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索赔惩罚性赔偿的实践与应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生效以来,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衍生的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讨论不断,“职业打假人”群体始终备受争议。本文基于代理案件情况,梳理“职业打假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及审判实践,并从经营者视角总结应对建议。 自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于1994年生效以来,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衍生的“职业打假”行为及“职业打假人”群体始终备受争议。支持其合法性的一方认为,“职业打假”可揭示市场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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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生效以来,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衍生的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讨论不断,“职业打假人”群体始终备受争议。本文基于代理案件情况,梳理“职业打假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及审判实践,并从经营者视角总结应对建议。 自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于1994年生效以来,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衍生的“职业打假”行为及“职业打假人”群体始终备受争议。支持其合法性的一方认为,“职业打假”可揭示市场上的不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再就业成为社会关切话题,也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乐于“发挥余热”,而一些企业从用工成本、技术娴熟度等因素考虑,也愿意聘请退休职工。已超退休年龄,一旦受伤,又该如何保护自己呢?还受法律保护吗?来看今日案例。 NO.1基本案情 从2017年起,1962年出生的王某就在某酒类包装厂从事揭膜工作。2020年某日上午,王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经公安局交
维护劳动权益是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关系中,权益和责任是对等的,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当遭遇用人单位单方违法解雇时,劳动者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将就“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进行解读,探讨劳动者在面对类似情况时的维权途径和策略: 第一步,理解什么是2N赔偿金 我们较熟悉的“赔偿金”是“违法解除劳动
“我们已收到公司拖欠的工资,申请法院结案”近日,海淀法院法官刘赛接到了数位申请执行人打来的电话。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因公司业务调整、经营不善等诸多因素影响,北京某科技公司陆续出现晚发工资、拖欠加班费等情况。2023年,员工段某、孙某、牛某等数十位员工选择离职,并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仲裁委与数十位员工们达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但调解书生效后,公司一直未按
鲁法案例【2024】329 莒南法院: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对方的购车款能否作为彩礼返还? 张甲与王乙(女)经媒人介绍认识,于2023年8月份订亲,同年10月份举行结婚仪式,张甲在举行结婚仪式前给付王乙彩礼8万元。后双方共同居住在张甲家中,在此期间,王乙因想购买汽车,张甲给付王乙购车款6万元。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后双方在相处过程中常因琐事争吵产生隔阂,于同年12月份分手。张甲诉至法院,要求王乙返还彩礼及
目 录 案例 1:徐某杰等四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案例 2:魏某财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案例 3:肖某文滥伐林木案 案例 4:张某保非法采砂案 案例 5: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韩城市某黄河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 6: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诉李某等五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 7:杨某县诉西安市某水务局行政处罚案 案例 8:延安市宝塔区检察院诉某城管局不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结一起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件,明确了“刑民交叉”情形下相关民事案件的处理。该案二审裁定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受理的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意见,依法审慎审查民事案件的审理是否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该案基本案情是,重庆普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周某某、广州奥
01、袁某刚、晋某俊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8日,被告人袁某刚雇佣被告人晋某俊,未经许可在某海域向非法采砂船过驳运输海砂6790.50㎥,价值393849元。经评估,海域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为15817.90元。因该案无法对海域生态进行原地修复,云霄县人民检察院聘请公益诉讼技术官,对鉴定意见中的修复方案的时效性、经济性、可行性和费用进行论证,认为补植红树林替代修
适当性义务指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前文【私募基金 | 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制度体系及司法裁判规则(一)】已对私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制度体系及行政监管责任进行详细介绍,本文将进一步对私募基金违反投资者适当性案件的司法裁
论文提要: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其选任方式至关重要。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加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参与度,从形式公平过渡到实质公平,全国各地推荐破产管理人制度初具雏形。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实践困境。通过对比考察各地规则、多维分析样本数据,得以描摹制度适用现状,聚焦各方利益平衡难、马太效应凸显以及利益寻租问题等制度实践困境。第二部分,法经济学导入与适配。导入经济学“成本——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生效以来,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衍生的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讨论不断,“职业打假人”群体始终备受争议。本文基于代理案件情况,梳理“职业打假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及审判实践,并从经营者视角总结应对建议。 自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于1994年生效以来,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衍生的“职业打假”行为及“职业打假人”群体始终备受争议。支持其合法性的一方认为,“职业打假”可揭示市场上的不法经营行为,具有规范和净化市场的正面效应;反对方则指出,“职业打假”和“知假买假”行为已脱离消费维权目的而异化成“职业打假人”企图不劳而获的牟利手段,扰乱市场秩序,且浪费有限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资源,应予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再就业成为社会关切话题,也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乐于“发挥余热”,而一些企业从用工成本、技术娴熟度等因素考虑,也愿意聘请退休职工。已超退休年龄,一旦受伤,又该如何保护自己呢?还受法律保护吗?来看今日案例。 NO.1基本案情 从2017年起,1962年出生的王某就在某酒类包装厂从事揭膜工作。2020年某日上午,王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经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王某负该事故的同等责任。 王某的儿子小王向某酒类包装厂所在的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期间,小王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王某与某酒类包装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后被法院驳回,小王不服提起上诉,中院维持原
维护劳动权益是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关系中,权益和责任是对等的,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当遭遇用人单位单方违法解雇时,劳动者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将就“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进行解读,探讨劳动者在面对类似情况时的维权途径和策略: 第一步,理解什么是2N赔偿金 我们较熟悉的“赔偿金”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即常说的2N,但实际上, 《劳动合同法》 中明文规定的不止一种赔偿金,而是三种。 (一)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 (二)因拖欠工资等的加倍给付赔偿金; (三)用人单位违法解除
“我们已收到公司拖欠的工资,申请法院结案”近日,海淀法院法官刘赛接到了数位申请执行人打来的电话。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因公司业务调整、经营不善等诸多因素影响,北京某科技公司陆续出现晚发工资、拖欠加班费等情况。2023年,员工段某、孙某、牛某等数十位员工选择离职,并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仲裁委与数十位员工们达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但调解书生效后,公司一直未按期限履行。无奈之下,员工们陆陆续续向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经过调查,承办法官发现该公司早已不再经营,并将调查结果告知员工们,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公司无财产 员工无信任 由于未按照调解书的时限按期支付
鲁法案例【2024】329 莒南法院: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对方的购车款能否作为彩礼返还? 张甲与王乙(女)经媒人介绍认识,于2023年8月份订亲,同年10月份举行结婚仪式,张甲在举行结婚仪式前给付王乙彩礼8万元。后双方共同居住在张甲家中,在此期间,王乙因想购买汽车,张甲给付王乙购车款6万元。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后双方在相处过程中常因琐事争吵产生隔阂,于同年12月份分手。张甲诉至法院,要求王乙返还彩礼及购车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甲与王乙订立婚约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王乙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收受张甲的彩礼8万元,在婚约解除时应当退还。关于张甲支付给王乙的购车款6万元,张甲提交的转账记录、取款记录及媒人证
目 录 案例 1:徐某杰等四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案例 2:魏某财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案例 3:肖某文滥伐林木案 案例 4:张某保非法采砂案 案例 5: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韩城市某黄河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 6: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诉李某等五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 7:杨某县诉西安市某水务局行政处罚案 案例 8:延安市宝塔区检察院诉某城管局不履行水污染督查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01、徐某杰等四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基本案情】 陕西省韩城市某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焦化公司)系陕西省重点排污单位,按照国家环保部门要求在其焦化厂焦炉烟囱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结一起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件,明确了“刑民交叉”情形下相关民事案件的处理。该案二审裁定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受理的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意见,依法审慎审查民事案件的审理是否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该案基本案情是,重庆普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周某某、广州奥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某公司)和苏州好某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某公司)未经许可复制发行了普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名称为“体外反搏装置软件[简称:ECP.NET]V1.3”的计算机软件(以
01、袁某刚、晋某俊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8日,被告人袁某刚雇佣被告人晋某俊,未经许可在某海域向非法采砂船过驳运输海砂6790.50㎥,价值393849元。经评估,海域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为15817.90元。因该案无法对海域生态进行原地修复,云霄县人民检察院聘请公益诉讼技术官,对鉴定意见中的修复方案的时效性、经济性、可行性和费用进行论证,认为补植红树林替代修复更具经济性和可执行性,相关补植方案费用合计135000元。针对补植红树林的特殊性,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委托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出补植建议。 本案庭审中,被告人袁某刚、晋某俊提交了第三方机
适当性义务指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前文【私募基金 | 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制度体系及司法裁判规则(一)】已对私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制度体系及行政监管责任进行详细介绍,本文将进一步对私募基金违反投资者适当性案件的司法裁判规则进行讨论。 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司法裁判规则 (一)案由类型认定 民事案由是对讼争的主要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高度概括,其本质是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在投资者适当性纠纷案件中,案由选择是民事审判立案的第
论文提要: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其选任方式至关重要。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加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参与度,从形式公平过渡到实质公平,全国各地推荐破产管理人制度初具雏形。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实践困境。通过对比考察各地规则、多维分析样本数据,得以描摹制度适用现状,聚焦各方利益平衡难、马太效应凸显以及利益寻租问题等制度实践困境。第二部分,法经济学导入与适配。导入经济学“成本——收益”模型,以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完成推荐管理人制度与法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完美适配。第三部分,完善路径。以欧美国家域外经验为镜鉴,量化剖析推荐破产管理人制度的适用基准,其重点在于增强信息透明度、加
指导案例138号 案例名称:陈德龙诉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 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通过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污染者以其排放的水污染物达标、没有对环境造成损害为由,主张不应受到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 自2011年3月始陈德龙作为个体工商户开始加工生产钢化玻璃。2012年11月2日,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成华区环保局)在德龙加工厂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保和街道办事处天鹅社区一组B-10号的厂房检查时,发现该厂涉嫌私自设置暗管偷排污水。成华区环保局经立案调查后,依照相关法定程序,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行
前言:在上一文《从大数据视角,解析投资与破产反舞弊领域四类常见行为模式》中,我们通过对近十年涉及投资与破产舞弊案件的裁判文书的检索,并结合新闻报道、实务经验,总结了四类投资与破产反舞弊领域常见的行为模式。本文,我们针对恶意减损公司财产类行为模式展开具体分析。 行为模式 恶意减损财产类舞弊行为模式,即公司实控人通过无偿或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公司财产、放弃公司债权、恶意对外提供担保、或董监高利用职权获取非正常收入和侵占公司财产等方式,对公司财产进行恶意转移,以实现逃避债务的目的。常见操作如下: 1、无偿或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 无偿或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的公司财产种类较多,常见的为公司所持有的股权、
天气渐热 暑假即将来临 又到了孩子们最爱的 玩水季节 然而 当几个未成年孩子相约 至乡村无人看管的河流中 嬉戏玩耍 意外却发生了 当一个孩子不幸溺水身亡,其他的未成年同行伙伴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近期,松江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 01、基本案情 天气渐渐炎热,16岁的小白和16岁的小林、14岁的小美(以上均为化名)作为好朋友,相约一起去河边摸鱼虾玩耍。 三人带着抓鱼虾的工具来到河边,小白和小林先下了河,小白不熟悉水性,不慎滑落深水区。小林赶紧救助,却没有救起小白。小林赶紧上岸,呼叫路人帮忙,小美也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然而,最终打捞上来的却是小白冰冷的尸体。公安机关经调查,认定小
引 言 明星艺人拥有远高于常人的知名度、曝光率以及专属的粉丝群体。品牌方借助明星艺人的这一优势,邀请明星艺人为其产品代言,不仅能使其产品更快、更容易地被记住,也能同时扩大其产品的消费人群,为其带来可观的回报。明星艺人通过为知名品牌产品代言在实现自身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曝光率。 那么,广告代言对于明星艺人与品牌方来说似乎无疑是双赢的。但就这样一个看似双赢的选择实则是把双刃剑。如明星艺人与品牌方仅达成了合作的共识,但未签订书面的广告代言合同或广告代言合同对于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约定不明确,仍然会引发纠纷。此类案件层出不穷,无论是明星艺人一方还是品牌方都应当予以重视
引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的纠纷性质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出让合同》是民事合同,涉及纠纷处理应当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另一种观点认为《出让合同》属于典型的行政协议,引发的纠纷应当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而且,根据当前审判实践,《出让合同》纠纷无论是作为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均有最高院案例支撑。 观点一:《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 (2020)最高法行申13827号 法官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纳入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