设置赌博机2台以上的; (4)违法所得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 (5)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 (6)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的; (7)因设置赌博机被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设置赌博机5台以上的; (8)因赌博、开设赌场犯罪被刑事处罚后,五年内再设置赌博机5台以上的; (9)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同时,若能够证明设备不存在退分、退币等赌博功能,或公安机关的《赌博机认定意见》存在程序或实体瑕疵,也可能为出罪创造空间。 (三)对犯罪数额的精准辩护: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赌资数额”是量刑的生命线。应严格审查公诉机关将全部充值金额认定为赌资的合理性,区分用于赌博的金额与可能存在的正常消费金额,对于确属赠与、奖励的部分应予以扣除。若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赌资具体数额,法院可能不予认定“情节严重”的指控,从而大幅降低量刑。 五、结论与前瞻:穿透形式,把握实质 技术的发展不断为赌博活动披上新的外衣,从实体商品到虚拟财产,再到形形色色的权益凭证。然而,刑法的规制逻辑始终清晰:凡是利用赌博机,以随机性游戏的方式,确定性地转移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其行为本质就是“赌博”,达到一定程度即构成“开设赌场”。 对于相关行业经营者而言,真正的风险不在于选择了何种“奖品”,而在于其商业模式的核心是否构建在“以小搏大”的赌博逻辑之上。任何试图通过兑换物形式的“创新”来规避法律的行为,在司法机关“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查原则面前,都可能徒劳无功。在创新与合规的边界上,敬畏法律实质,远比玩弄概念形式更为安全。
2026 年 5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法释〔2026〕10 号,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5 月 18 日正式施行。这部共二十一条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和执行规则于一体,标志着我国耕地保护司法体系迈入 "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 的新阶段,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规定》的出台,正是司法机关对耕地保护严峻形势的积极回应。据统计,2020-2025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耕地保护领域行政案件 23.98 万余件、民事案件 39.97 万余件、刑事案件 45667 件,检察机关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 9800 余人,督促复垦耕地 25.2 万亩。 《规定》的制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责任主体认定难、行政处罚追责期限不清、民事合同效力认定标准不一、刑事定罪量刑尺度不统一等突出问题,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执法司法实践提供了统一的裁判规则。 一、行政法律责任:精准界定,强化执法效能 行政法律责任方面,《规定》作出了三项新的裁判规则,两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一是明确非法占用耕地的行政法律责任主体;二是行政机关对新建违法建筑的制止权;三是行政处罚的追责期限。三项裁判规则的作出,强化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一)双重责任主体认定: 《规定》第一条创新性地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主体的双重认定标准。一方面,直接实施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当然是责任主体;另一方面,针对行政机关经合理审慎调查仍无法确定行为人的特殊情形,将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的主体也列为责任主体。 这一规定精准回应了实践中"违建易查、主体难定" 的痛点。在非法占地建设后,通过买卖、抵债、赠与、租赁、委托经营、合作经营、入股等方式导致建设行为人与实际使用人分离的情况十分常见,常常造成执法僵局。《规定》确立的“违建必处,拒执必究” 原则,既打击了非法建设行为,又遏制了恶意逃避监管、拒不配合处置的行为,确保违法行为人无利可图、无处遁形。 (二)行政制止权: 该裁判规则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范畴,针对非法占用耕地建设中“边查处、边施工”的顽疾,《规定》第二条明确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限期拆除决定后,对继续施工的行为,可依据以及的有关内容,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予以制止。这一规定强化了行政机关的即时制止权,避免违法建设形成既成事实后增加处置难度和成本。 (三)追责期限: 《规定》第三条作出重大制度创新,明确非法占用耕地行为在耕地恢复至未被占用状态前,视为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继续状态",追责期限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确立了"继续状态" 认定标准。这一规定彻底改变了实践中对追责期限的模糊认识,打破了“违法行为超过两年就无法处罚”的误区,确保违法者不能通过拖延时间逃避法律责任。 二、民事法律责任:厘清合同效力,平衡各方利益 民事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合同的效力及相应法律 后果,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民事法律责任。 (一)合同效力认定: 《规定》第八条坚决否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民事效力,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这一规定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的规定一脉相承,从民事法律层面彻底否定了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合法性,切断了此类违法行为的民事流转链条。 (二)无效合同处理: 《规定》第九条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作出明确指引,要求人民法院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合理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承担。如,对于农民因不知情租赁他人非法占用耕地建设的房屋,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应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合理确定租金返还、装修损失赔偿等问题,既打击了非法占地行为,又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刑事法律责任:细化定罪标准,彰显从严惩治 刑事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方式等,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一)行为方式界定: 《规定》第十一条明确"造成耕地毁坏" 的具体情形,详细列举了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包括:非法占用耕地实施建房及其他设施建设(区分建筑物形成、基础完成、地基施工完毕、基坑开挖完毕等不同阶段);建窑、建坟、挖湖造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排放污染物、堆放废弃物造成耕地严重污染等。这一规定解决了实践中对“改变用途、造成毁坏” 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增强了刑事打击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 (二)数量标准: 《规定》第十二条明确了“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量化标准,区分永久基本农田与一般耕地,对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其他耕地实行差异化保护:非法占用并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其他耕地十亩以上,即构成犯罪。同时规定,数量未达标准但按比例折算合计达标,或二年内曾因非法占用农用地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占用耕地且数量达标准一半以上的,也构成犯罪。这一规定体现了对永久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求。 (三)竞合规则与量刑情节: 《规定》第十三条明确实现精准打击与宽严相济,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十五条规定了从重处罚情形,包括:行政机关责令停止后继续实施、暴力抗拒执法、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对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行为予以严惩。 同时,《规定》第十六条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明确行为人积极修复治理、恢复种植条件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一规定鼓励违法者主动纠正错误,降低耕地恢复成本,实现“惩罚与修复并重”的生态司法理念。 (四)职务犯罪: 《规定》第十七条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耕地职务犯罪作出明确规定,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以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对徇私舞弊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耕地的,以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实行数罪并罚。这一规定从源头上遏制权力寻租导致的耕地流失。 四、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与执行:保障诉权,统一执行标准 (一)起诉期限: 《规定》第四条针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起诉期限作出专门规定,明确当事人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起诉,或先申请行政复议后起诉。对于行政机关在同一决定中一并作出罚款等处理的,区分两种情况:未依法告知十五日起诉期限的,适用行政诉讼法一般起诉期限;已依法告知的,责令限期拆除部分适用十五日特别期限,其他部分适用一般期限。这一规定既尊重了土地管理法的特别规定,又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实现了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二)裁判方式: 《规定》第五条创新性地构建了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分类裁判规则,避免"一刀切" 的拆除模式: 1.对用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违法建筑,判决撤销限期拆除决定并可责令重新作出行为; 2.对应当采取改正措施消除规划影响的,不得判决拆除; 3.对拆除会影响相邻建筑安全或造成重大公益损害的"不能拆除" 建筑,判决确认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4.规划调整后符合新规划的,准许原告撤诉。 这一规定体现了“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在坚决打击非法占地行为的同时,避免过度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三)执行标准: 《规定》第二十条明确以恢复种植条件为核心的执行标准,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涉耕地案件生效法律文书时,应以维持或恢复耕地种植条件作为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执行措施的标准,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评估。这一规定解决了实践中执行标准不明确的问题,确保执行工作不流于形式,真正实现耕地保护的司法目的。 五、行政赔偿责任:严格裁判标准,强化责任落实 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对此,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规定》第七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 六、公益诉讼与检察监督:织密耕地保护"防护网" 《规定》第十条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提起公益诉讼。这一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相衔接,强化了检察机关在耕地保护中的公益代表作用。
引言 2026年3月30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进入“严标准、全链条、重修复”的新阶段。新能源行业作为绿色发展核心载体,其项目开发、污染防治、固废处置等环节的刑事风险边界被进一步明确。律师作为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专业维护者,核心价值在于精准解读新司法解释要求、前置防控合规风险、事后化解刑事危机,以全流程法律服务帮助当事人守住法律底线、减少法律损失。 一、新司法解释核心:污染环境罪刑事规制的三大升级 2026年施行的污染环境罪新司法解释,针对新能源行业高频风险作出针对性修改,通过“扩大规制范围、细化入罪标准、优化从宽规则”,构建起更为严密的刑事保护体系,直接影响新能源企业及从业者的行为边界: (一)规制范围向“全链条”延伸 新司法解释明确将三类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畴,覆盖新能源行业全产业链: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新能源企业(含发电、储能、制氢企业)人员,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总磷、挥发性有机物等国家规定自动监测污染物的,直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环评、监测、温室气体核查等中介机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或两年内二次处罚后再犯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 光伏、风电项目非法占用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储能电池非法倾倒、动力电池危废处置违规等行为,均纳入“严重污染环境”认定情形。 (二)入罪标准向“精细化”量化 新司法解释细化了新能源行业常见违法行为的入罪阈值,让刑事边界更清晰: 危险废物非法处置3吨以上、重金属(铅、汞、镉等)排放超标3倍以上,直接构成污染环境罪; 明确“监测数据造假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择一重罪处罚”,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新增“一年内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数量较大且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入罪标准,强化对环保中介机构的追责力度。 (三)从宽规则向“修复型”倾斜 新司法解释优化了从宽处罚适用条件,为当事人主动补救提供明确路径: 将“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独立从宽情节,即使未达成和解,只要完成污染治理、消除环境隐患,即可依法从宽; 明确“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为轻微违规行为留出合规整改空间。 对新能源企业及从业者而言,新司法解释的核心导向是“违法成本远高于合规成本”,刑事风险防控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必修课,也为律师法律服务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 二、事前合规:以新司法解释为纲,筑牢刑事风险防线 为新能源行业当事人提供合规服务,核心是对照新司法解释要求,将“不能为、必须为、如何为”转化为可操作的经营规范,从源头规避刑事风险。 (一)精准排查新司法解释下的四大刑事风险点 结合新司法解释修改内容与新能源行业特点,需为当事人梳理核心风险清单: 监测数据合规风险: 重点排查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数据校准流程、异常数据上报机制,避免因“篡改数据、干扰设施”触碰入罪红线; 危废处置合规风险: 针对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危废,核查处置单位资质、转移联单完整性、台账登记规范性,确保符合“3吨入罪”标准要求; 中介服务合规风险: 审查环评报告、监测数据、碳核查文件的真实性,避免因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牵连自身; 生态保护合规风险: 项目施工前核实用地性质,避开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规范林地占用、植被恢复等流程。 (二)定制贴合新司法解释的合规管理体系 协助当事人将新司法解释要求嵌入经营全流程: 建立“监测数据溯源制度”: 明确数据采集、记录、上报的全流程责任,定期开展设备校准与数据核验,留存完整运维档案,应对“数据造假”追责; 搭建“危废全流程管理台账”: 从产生、储存、转移到处置,每环节均留存书面记录,确保联单齐全、资质合规,避免因“数量不清、去向不明”引发风险; 完善“中介服务审查机制”: 对合作的环评、监测、核查机构进行资质核验与业绩审查,签订合规承诺书,明确虚假文件追责条款; 开展“新司法解释专项培训”: 通过案例解读向管理层及一线员工讲清新司法解释入罪标准,重点培训监测数据报送、危废分类处置、应急事故处理等关键环节的合规要求。 (三)动态开展新司法解释适配性合规体检 定期对照新司法解释实施情况,为当事人开展专项合规体检: 重点核查监测设备是否覆盖新司法解释新增的总磷、总氮、挥发性有机物等指标,数据上传是否符合实时性要求; 排查危废处置是否存在“小批量、多次性”非法转移行为,避免累计数量达标触发入罪标准; 审查生态修复方案是否符合新司法解释“有效治理、消除隐患”的要求,确保修复效果可评估、可验证。 三、事后补救:以新司法解释为据,最大化维护当事人权益 若当事人因疏忽或客观因素触碰刑事边界,律师的核心职责是依据新司法解释从宽规则,通过专业履职帮助当事人减轻法律后果。 (一)新司法解释框架下的快速应对策略 接到委托后,律师需围绕新司法解释要求开展三项核心工作: 01、核实案件关键事实:对照新司法解释入罪标准,厘清涉案污染物数量、超标倍数、监测数据真实性、生态损害程度等核心要素,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情节轻重; 02、审查证据合法性:重点核查监测数据采集程序、污染物鉴定资质、中介文件真实性,对存在程序瑕疵的证据依法申请排除; 03、制定补救行动方案:根据新司法解释“修复从宽”原则,第一时间制定生态修复计划,同步启动整改措施,为从宽处理奠定基础。 (二)聚焦“生态修复”的从宽情节争取 依据新司法解释“修复独立从宽”原则,推动当事人开展补救: 协助制定科学修复方案:结合污染类型(土壤、水体、大气)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如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淋洗修复、水体污染的生态净化等,确保修复效果符合环保标准; 固定修复履职证据:收集修复方案、费用支付凭证、环保部门验收意见、第三方效果评估报告等材料,形成完整的修复履职链条; 强化沟通协商效果:协调当事人与生态环境部门、受损方沟通,说明修复进展与成效,争取出具书面谅解意见或整改认可文件。 (三)新司法解释导向下的精准辩护路径 紧扣新司法解释条款,构建多层次辩护体系: 证据辩护:对监测数据存在的校准缺失、采样违规、记录不完整等问题,依据新司法解释要求申请重新鉴定或排除非法证据; 定性辩护: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违规”,对因设备故障、管理疏漏、中介误导等非主观故意造成的违规,结合新司法解释“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条款提出辩护意见; 情节辩护:全面呈现当事人“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全额支付修复费用、完成生态治理、初犯偶犯、自首认罪”等从宽情节,依据新司法解释争取不起诉、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四、新司法解释落地后的核心服务价值 (一)做新司法解释“解读员”,明晰行为边界 向当事人传递新司法解释核心精神: 开展“新司法解释一对一解读”,结合企业业务场景分析具体风险,避免因认知偏差引发违法; 编制《新司法解释合规指引手册》,将入罪标准、从宽情节、合规要求转化为通俗表述与操作清单; 跟踪新司法解释实施动态,及时告知地方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标准变化,确保合规方案与时俱进。 (二)做合规“构建者”,前置防控风险 提供全流程合规咨询,覆盖项目立项、建设、运营、退役各阶段,确保每个环节均符合新司法解释要求; 协助企业搭建合规管理体系,明确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的合规责任,将新司法解释要求嵌入绩效考核; 定期开展合规演练,模拟监测数据异常、危废泄漏、环保检查等场景,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三)做权益守护者,化解法律危机 行政争议处理:代理当事人应对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依据新司法解释审查处罚依据合法性,通过听证、行政复议等方式维护权益; 刑事辩护服务:从侦查阶段介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取保候审,依据新司法解释制定辩护策略,争取最优结果; 生态修复协助:全程参与生态修复方案制定、实施、验收,确保符合新司法解释从宽要求,最大化减轻法律后果。 五、结语 污染环境罪新司法解释为新能源行业划定了清晰的刑事法律边界,为合规经营提供明确指引。律师作为权益保障的“践行者”,也是合规方案的“构建者”,始终以当事人需求为核心,持续深耕新司法解释适用领域,通过提供新司法解释解读、合规防控、危机化解全链条服务,为当事人保驾护航,推动行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通过日常经验与逻辑推理,从反面的角度论证了虚拟货币的永续合约交易并非赌博,本文将从正面角度论证永续合约的本质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是由远期合约一步步发展而来的金融衍生品。 一、永续合约中“合约”的含义 “永续合约”由“永续”与“合约”两个词构成。我们先讲清楚什么是“合约”,再讲合约如何实现“永续”。 (一)远期合约的形成 “合约”指远期合约。什么是远期合约?简而言之,就是买卖双方在当下达成交易,约定未来交货付款的一种合同。比如买卖双方约定,卖家出售一千吨粮食,买家以五十元一吨的价格收购,但交易时间不在现在,而在一年之后。 为什么会产生远期合约这种交易方式?因为人天生是厌恶不确定性的。以粮食生产为例,粮食的产量与价格受到气候影响很大,很有可能第一年歉收,粮食价格暴涨,第二年丰收,粮食价格就大跌。一部分农民和商人都厌恶这种暴涨暴跌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于是一拍即合,决定达成远期合约:无论一年之后粮食的价格是涨到80元,还是跌到30元,我们都以50元的价格成交。这样,厌恶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双方都能得偿所愿,价格被确定,风险被锁定,远期合约就这样形成了。 虽然这是远期合约成立的最初原因,但不代表达成远期合约的所有主体,在签订合约时都秉持着厌恶不确定性的想法。一部分精明的商人可能会想,我从很多渠道得到了消息,明年粮食价格会大涨,甚至涨到100元。只要现在我和农民签订远期合约,明年粮食再怎么涨我也能以低价的50元收购他的粮食,在市场上转手以100元的价格抛售,岂不是能大赚一笔? 而一部分精明的农民可能会想,商人你才是不懂行情,我们农民改进了种植技术,明年粮食一定会大丰收,粮价跌到20元都有可能,我现在和你签订的协议可是50元,等于我明年每吨白赚30元。如果签单的粮食交货量足够大,农民甚至可以自己化身粮商,从其他农民那里以20元的价格收购粮食,反手以50元价格卖给签订远期合约的商人,农民岂不是也可以空手套白狼?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远期合约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买卖双方对未来价格走势的相反预测。双方都基于自己获得的信息作出预测,且都认为对方的预测是错的,自己的预测才是正确的。双方可能都认为对方很蠢,就这样完成了合约的签订。正是由于预测的方向不同,永续合约的基础——远期合约才能够存在。 (二)远期合约的转让 远期合约还存在一个特点:合约到期前,可以无限制转让,最后持有合约的双方完成交易即可。 它的意思是,当农民A和商人A签订了粮食收购合约,约定一年后交割。在此之前,收购粮食的商人都可以随意转让合约,买方主体可以随意变更。比如商人A签订合约的价格是50元,半年后粮食市价已经达到了70元,商人A觉得粮价此时已经到达了峰值,马上就要跌到40元了,所以他把自己的合约以70元的价格卖给了商人B,商人B也可以继续卖给商人C、D、E等等。直到交割日来临,“击鼓传花”的游戏终止,由最终持有合约的商人支付全部价款。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商人A之所以在粮价70元的时候把未来的合约卖出,是因为他认为未来粮价可能会跌到40元。那商人B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会傻到接盘?答案很简单:商人B之所以从商人A手中接盘,是因为他和A的预测相反,B预测粮价在后半年可能会涨到80元,这样自己无论是继续卖出给C,还是到交割日收购粮食后再卖出,自己都是有利可图的。 可以看到,在合约的转让过程中,产生了第二轮的预测冲突。合约主体转让时的买卖双方,可能并不真的想要货物,他们只是基于自己对未来价格的不同预测进行投机。同合约签订时产生的第一轮预测冲突一样,第二轮的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对价格的预测是对的,对方是错误的。双方可能在都认为对方很蠢的情况下,完成了合约的转让。这是赌博吗?显然不是。 永续合约交易的本质,就是不断重复合约转让这一过程。只不过交割日逐渐从一年后,两年后,变成了二十年后,直至变成永久,也就是没有交割日。 二、期货与杠杆是如何产生的 随着远期合约的发展,人们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毁约怎么办? 举个例子,远期合约可以不断转让,假如最终接盘的是商人甲,合约约定的交货价格还是50元,但是粮食现价已经到了10元。商人甲如果按照合约收购粮食会亏损一大笔钱。到了交割日,他完全有可能选择直接跑路,拒绝履行合约。同样的道理,假如粮食在交割日的现价已经达到了80元,那持有合约的农民可能干脆选择拒绝向合约方提供粮食,直接将自己的粮食在现货市场上出售。远期合约虽然消除了价格波动风险,但是却带来了信任危机,这叫做交易对手风险。 为了避免交易对手风险,保证金制度和期货交易所随之诞生。期货交易所要求持有合约的双方各自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高的可能达到50%,低的可能只有10%,甚至1%,期货交易所随时监督双方的保证金账户状况,以保证最后持有合约的双方能按照约定完成交割。同时,在期货交易所内,远期合约被标准化、模板化——合约的标的种类、数量、交割时间点等关键信息都被固定。以石油期货为例,本来石油的交易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合同拟定会很复杂,但例如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提供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纽约商业交易所提供的纽约原油期货都可以提供标准化的合约,无论是石油的购买者还是投机客都可以很方便地购买或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期货合约能够更方便的转让交易。这种中心化的场内交易和标准的远期合约的结合,就诞生了期货。 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度,正是本案永续合约杠杆的由来。前面说到,为了保证不毁约,双方均需要事先提供保证金。之所以叫“保证金”而不是“本金”,就是因为他只起到保证交易的作用。假如要求事先支付的保证金是50%,等于双方只支付了一半的钱,就约定了未来的全额交易,这就是两倍杠杆;假如保证金比率是10%,意味着双方只支付了总额十分之一的钱就撬动了交易,这就是十倍杠杆;假如保证金比率只有1%,那就是100倍杠杆。 这也就再次回答了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笔录为什么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真实的永续合约完全不需要杠杆倍率能互相匹配,只要总标的能匹配就可以。为什么总标的一致就可以转让?因为合约是标准化的,操作永续合约的人并不是在创立新合约,而是接手旧合约。所以无论是在涉案公司还是在虚拟货币交易的大平台币安,平台根本不需要去寻找倍率相同方向相反的玩家。 正是由于保证金制度起到的杠杆作用,使得期货交易成为最容易“以小博大”的金融交易制度之一。对投机商而言,只需要用很小的保证金,就可以撬动数额巨大的交易,盈利和亏损都会翻倍上升,这相比于必须投入全额资金的股票现货交易,确实太方便了。以石油期货为例,最近中东局势混乱,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一定会有大量投机商涌入期货市场试图“以小博大”。但有“以小博大”的特征,并不代表它属于赌博,否则连期货交易都变成赌博了。 三、从股指期货的创立到永续合约的本质 之前讲述的期货交易一般都是实物形态的大宗商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期货交易的对象只能是实物,不能是比特币这类非实物。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期货经过发展演变,出现了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也就是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的交易对象是股票价格的综合指数,它由一篮子股票组成。由于对股票市场综合指数未来涨跌的预测不同,看涨和看跌的双方通过购买期货达成了协议,在股指期货的交割日来临时,最后持有合约的卖方(可以理解为之前例子中的农民)不需要拿出现货的标的股票支付,买方(可以理解为之前例子中的商人)也无需交付合约总价值的资金。换言之,对价格走势判断正确(指成交价格相对于开仓价格)的一方是盈利方,判断错误的一方是亏损方。只要计算双方的盈亏金额,直接进行现金结算即可。这就是现金交割。具体方式,就是从亏损方的保证金账户中划出资金,转入盈利方的保证金账户中,从而结束期货合约。 可以看到,股指期货的交割方式,和本案中侦查人员做的虚假笔录极为类似,侦查人员试图让裁判者相信,永续合约就是这样一种和股指期货的交割环节类似的,猜涨跌的过程。很可惜的是,虽然永续合约的绝大多数操作和股指期货并无区别,但永续合约根本没有交割的环节,也就根本不存在“输家给赢家钱”这一结算过程。 之所以永续合约有定语“永续”,就是因为它把最终的交割日无限地推迟。永续合约所有交易的过程只是永远重复比特币合约转让这一过程。再以之前粮食期货合约的举例,就是本应当一年后交割的粮食被无限期的推迟,而从合约订立到合约交割这中间的自由交易、转让合约主体的环节被无限拉长。股指期货也一样,在最终的交割日来临前股指期货合约也可以无限转让。所以,永续合约的本质就是股指期货的变种,它将股指期货的对象从股票综合指数变成了虚拟货币的综合价格指数,把期货中繁琐的交割环节无限推迟,同时把期货合约的自由转让环节无限拉长。 了解了永续合约,可以讲清楚合约交易的本质是什么:用户如果下多单,也就是看涨单,他实际上是买入了一个旧合约。用户如果在永续合约中下空单,也就是看跌单,他实际上是借到了一个旧合约,然后试图通过合约价格下跌套利。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因为永续合约没有结算环节,所以交易永远发生只会发生在合约转让这类型的交易中,根本不存在交割,也就根本不存在类似于股指期货一样的“结算时由判断错误的一方支付现金给判断正确的一方”的情况。 那永续合约的涨跌盈亏又是怎么来的呢?对于看涨的用户,比如他以50元的价格开仓买入期货合约,之后以60元的价格平仓,卖给其他看涨的人,那这笔交易就赚了。这种盈利方式,可以被抽象为他因为预测对了合约会涨,所以盈利。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赚的是交易的差价,不是别人预测错而输给他的钱。 对于看跌的一方,他以50元的价格开仓看跌,这里的开仓并不是他花钱买入合约,而是他先从别人那里(一般是券商或者机构)借来期货合约并卖出,等到价格跌到40元的时候再平仓,这里的平仓指重新买入合约还回去,通过高卖低买的方式赚钱。这种盈利方式,似乎也可以被抽象为他因为预测对了合约会跌,所以盈利。但他赚的同样是交易的差价,根本不是别人预测错而输给他的钱。 简而言之,当我们10元买入,12元卖出,中文的准确描述是“赚了”或者“盈利”了,不会说“赢了”;10元买入,8元卖出,我们会说“亏了”或者“赔了”,不会说“输了”。 讲到这里,永续合约的交易本质已经非常清晰:所有的盈利和亏损都来源于交易,盈亏幅度和虚拟货币综合价格的涨跌挂钩,完全符合交易规律。正是因为没有交割环节,永续合约事实上把最像赌博的,“输家给赢家钱”的股指期货现金交割环节给去掉了。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原则,连股指期货都不是赌博,去掉了股指期货中最像赌博环节这一机制的永续合约,更不可能是赌博了。 四、永续合约的价值与意义 赌博不能为宏观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参与者家破人亡。但永续合约和股指期货一样,在微观层面丰富了投资者的金融工具,在宏观层面对稳定市场也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它和赌博的另一大本质区别。 (一)永续合约和股指期货一样,对稳定市场有重要价值 永续合约是2018年左右被创造出来。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质疑,这很正常。因为永续合约的前身——股指期货也一样,它从诞生之初就备受质疑。连人们质疑股指期货的理由都和永续合约一样,都说它是赌博。 现在公认的第一个股指期货的诞生时间是1982年2月,地点是在美国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但股指期货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人提出。当时期货的主要作为农产品价格波动提供风险管理和对冲工具被使用。原因前面已经提到:期货的价格锚定使得它可以控制风险,期货非常方便通过做空获利,所以能够成为对冲工具。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相比于实物商品的价格波动,股票价格的波动更为剧烈,更为频繁,为什么不能发明基于外汇、债券和股票的金融期货,用来管理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呢? 1977年10月,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式提交了报告,提出开发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期货产品,来规避股票投资中的系统风险。在当时历史最悠久、市场认可度最高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标的指数的首选。但这一设想遭到了普遍质疑,被许多人看作是以股票指数进行“赌博”的行为。道琼斯公司管理层直言:“一群期货商竟然想以我们的指数来赌博”,断然拒绝了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上市道琼斯指数期货的要求。但历史的进步潮流不可阻挡,1982年2月,第一个以价值线综合指数股指期货正式开始交易,1984年,现如今著名的标普500指数期货开始交易。1997年,最开始持拒绝态度的道琼斯指数期货上市。 为什么人们对股指期货的态度从拒绝转变为认同?除了它确实不是赌博,还因为它的做空机制对稳定金融市场、化解金融危机有重要的积极作用。2001年的9·11事件,当股市重新开盘后,股市由于恐慌因素而难以成交,但同时标普500指数期货交易量与持仓量均大幅度增加,说明在极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管理工具需求强烈。2008年“次贷危机”的标志性事件——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消息传出后的9月15日,迷你标普500指数期货,承载了大约3600亿元的抛盘,对于分流股市抛压、缓解美国股市崩盘式下跌作用十分明显。在2008年全年的金融危机中,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尤为出色,不但自身运行平稳,还保持充沛流动性,充分发挥避险功能,承接大量股市抛压,成为风暴中难得的避风港。每当市场出现极端系统性风险时,股指期货市场都成为了股票市场的风险泄洪渠和投资者首要的避险逃生通道。 股指期货的这些功能,被永续合约继承了下来。众所周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价格波动相比于股市更为剧烈,对大量需要避险对冲的比特币投资者而言,永续合约这样一种针对虚拟货币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如果长期不出现,反而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永续合约这一金融衍生品在2018年被创造出来,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比特币交易,交易者在持有现货的比特币的同时,持有反方向的永续合约,就可以对冲风险。而当比特币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时,正是由于永续合约的托底与对冲作用,现货价格才不至于恐慌性地一泻千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我国对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持禁止态度,但不代表永续合约对比特币本身的交易没有重要的正面作用。正是永续合约将到期日无限延长这一点,使得交易者无需关心繁琐的交割日,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由选择持有时间。这一优势使得它在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中脱颖而出,广受交易者喜爱。 (二)永续合约的价格发现功能 和其他期货一样,永续合约也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永续合约的价格通常与现货市场价格紧密联系,但不完全一致,这点也和其他期货一样。永续合约使用独有的资金费率机制进行调整。平台每天调整三次,每次间隔8小时。如果永续合约价格高于现货价格,资金费率为正,多头需要支付费用给空头;如果永续合约价格低于现货价格,资金费率为负,空头需要支付费用给多头。这也是为了保证买卖盘之间的总体平衡。对于交易者而言,他们需要额外关注资金费率的波动,以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永续合约对现货价格产生影响的功能,以及其独有的资金费率机制,是任何赌博都不可能出现的机制,本质上是“反赌博”的。 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与不接纳,在任何社会都可能会出现。我国的股指期货交易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的海南,运行了半年时间才被暂停。当时暂停的理由是“券商未经批准不得开办指数期货交易业务”,这个理由不是说它在赌博,更不是开设赌场。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销售食品需要获得关于食品卫生的行政审批,但没有获得相关行政审批,不代表销售的就不是食品。
2024年2月,笔者接受当事人A本人的委托,担任其开设赌场罪一审阶段的辩护人。本案被告20余人,前后7次开庭,一审于2025年7月判决当事人A免予刑事处罚。2026年2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将一审所有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改判缓刑。 本案辩护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第一,A是同级别的被告人中唯一不认罪的。其余同级别的被告人认罪认罚,检察院给的量刑建议是缓刑。但由于A的坚持与辩护人的辩护,一审法院在宣布对A免予刑事处罚时,不得不同时宣布和A同级别的另外两名被告也免予刑事处罚。显然,法院这样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罕见,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本案在庭前会议阶段成功排非,A的庭前有罪供述被全部排除。 辩护人在本案中的辩护工作不仅得到了A的认可,还获得了其他同案被告的肯定。甚至有同案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在看守所传话给家属,让家属联系笔者,给他本人的二审辩护方向提出建议。鉴于本案属于虚拟货币相关的新型案件,可供分析的辩护点较多,将分为上中下三篇文章进行分析。前两篇文章主要讨论案件的实体法律认定,最后一篇文章将介绍本案跌宕起伏的程序辩护过程。 在实体认定部分,辩护人将论述的重点从A的个人行为移开,而是详细讲述A所在的公司运营虚拟货币合约交易的本质。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部分金融知识。但不要慌张,内容并不晦涩难懂。辩护人也是通过办理这起案件,学习理解了相关知识,并讲给了同样没有金融背景知识的一审法官。从庭审表现与一二审的判决结果反推,法官确实理解了相关知识。 一、一起“完美”的“远洋捕捞”案件 本案堪称一起“完美”的“远洋捕捞”案件。刑事领域的“远洋捕捞”,特指公安机关趋利性执法,异地查封外省公司财产的案件。在“远洋捕捞”这个词被广泛熟知之后,在2024年至2025年,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对跨省“远洋捕捞”行为进行了限制,但本案发生于文件出台前的2022年9月。根据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之后的了解,本案是东北某地公安前往上海市,没有阻碍地将A所在的互联网公司员工以诈骗罪全部拘留或指居,并在之后更改侦查罪名为开设赌场罪。 该互联网公司从事虚拟货币的交易服务,资产主要表现形式为泰达币(简写为USDT,一种币值锚定美元的稳定虚拟货币,可简单理解1USDT=1美元),由公司老板杨某掌握。东北公安通过“安排”本地报案人,将上海的公司与东北建立联系,获得管辖权。在抓获杨某后,杨某笔录记载其在拘留期间,“自愿”找到一个兑换商,将公司账户内490万USDT全部兑换为3025万人民币,并“自愿”将3025万人民币上交到财政扣押款专户。这一切完成之后,杨某及公司所有人全部被取保候审。 之后,杨某不知通过何种方式,绕过了“边控”,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往了国外,剩下自己公司的员工继续留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这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公安自始至终没有扣押一分钱现金,所有的财产是杨某自愿兑换,自愿上交,省去了“远洋捕捞”类案件可能出现的不少法律麻烦;杨某上交的是其掌握的公司财产,不涉及其他被告人,其他被告没有追索权;杨某逃往国外,大概率不会回国索要财产,司法机关没有后顾之忧;同案其他被告因为杨某的行为,被全部取保……很难说这一结果不是“多赢”,只不过我们要多问一句,这种“完美”的“远洋捕捞”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二、两份起诉书与“永续合约” 本案先后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起诉书。第一份起诉书很简略,然而经过几次开庭,公诉人根据庭前会议及庭审的变化,重新调整了起诉书。两份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2020年6月至2022年9月期间,由杨某(取保候审期间在逃)出资搭建网站,利用境外虚拟货币价格趋势招揽会员赌博虚拟币价格涨跌结果,网站以手续费的名义从中收取抽头渔利。同时网站还向会员提供‘杠杆’以增大赔率的方式刺激会员以小博大。被告人在网站中分工协作,为赌博网站提供技术支持、交易监控、发展会员、投放广告、设计宣传等服务,为该平台持续运行吸引用户提供保障。” “网站研发后,用户登录网址或者通过下载安装APP,注册账号后,使用虚拟货币USDT充值到其账号的虚拟钱包内,可选择USDT、BTC、EHT等不同币种的虚拟货币合约,下单交易金额,点击‘买入开多(看涨)’或‘卖出开空(看跌)’,并可添加1-150倍的杠杆,确认开仓后不可更改交易内容,永续合约无到期时间,会员可以在任何时段进行平仓操作,通过不确定的行情数据的涨跌进行获利,赔率即涨跌幅度。网站技术人员将在其他交易所获取的行情数据整理后呈现在网站上供平台用户在建仓前、后通过行情走势来选择开多、开空及平仓等具体操作。当行情波动到达用户预先设置的止盈止损值时,系统会自动为用户进行平仓;如果达到预警值,系统会提示用户是否加仓操作,如果操作不及时,行情继续波动至预估强平价,系统将会对这个仓位进行强制平仓,即造成爆仓,用户的所有投注金额均亏损。平台通过用户提现、买入、卖出过程中收取手续费盈利。期间,平台通过对冲手段,即通过技术分析判断平台用户买涨买跌不平衡后到其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下单投注,从而减少平台可能面临的风险,保障平台持续运营。” 可以看到,第二份起诉书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永续合约”。永续合约具体怎么操作,在公安安排的本地报案人的笔录中是这样描绘的: “我在百度搜到一个APP,这个APP是可以进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于是我就下载了这个APP。我先是花了7000元人民币购买了1045.2个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名称为:USDT,俗称泰达币),并全部充值到了这个APP内,我准备先拿这1000U玩永续合约,如果挣钱了我再往里多投一些,于是我就开始在APP内进行操作了,最开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使用了45.2个USDT购买了一种BTC/USDT的永续合约”。 “比如说,我刚才看好BTC/USDT,也就是现在看好比特币(BTC)兑换泰达币(USDT)的行情,假设现在一个比特币市值2万USDT,我可以在此时买入开多,就是看涨也可以买入开空,就是看跌,有点像老百姓说的买大小,并且在这个时候可以加0-80倍的杠杆,假设我的本金是2000USDT,这时候我可以加10倍杠杆,如果比特币的行情由2万USDT涨到了2.1万USDT,就相当于涨了5个点,我的本金因为10倍杠杆的就由2000-USDT涨到了3000USDT,反之,比特币的行情由2万USDT跌到1.9万USDT,就跌了5个点我的本金就会减少1000USDT,如果比特币兑换USDT行情跌10个点的话,由于10倍杠杆,我的2000USDT的本金就会被强制平仓。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也会根据固定的比例抽取相应的手续费。” 而同案被告人在庭前所做笔录也有类似的描述:“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这时我们平台会到别的交易所同样做永续合约,在别的交易所买入1千USDT,同样看涨并加持相应倍数的杠杆,会比80倍小,具体多少还需要一些数据分析,这样就是把风险转移了”。 结合两份起诉书与笔录对交易过程的描述,只看这些内容,这个开设赌场案件仿佛呈现出这样的图景:有一个赌比特币涨的玩家,他到涉案平台,也就是所谓的赌场下注,平台就需要找到另一个赌比特币跌的玩家。之后,平台将两个玩家引到一个赌桌上,双方结对,绑定在了一起。之后赌局开始,比特币价格发生变动,根据价格变动的多少,由输的一方给赢的一方钱,最后涉案平台作为赌场抽取渔利。初看起诉书和笔录,辩护人对本案的印象就是如此——这不就是最典型的开设赌场吗?查阅了相关案例,辩护人更加绝望:在本案之前,已经有若干虚拟货币永续合约的案件被判了开设赌场罪,难道本案和之前的案例存在不同?本案的整体定性辩护是不是没有空间了? 三、两个无法解释的矛盾 在阅卷初期,辩护人一度做了准备放弃案件整体定性辩护的打算。但接触一个新事物就要努力将它弄清楚,这个办案习惯给案件带来了意外的转机。辩护人在复盘整个赌博过程时,始终有两个细节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这毕竟不是面对面的赌博,而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的赌博。按照前面的赌博模型,输家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被平仓了,为什么不能选择提前结算离场呢?如果输家选择想少输一点,他是不是要解除和赌桌上另外一方的绑定才能提前离场?如何提前解除赌博离场呢,他是不是要跟同一个赌桌上的赢家商量,说“这场我输的差不多了,请你同意我离场,咱们提前结算吧?”如果系统允许这样的线上交流,赢家要是觉得还没赚够,不允许输家离场,那该怎么办呢? 第二,所谓的赌博系统,究竟该如何进行不同真实赌客的精准匹配呢?根据在案笔录描述,“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这个描述看上去很符合公安机关认为的永续合约:平台似乎会为所有在永续合约“下注”的人,找到另一个和“下注”方下注金额一样,杠杆倍率一样,且下注方向相反的人,只有这样赌局才能够成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输家输多少,赢家就赢多少。 但问题是,卷宗内永续合约操作界面的截图显示,杠杆倍率这一栏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更别提“投注金额”和“投注方向”了。这一下子就产生了三个变量。既然“投注金额”、“倍率”以及“投注方向”三个变量用户都可以自由选择,变化必然很多。按照笔录里的说法,双方的投注金额、倍率必须完全匹配,且投注方向相反,“赌局”才能成立。想想也知道这样能匹配上的概率一定非常低,能不能成交完全碰运气。既然这样,赌博平台怎么保证流动性呢?但起诉书已经表示,涉案公司的涉赌资金高达3000万人民币,这显然不是流动性差的平台能够做到的。 “这个线上赌博系统究竟怎么进行匹配,怎么进行结算?”只看笔录,这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回答。需要注意,以上两个无法解释的疑问都是基于逻辑的推导产生的。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没有涉及到“永续合约究竟是什么”这一话题。 四、指导性案例146号带来的启发 办理这类新型的开设赌场类案件,任何裁判者与辩护人都无法忽视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146号陈庆豪、陈淑娟、赵延海开设赌场案()。 该案认定利用外汇走势开设赌场的描述如下:下载安装市场行情接收软件和龙汇网站自制插件,选择某一外汇交易品种,并选择1M(分钟)到60M不等的到期时间,下单交易金额,并点击“买涨”或“买跌”按钮完成交易。买定离手之后,不可更改交易内容,不能止损止盈,若买对涨跌方向即可盈利交易金额的76%-78%,若买错涨跌方向则本金全亏,盈亏情况不与外汇实际涨跌幅度挂钩。 可以看到,指导性案例显示的不是玩家和玩家对赌,而是玩家和庄家(网站)对赌。而且他们设定了固定的到期时间(1分钟到60分钟),中途不能止盈止损。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玩家和庄家对赌,赌局已经开始但还不存在确切的结算时间,甚至参赌人员可以自由延长或者缩短结算时间,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第10分钟参赌人员还是输,第15分钟就赢的情况。这绝对是任何一个庄家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结算时间一定固定。如果是玩家之间对赌,输的一方完全可以耍赖皮去延长结算时间,期待结果发生逆转。这一定会带来赌博结算的困难与秩序的混乱,任何赌场都不会允许。 五、赌博结算的本质——买定离手 回过头看两份起诉书,起诉书居然认定涉案公司允许玩家之间对赌,并且允许玩家自行设置止盈止损点。这就违背了赌博结算的最典型的特点——“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这个词发源于赌场,是赌博的显著标志。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存在一个确切的终止时间点,在终止时间点之前可以改变投注,之后不能改变。第二,在买定离手之后,将会有另外一个确切且固定的时间点显示赌局结果,并进行结算,由赌输的一方支付给赌赢的一方。可以说,任何的赌博都必须存在买定离手,没有买定离手,赌博将根本无法进行,赌场的秩序也将无法维持。而永续合约根本不具备“买定离手”的特征。 如果存在一个赌场利用永续合约赌博,并套用“买定离手”的设定,它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分时间段下注的特性。分时间段就意味着赌局有固定存在的结算时间点。举个例子,参赌人员需要预测某一个确定时间段之后比特币的价格走势,时间段可能是1分钟或者1小时。参赌人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参赌,但一旦确定了涨跌方向和结算的时间点,就不能再改变。这才叫做“买定离手”。 为什么指导性案例146号的赌博平台选择平台坐庄,和玩家之间赌博,而不是玩家之间互相对赌呢?理由也很简单:假如玩家之间对赌,一个玩家随意选择了某一个确定的结算的时间点,赌博系统就需要去寻找方向相反,结算时间段长度精准匹配,且下注金额都完全一样的另一个玩家,这样赌局才能进行。但三个变量都随机变化,想匹配上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为保证赌博正常进行,干脆由系统出任庄家,完成与下注人员的匹配。这就是为什么在指导案例中涉案平台的系统设定不是玩家间对赌,而是系统和玩家对赌。 通过前面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自然而然的结论:第一,任何一个赌博系统想要成立,必然会存在“买定离手”。第二,如果在“买定离手”前玩家被允许对多个变量进行个性化的调整,为了维持赌博,系统将不允许玩家之间对赌,而会选择由自己出任庄家,与玩家对赌。 六、永续合约究竟存不存在明确的结算点? 哪怕不看案卷材料,只看起诉书的描述,我们就能发现永续合约根本不存在任何确定性的结算时间节点。“永续合约”的定语“永续”的意思就是可以永远持续,只要不被强制平仓,就可以长期持有。同时,按照起诉书的描述,玩家还被允许在中途随意下止损止盈单或者市价单,在任意时间点出售自己的合约。换言之,玩家可以自由决定所谓的“赌局结算”。这就彻底违背了“买定离手”的最根本的要求。此外,庭审时公诉人也强调并确认了,本案的永续合约是在不同玩家之间进行的,平台完全不参与和玩家的对赌,这种机制也完全无法维持赌博的长久运行。 前文所述的“买定离手”,归根到底就是要求任何赌局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结果,没有结果就完全无法计算输赢。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本案的“永续”二字意味着永续合约甚至可以允许永远不出现“赌博的结算”。这就完全违背了赌博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大量的玩家都是长期持仓,甚至有玩家几百天不平仓,不进行所谓“赌博的结算”。 可能有人会这样分析永续合约:这个系统允许加杠杆,加杠杆就意味着输家有被强制平仓的风险。一旦输家被强制平仓,那岂不是就一定会出现结果?这不就是赌局的结算? 这个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强制平仓触发的机制是这样的:假如交易者加了两倍的杠杆,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钱他并没有出,他只用了一半的钱就撬动了完整的交易,好像只花了5元钱就买了10元钱的商品一样。此时如果比特币的价格变动超过了50%,且变化方向和玩家下注方向相反,这就等于玩家不仅把自己的保证金赔光,还把不属于自己的那一半钱也赔进去了。系统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持续,所以就给玩家两个选择,要么追加资金,维持交易;要么被强制平仓,玩家被强制结算。同样的道理,杠杆越高,更小的价格变化幅度都有可能触发强制平仓,如果加到10倍杠杆,就意味着只要下注输了10%,玩家就来到了强制平仓的临界点。 但永续合约允许将杠杆倍率设为1。没上杠杆意味着大量的用户是“全款买现货”,就好像股票一样,只能用10元的价格去买价值10元的股票。二级市场的股票的价格永远不可能为0,哪怕股价从10元跌到1分钱,再怎么亏损都是浮动亏损,用户都可以选择硬扛着不卖,让实际的亏损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股票不卖就永远不会亏损”。永续合约也是这个道理,对于大量不上杠杆的用户,一旦没有了被强制平仓的风险,他们操作永续合约和操作股票的机制非常类似。因为比特币的价格永远不可能为0,用户可以选择永远不主动卖出平仓。只要不进行所谓的“赌博结算”,赌博将永远没有结果,所谓的赌博又怎么可能存在呢?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上了杠杆的永续合约就一定会有结算环节,就符合存在“赌博结果”的特征了。即使上了杠杆,永续合约也不是必然触发强制平仓。比特币的价格完全可能长时间在一个区间内来回波动,涨跌幅度始终触及不到强制平仓线,玩家可以始终不去主动平仓,“赌博的结算”就可能始终不会发生。而这种情况,才是永续合约玩家的常态。 七、会有赌场贴钱给输光本金的赌徒吗? 在本案办理过程中,辩护人在本案电子数据中发现了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指向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涉案公司居然会“贴钱给输光本金的赌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开设赌场的目的永远是赚钱获利,无论是赌场自己坐庄,还是玩家之间对赌时赌场抽头渔利,没有一个赌场会替输家额外买单。输家一旦输光本金就自动清盘退场,赢家赢的钱永远不可能比输家的“全部身家”还多,这也是基本常识。赌博中绝对不可能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玩家输的钱居然超过了他自己的全部身家财产,以至于赌场要替输家贴钱。所以,如果出现了玩家之间对赌,赌场还要给输家贴钱的情况,是不是赌博就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本案就出现了平台给用户贴钱,为用户承担额外亏损,这个现象就是“穿仓”——一个在期货交易中很常见的术语。 穿仓是指,当投资者持仓方向与市场走势相反且杠杆较高的情况下,由于市场波动较大,客户的亏损迅速增加,导致保证金账户变为负值。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仅损失了全部保证金,还会有额外的亏损。 如果不了解证券期货的交易模式,就会产生疑惑,如果上了杠杆之后亏损达到了强制平仓线,不就会自动强制平仓吗?为什么还会有额外亏损,产生穿仓呢?这恰恰是因为永续合约的本质不是赌博,而是交易。 如果永续合约是赌博,那么完全不会存在穿仓。因为赌博系统掌控着所有资金的调配,一旦赌局产生结果,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系统对现有资金进行分配。但在交易中则不然,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挂出买卖单不代表买卖会即时成交。在市场波动较大时,即使以当前市场价格抛售,也有一定概率无法立刻成交,这是因为证券期货交易存在一定的时延性,换言之——滞后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交易者以当前市价在市场喊出自己的报价时,往往能瞬间交易完成,这短暂的时延性可能感受不到。但当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时,时延性的影响就很致命了。 举个例子:比特币价格大幅下跌,一位用户因为上了杠杆,比特币的跌幅已达到了他的自动平仓线。此时系统就会选择以当前市价挂卖出单,替用户强制平仓。但由于市场在下跌区间时,买盘可能并不多,交易的时延性就导致之前能立刻交易完成的卖出单此时没有立刻成交。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比特币又跌到了更低的价格,系统不得不以最新的市场价格重新挂单,直到交易完成。以最新、最低价格交易产生的亏损,完全有可能使亏损进一步扩大,以至于用户的保证金已经无法覆盖,最终亏损由平台承担。 穿仓这一交易中才会出现的现象,证明了永续合约的本质是交易。在交易中,一切都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没有谁对资金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也没有谁能够做到想买就买,想卖就卖;更没有人能在交易中永远即时成交。赌博就完全不同:在赌博中,赌场拥有绝对的资金调配权,它只要想结算就能立刻结算,想终止就能立刻终止。赌局一旦有结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赌场依据赌局结果分配资金,绝对不可能出现赌场想结算却无法结算,产生了额外亏损还需要赌场承担的情况。 此外,涉案公司为防止穿仓设置了一些制度,恰恰是不符合客户利益,“将赌博客户赶走”的制度。比如维持保证金率制度,公司不触发强制平仓的维持保证金率实际上是梯度设置的,而且比本应和杠杆倍数完全成反比的保证金比率低。有些员工在讨论时说道:“10倍和5倍的维持保证金都是3%,所以不会是波动10%、20%才爆仓。那样我们会穿仓很多。”“我们的维持保证金率不算高”“各家都不会让用户在10倍的时候波动10%才强平,那风险得多大”“交易所自己出钱垫穿仓,那得亏死”。这些制度设置显然是违背客户利益的,本来客户涨跌10%才到强平线,但在涉案平台开仓,波动幅度到3%就可能强平,这明显是把客户赶走的制度。 为什么公司不惜得罪用户也要设置这么多限制?原因还是在于交易的时延性导致的穿仓风险,在于平台内发生的都是真实的交易,而非赌博。正是由于平台完全无法控制交易的结束,无法避免真实交易带来的时延性,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垒厚自己的城墙,不惜得罪客户,也要额外限制杠杆倍数,降低维持保证金率。这样做平台才不至于承担过多的穿仓。但如果这是一家具有“买定离手”性质,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即时终止赌局的赌场,以上防火墙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八、交易者保护基金是什么? 辩护人在查阅电子数据时,看到了涉案公司关于“交易者保护基金”的文档规定。而交易者保护基金的资金来源,又一次证明了永续合约交易的属性。 该项制度主要内容如下:平台使用投资者保护基金来确保强平破产清算过程的顺利完成,当仓位的亏损大于保证金时,保护基金会填补穿仓损失。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基金来自于合约强制平仓产生的结余资金。强制平仓时,以破产价挂单,在市场上进行撮合成交。保护基金额的增长来自于强平委托订单在市场上因优于破产价的价格成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交易者投资者可以参考“投资者保护基金”历史数据显示基金当前的余额。这是一个透明且公开的机制,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查看保险基金的余额和记录。 为什么以破产价挂单的强平委托订单,最终还会出现优于破产价成交的情况?这还是因为真实交易的时延性。比如比特币价从12元跌到10元,此时触发了强制平仓,系统以当前市价报价执行强制平仓,但由于真实交易的时延性,报价还未成功,币价又回升到了11元。直到此时强制平仓才终于完成。这就产生了强平委托订单成交价格优于破产报价的情况,少赔了1元钱。强制平仓完之后还有剩下的资金。平台就把这些剩余资金汇总,形成了交易者保护基金。这一资金来源,再一次证明了平台根本无力控制真实的交易,这和赌博的本质完全不同。 前面的内容,是在阐述永续合约和赌博的本质矛盾点。那么永续合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发展轨迹又能给我们的辩护带来哪些启示?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
——道路施工人不具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故意,施工造成土石滑落致农用地毁坏的,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100多亩国家二级公益林被毁,放在任何语境下,这都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但当这起案件走完一审、二审、再审,三级法院均作出无罪判决时,很多人不禁要问:毁林百亩,为什么不用坐牢? 这起案例揭示了刑法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分量。这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无罪的案件,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样本: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中,有损害结果不等于构成犯罪,没有主观故意,就不构成犯罪。 1、基本案情 2020年6月,广西某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某高速公路工程,该工程位于某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施工期间,挖掘机作业导致部分土石滑落至下方林地,造成117亩林地植被被毁。被毁林地属于国家二级公益林地,未办理林地使用审批手续。 事故发生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立即暂停该路段施工,采取边坡防护网、路边堆土墙、拐弯处防护墙等措施防止损害扩大。2020年8月,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要求停止施工、修复林地。公司按要求对被毁林地进行植被恢复种植。2021年6月,经林业管理部门检查验收,117亩林地恢复合格,新苗木生长良好。 2021年3月,黄某主动到森林公安局投案,如实供述事实。后经一审、二审、再审,三级法院均判决无罪。检察机关三次抗诉,均被驳回。 2、争议焦点:造成毁林后果,为何不构成犯罪?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施工造成117亩林地毁坏,是否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字面看,本案似乎符合“数量较大”“造成大量毁坏”的要件。但法院最终判决无罪,关键在于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面理解——不仅要看客观后果,更要看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3、法院裁判:三方面理由说明“无罪”的正当性 三级法院的裁判理由,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理解: 第一,主观上没有非法占用林地的故意。 某工程公司是按照审批的规划路线依法施工,施工过程中将挖掘出的废土按要求运至临时征用的弃土场,对特殊路段采取了行业通行的防护措施。整个施工路段数公里,仅在最陡峭的路段发生了土石滑落毁坏下方林地的情况,其他路段均无此情形。这说明公司并无主动倾倒泥土致林木毁坏的故意,也无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 第二,客观上没有非法占用林地的行为。 本案的毁林原因是土石滑落,而非公司主动将土石倾倒在林地上。施工路段坡度达60度,属于山区施工的极端地形,即使采取防护措施,也难以完全避免土石滑落的可能。这种“意外”与“主动占用”有本质区别。 第三,事后积极补救,态度诚恳。 事故发生后,公司没有推诿逃避,而是立即停工、采取防护措施、主动投案、积极修复。最终117亩林地恢复合格,通过主管部门验收,获得当地村委会认可。这种事后表现,也从侧面印证了其主观上并非恶意。 4、法律分析:结果归罪不可取,主客观相一致是原则 这起案件之所以历经三次抗诉仍维持无罪,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及了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不能仅凭结果定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用”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占用”的行为。如果只是施工过程中因地形特殊、意外导致土石滑落造成毁林,既无占用林地的意图,也无占用林地的行为,就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这就好比开车正常行驶,因路面湿滑失控冲入农田造成损失,构成的是民事侵权或交通肇事,而不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主观上没有毁坏的故意。 本案中,检察机关三次抗诉,可能正是被“117亩”“公益林”这些数字所震撼,认为如此严重的后果必须有人担责。但法律不是数字游戏,定罪必须严格遵循构成要件。三级法院坚持无罪判决,体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 5、施工企业如何防范刑事风险? 本案的裁判要旨,对于在自然保护区、林地等敏感区域施工的企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合规施工是前提。严格按照审批的规划路线施工,按照要求处理废土废渣,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本案中,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法院认可,正是因为其整个施工过程基本合规,仅在极端地形发生意外。 第二,意外发生后要及时补救。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停工、采取防护措施、主动投案、积极修复,这些事后表现成为法院判断其主观状态的重要依据。如果放任不管、推诿扯皮,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第三,保留证据至关重要。施工方案、防护措施、废土处理记录、事故报告、修复验收材料等,都是证明自身无主观故意的重要证据。本案中,公司能够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是其最终无罪的关键。 第四,区分“意外”与“故意”。山区施工本就存在一定风险,土石滑落有时难以完全避免。只要企业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采取了必要防护措施,就不应因意外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6、寄语 117亩林地毁坏,三次检察抗诉,三级法院均判无罪——这起案件用最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刑法不是结果责任法,定罪不能只看后果。 对于施工企业而言,这个案例是警示,也是安慰。警示在于:在敏感区域施工,必须如履薄冰、合规操作。安慰在于:只要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使发生意外,法律也不会简单以结果论罪。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这个案例体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在“环保高压”的背景下,能够冷静地区分“故意犯罪”与“意外后果”,是一种难得的法治定力。
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笔者与湖南苏子千律师共同办理的陈某贩卖麻古127.62千克、冰毒4千克及洗钱案收到了二审判决书,上诉人陈某被某省高院撤销一审死刑判决,直接改判死缓。这是笔者在2025年继收获三起最高法院不核准死刑的成功案例后,收获的第四起成功挽救被告人生命的案例。在此,就为大家分享一下本案案情和辩护意见。 一、基本案情 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至2016年,及2022年1月至9月间,被告人陈某共5次从李某手中购进甲基苯丙胺片剂(麻古)共计127.62千克、甲基苯丙胺4千克后贩卖,后被公安机关抓获。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某犯贩卖毒品罪、洗钱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陈某提起上诉。 二、二审辩护意见 笔者对本案仔细研究案卷之后,发现本案证据严重混乱、矛盾,主要靠口供定案,口供系非法取得,同时本案无技侦证据,于是确定本案二审核心辩护观点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虽然笔者根据多年办理毒品死刑案件的经验知道本案基本上没有无罪的可能,但以辩无罪争保命,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辩护策略。于是笔者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了以上辩护观点: (一)一审未排除非法证据严重错误,二审应予排除 1、陈某、李某对一审做出的不予排除非法证据的结论已提出上诉,二审依法应予以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提出抗诉、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现上诉人陈某、李某对本案一审做出的不予排除非法证据的结论不服并已经提出上诉,据以上规定二审应予以审查。 2、一审判决以陈某、李某未提供排除非法证据的线索为由不予排除非法证据明显错误 一审判决书中以陈某、李某二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排除非法证据的线索为由不予排除非法证据,这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前会议和开庭时实行的2018版最高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线索”是指内容具体、指向明确的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一审判决做出前实施的2024版两高三部《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第八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在一审阶段陈某的辩护律师先是提交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后在一审庭前会议中,由于法庭违规未让陈某到场,故由陈某的辩护律师代为向一审法庭陈述了陈某在被捕后被打耳光和被以家人视频威胁的情况,再到开庭时陈某本人也当庭讲述了这些情况。这都已经明确提供了陈某被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及对其刑讯逼供的方式等具体信息,这显然已经属于上述规定中所说的线索。而李某本人也没有被允许参加庭前会议,其一审辩护律师虽然未在庭前会议上提供其被非法取证的线索或材料,但在一审庭审中李某本人还是详细讲述了其被指定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期间受到长时间疲劳审讯的情况,所以在二审中贵院也应予以审查。 另外,一审法官在开庭之初宣读的《庭前会议报告》中称不排除非法证据的理由是“陈某除了在公安机关第一次供述对于犯罪事实没有认可,其他的供述对于案件事实均予以认可,陈某的多次供述,侦查人员系不同的侦查人员,因此,由同一人员做出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比较低,另有陈某的入所体检表证明其入所的体表一切正常”,这与一审判决书中所称的上述理由完全矛盾,可见一审对于不予排除非法证据一事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所称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3、对陈某、李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一审阶段陈某、李某都已经反映了自己遭受非法取证的情况 一审阶段陈某及其辩护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庭前会议、庭审中及上诉状中多次说过陈某遭受A县公安局警察非法取证的情况,包括在B市被捕后即在B市C派出所被A县公安局的警察殴打,后被带回A县之后在A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5楼会议室再次被警察殴打,在A县看守所羁押期间A县公安局的警察又拿着陈某家人的视频威胁要把他家人也都抓起来。 同样,李某及其一审辩护律师也在一审庭前会议、一审庭审和上诉状中说过侦查阶段A县公安局警察在对其指居期间将其铐在凳子上长达37天,期间不让休息。 (2)对陈某拘留、羁押程序违法,应视为非法拘禁 ①对陈某宣布拘留前未采取强制措施却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A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于2023年3月1日在B市抓获陈某后未对其采取传唤等任何法定强制措施,但却将其强行拘禁,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并将其带至A县,之后才在2023年3月2日17时向陈某宣布刑事拘留,在将其抓获至宣布拘留这期间对陈某所作的3份讯问笔录显然属于非法拘禁下所产生。 ②拘留机关无管辖权。本案虽最早是在2020年2月26日由D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下简称直属分局)立案,但早在2023年1月13日D市公安局就已经把该案指定了A县公安局管辖,但陈某的《拘留证》(2023年2月24日发出,2023年3月2日17时向陈某宣布)、《拘留通知书》(2023年3月2日发出)、对陈某延长羁押期限的《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2023年3月3日发出,通知延长羁押期限自2023年3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却都仍是直属分局发出,而非A县公安局发出的。直属分局在已经无权管辖该案的情况下,作出的拘留、延长拘留属于违法行为,如此则2023年3月22日批准逮捕之前对陈某的前4次讯问都系无权侦查机关进行的,所取得的供述都属于非法拘禁下取得的。 ③将陈某带回管辖地后未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规定:异地执行拘留的......到达管辖地后,应当立即将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但本案中,在将陈某从B市带回A县后,却没有立即将其送看守所羁押,而是在A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对其进行了两次讯问,这些也属于非法拘禁之下所作。 以上对陈某非法拘禁期间所作的的讯问,根据两高一部、两高三部《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第1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均应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3)对李某拘留、指居违法,应视为非法拘禁 ①对李某宣布拘留前未采取强制措施却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A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于2023年1月16日抓获李某后未对其采取传唤等任何法定强制措施,但却将其强行拘禁,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之后才在2023年1月18日16时向其宣布刑事拘留,在将其抓获至宣布拘留这期间对其作的第1份讯问笔录显然属于非法拘禁下所产生。 ②指居机关、执行指居机关违法。李某是在2023年2月14日被直属分局指居的,由D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以下简称禁毒支队)执行,但同样是因为早在2023年1月13日D市公安局就已经把该案指定了A县公安局管辖,其后也是由A县公安局于2023年1月18日对李某进行拘留的,在此情况下直属分局已经无权再对李某指居,禁毒支队也无权来执行指居,这种情况下即应视为非法拘禁,指居期间李某作出的供述均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③指居目的违法,适用错误。《呈请对犯罪嫌疑人李某采取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报告》中“呈请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理由和依据”部分称:李某......到案后态度极其恶劣......李某因涉嫌贩卖毒品被A县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羁押在A县看守所,但李某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为查清犯罪事实,将涉案团伙一网打尽......建议对李某采取指定监视居措施。如此明目张胆、赤裸裸地声称指居就是为了让李某交代犯罪事实,可以说侦查机关意图通过指居来非法取证,逼迫李某供述所谓贩毒事实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依照规定,指居本身是监视居住的一种,适用指居的前提是符合适合适用监视居住的条件,而监视居住则是与拘留并列的强制措施,并非一种侦查手段、取证手段,也没有任何规定说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就可以对其适用指居,可以通过指居来使其如何供述犯罪事实。为了逼迫李某如实交代所谓的犯罪事实,就将李某的拘留变更为指居,是将指居滥用成了非法取证的手段,其性质即属于非法拘禁。 即以上对李某非法拘禁期间所作的的讯问,同样根据两高一部、两高三部《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第1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均应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4)讯问笔录没有相应讯问录像或讯问笔录与讯问录像内容严重不一致 ①部分讯问笔录没有相应讯问录像。比如2023年3月1日陈某在A县执法办案中心的两次讯问笔录,2023年2月4日、2023年2月9日李某的两次讯问笔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规定: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据此,本案没有同步讯问录像的供述应予排除。 ②部分讯问笔录内容与讯问录像反映的情况严重不一致。比如2023年1月18日李某在A县公安局的两次讯问笔录,以及2023年3月22日13:15-15:35李某被指居期间在A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的讯问笔录,其中李某都是基本不说话,或只简单吐一两个字,而侦查人员却在快速打字制作讯问笔录,于是讯问笔录中就出现了所谓李某供述的大篇幅详细案情,显然这些都是侦查人员自己编造的虚假内容,即便李某看过笔录并签字也仍应认定为违法和不实。 (5)被告人供述中的反常之处和异常变化表明其应是受到了非法取证 在主要依靠口供定案的案件中,如果时隔多年不同被告人之间的口供在细节上仍能作到完全一致,反而是不合常理的,说明他们很可能是受到了诱供,甚至逼供的影响。比如2014-2016年这起,即第一起毒品犯罪,此案发生在陈某、李某二人被捕之前7-9年,但此二人还能把案情细节都说得如此清楚且一致,本身就不符合人的记忆规律。而本起中何某已经在2014年10月被刑事拘留,后一直被关押,但陈某却称从2014年到2016年李某卖给他的100条左右麻古他都转卖给了何某,何某的供述中也只承认在2014年时一共才买过陈某50粒左右麻古,这说明陈某的供述虚假的离谱,应系被诱供或逼供所致。 而从李某在本案中多次讯问笔录来看,其在2023年1月18日在A县公安局的两次供述都是承认贩毒的,但此后在A县看守所关押期间的3次供述则都是不承认贩毒的,此后指居期间的两次供述又开始承认贩毒,而且说的十分详尽、具体,一审判决书中引用的李某的供述即是指居期间的这两次供述,即李某是到公安局里就认罪,到看守所里就不认罪,再到公安局又认罪,显然李某在公安局时的认罪供述是受到了非法手段的逼迫,而在看守所时则因不会受到非法手段逼迫而不认罪。 此外,一审判决认定2022年第3起,即2022年3月这起中,李某原先说毒品是二十公斤冰毒,康某原先说是“二十包毒品,应该大部分是冰毒,可能还有一些麻古,因为我们闻到车子上有很大的麻古香味”、“包里有二十包毒品,其中有麻古的香味,重量一共有20公斤”,袁某原先也说是20公斤毒品,没说是什么种类的毒品,但自陈某到案后在其2023年3月1日的讯问中说了这起是30块麻古后,李某开始改称是三十条麻古(指居后的2022年3月8日供述),康某开始改称是30袋麻古,袁某也开始改称是30块麻古、30袋麻古,突然都变得与陈某所说惊人地一致,这种不正常的变化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是受到了诱供,甚至逼供的影响。 (二)本案系完全或主要依据口供定案,明显证据不足,至少也是未达到死刑案件证据标准 按本案一审判决书中的认定,本案涉及陈某的这5起毒品犯罪中,2022年的第1、2起的证据只有李某、陈某、康某三人的口供,而2014-2016年这起中的证据则主要是李某、陈某口供,2022年第3、5起中的证据也主要是李某、陈某、康某、袁某四人口供,其余证据则都是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间接证据,即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陈某共5起贩卖毒品事实系完全或者主要依据口供定案。 因此即便不考虑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一审对这5起所谓犯罪事实据以定案的证据也明显不足,甚至2022年的第1、2起依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之规定都不应认定构成犯罪,更达不到死刑案件证据标准,其余3起就算认定构成犯罪也同样达不到死刑案件证据标准。 (三)一审认定的2022年第1、2、3起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认定错误 本案中李某、陈某、康某都曾供述李某在2022年1月份让康某送给陈某一部130xxxx0000号码,装有“飞狐”软件的手机,并用该手机号码注册了“飞狐”软件账号,李某、康某自己也分别使用186xxxx1111、186xxxx2222手机号码注册了“飞狐”软件账号,此后他们之间的毒品交易正是通过“飞狐”软件联系的,一审判决中也认定了该情节。可见这个“飞狐”软件在本案2022年的毒品犯罪中起到了把各方串联在一起的重要作用。 但据卷中黎某、易某、袁某的说法上述情况发生的时间却明显晚于2022年1月份。黎某证实该号码是她在2021年的5、6月为公司业务而开通的,是她在汪某公司上班期间工作使用的,其一直使用至2022年9月份离职时,该手机卡没有带走就留在了汪某的公司。易某也称其是袁某的发小、邻居,称李某使用的“186xxxx1111”手机号、康某使用的“186xxxx2222”手机号是2022年8月左右袁某要其开通的。而袁某则称陈某使用的“130xxxx0000”手机号、李某使用的“186xxxx1111”手机号、康某使用的“186xxxx2222”手机号都是他在2022年8月份提供给康某的。即按黎某、易某、袁某三人的证言2022年8月份之前这三个手机号码并非是由李某、陈某、康某使用的。 同时,一审判决书中2022年第5起中引用的证据第(2)项《手机取证报告视频》显示:号码为186xxxx2222黑色苹果手机在2022年8月底和9月初与号码为130xxxx0000的“&&&”和号码为186xxxx1111的“%%%”有过多次联系。意即康某在2022年8月底和9月初通过“飞狐”软件与陈某、李某有过多次联系。但本案中却没有2022年8月底之前这三人通过“飞狐”软件联系的取证报告,这显然不是明明有2022年8月底之前的这种证据侦查机关却有意不调取,而是根本就不存在2022年8月底之前的这种证据。而二审开庭前的新证据A公(禁)调证字【2025】3333号-用户资料中更明显显示,186xxxx2222、186xxxx1111这两个手机号是由易某在2022年8月30日才开户的。 以上客观证据印证了前边黎某、易某、袁某所说的2022年8月或9月份才给陈某、李某、康某使用以上这三个号码的说法,证明了三人在2022年8月底之前并非使用“飞狐”软件联系毒品交易,即陈某、李某、康某三人所说从2022年1月份他们三人就开始用这三个号码注册的“飞狐”软件联系贩毒的供述不实,而这三人这种违背事实的趋同供述显然也只能是因为受到诱供逼供所致。 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陈某2022年第1、2、3起贩毒事实发生时间为2022年1、2、3月份,也就是都发生在2022年8月底之前,而这3起毒品犯罪本就完全或主要靠陈某、李某、康某3人的口供定案,现在已被证明2022年1、2、3月份时三人并未使用“飞狐”软件联系毒品交易,也就说明这3起毒品犯罪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错误。 三、结语 作为一个承办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办的不止是案件,更是被告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本着对每一起死刑案件被告人生命负责的精神,认真、负责、专业地为被告人提出不应适用死刑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争取每一个可以活命的机会,唯有这样才不辜负我们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