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效力认定规则与风险防控建议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指物业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针对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双方权利义务所订立的协议。该类合同是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物业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依法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然而因业主非缔约方,实践中常对其效力产生争议,引发诸多纠纷。本文结合《民法典》 《物业管理条例》 及相关地方性法规,聚焦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主体、选聘程序的合规性、备案效力认定、合同期限与终止条件等重要实务问题,分析其效力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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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指物业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针对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双方权利义务所订立的协议。该类合同是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物业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依法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然而因业主非缔约方,实践中常对其效力产生争议,引发诸多纠纷。本文结合《民法典》 《物业管理条例》 及相关地方性法规,聚焦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主体、选聘程序的合规性、备案效力认定、合同期限与终止条件等重要实务问题,分析其效力认定标准
业界常言,“审计发现问题只是起点,法纪定性才是终点。”律师在医院审计里,不是去和审计组“吵架”的,而是当医院的“法律翻译”和“安全员”, 应对国家审计更侧重程序抗辩与救济,协助内部审计更侧重风险排查与制度建设。本文主要针对公立医院外部审计,律师如果参与其中,主要要做三件事:一是在审计前帮医院把制度、流程和资料理清楚,提前排雷;二是在审计过程中,把审计发现的技术问题,用法律语言说清楚,分清是工作失误
编者按: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动荡、美元加息周期以及行业深度调整的叠加冲击下,前期积聚了大规模境外债务的部分中资企业正面临信用风险的集中释放。跨境债务重组的现实需求随之迅速上升。为满足市场需求,德恒律师事务所联合Grant Thornton、Gateley、Harneys、PSZJ等国际一流机构,组成跨境债务重组专家团队,于2026年4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香港5个城市,举办系列
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在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职能。2025年9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4-2025)》于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全国商事仲裁案件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全国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76.78万件,同比增长26.4%,案件标的总额达
一、观察总结 2025年是中国信托业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在“1+N”监管体系进一步落地的背景下,行业在规范化、专业化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政策、案例和制度创新共同呈现出监管趋严、业务重构、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并行的新趋势,也揭示了信托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潜在挑战。 首先,信托监管政策正由以准入和事中合规为中心,系统转向覆盖设立、经营、风险防控与退出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模式。国家层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重塑了信息内容的生产方式、传播逻辑及治理条件,使内容治理责任问题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具体而言,内容生成由单一主体主导转向人机协同、多元主体参与的复合模式,内容风险由个别违法违规内容扩展为贯穿生成、分发、传播全过程的系统性风险,责任落实所依赖的技术架构、平台机制、制度规则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传统以主体稳定、对象明确、事后归责为基础的责任逻辑受到冲击,进而引发多元主
引言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编制的系列合同范本,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领域事实上的“通用语言”。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持续加快、国际承包市场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FIDIC 合同条件不仅是工程谈判桌上的规则文本,更是风险识别、争议解决和项目治理的底层框架。本文聚焦 FIDIC 合同体系中定位存在本质差异的两本核心范本——《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黄皮书”)与《EPC/交钥匙项目
前言 在此前发布的系列文章中,我们结合近期监管动态,系统梳理了撰写港股招股书业务章节的一般性原则与实务要点,并专项探讨了18C章特专科技公司的披露要素。 事实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早在2018年就先于18C章推出了《上市规则》第18A章,率先为未满足主板常规财务指标的创新企业量身定制了上市通道。 自联交所推出《上市规则》第18A章以来,截至2026年1月底,已有84家生物科技公司
很多公司把“减资”当作一次工商动作,交给行政或外部代办走流程。但从近期司法实践看,减资一旦程序瑕疵,后果不是“程序补正”,而是“股东重新担责”。 尤其是存在历史债务、执行案件或未实缴出资的公司,违法减资可能直接把股东个人财产暴露在债权人面前。 本文用一个真实案例,帮管理层快速厘清三件事:违法减资到底会怎样回弹、股东责任的上限在哪里、公司现在应该立刻自查什么。 01、减资≠减责,股东责任可能不减反增
前言 香港高等法院最近在一宗审计师疏忽索偿案件中,澄清了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24号命令第7条有关诉状前特定文件披露的法律原则。在 Victo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In Liquidation) & Ors v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a firm) [2025] HKCFI 550 一案中,原告的联合清盘人向公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指物业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针对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双方权利义务所订立的协议。该类合同是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物业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依法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然而因业主非缔约方,实践中常对其效力产生争议,引发诸多纠纷。本文结合《民法典》 《物业管理条例》 及相关地方性法规,聚焦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主体、选聘程序的合规性、备案效力认定、合同期限与终止条件等重要实务问题,分析其效力认定标准与合规风险,以期为相关主体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法律判断与风险防范参考。 01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主体 (一)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一般主体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93
业界常言,“审计发现问题只是起点,法纪定性才是终点。”律师在医院审计里,不是去和审计组“吵架”的,而是当医院的“法律翻译”和“安全员”, 应对国家审计更侧重程序抗辩与救济,协助内部审计更侧重风险排查与制度建设。本文主要针对公立医院外部审计,律师如果参与其中,主要要做三件事:一是在审计前帮医院把制度、流程和资料理清楚,提前排雷;二是在审计过程中,把审计发现的技术问题,用法律语言说清楚,分清是工作失误还是违法乱纪;三是在审计后,帮医院把漏洞补上,把制度建好,保护干部,也保护医院。 一、医院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底层逻辑:从"查账"到"查责" 中办、国办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
编者按: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动荡、美元加息周期以及行业深度调整的叠加冲击下,前期积聚了大规模境外债务的部分中资企业正面临信用风险的集中释放。跨境债务重组的现实需求随之迅速上升。为满足市场需求,德恒律师事务所联合Grant Thornton、Gateley、Harneys、PSZJ等国际一流机构,组成跨境债务重组专家团队,于2026年4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香港5个城市,举办系列讲座和预约咨询(详情可扫下方二维码)。为配合这次活动,让大家了解跨境债务重组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基础,德恒跨境业务团队结合亲历案例,特写作《当代跨境破产主流模式的理论与实务》系列文章,在活动举办期间,分1
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在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职能。2025年9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4-2025)》于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全国商事仲裁案件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全国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76.78万件,同比增长26.4%,案件标的总额达1.2万亿元,连续两年突破万亿元,商事纠纷日趋复杂、标的额持续走高、涉外属性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仲裁程序的高效化、精准化成为行业核心诉求,而争议焦点的确定作为仲裁审理的核心环节之一,它直接影响案件的
一、观察总结 2025年是中国信托业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在“1+N”监管体系进一步落地的背景下,行业在规范化、专业化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政策、案例和制度创新共同呈现出监管趋严、业务重构、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并行的新趋势,也揭示了信托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潜在挑战。 首先,信托监管政策正由以准入和事中合规为中心,系统转向覆盖设立、经营、风险防控与退出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模式。国家层面通过年度顶层指引与基础性制度的集中修订,明确了信托行业回归受托本源、聚焦主责主业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同时,通过重构业务分类体系、提高资本约束标准、强化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要求,显著提升信托公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重塑了信息内容的生产方式、传播逻辑及治理条件,使内容治理责任问题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具体而言,内容生成由单一主体主导转向人机协同、多元主体参与的复合模式,内容风险由个别违法违规内容扩展为贯穿生成、分发、传播全过程的系统性风险,责任落实所依赖的技术架构、平台机制、制度规则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传统以主体稳定、对象明确、事后归责为基础的责任逻辑受到冲击,进而引发多元主体参与下的责任归属模糊、风险形态升级下的责任认定困难以及环境复杂性下的责任运行阻滞三重困境。回应上述挑战,有必要构建全过程多主体责任配置机制,完善风险导向的分级分类治理责任体系,并推动责任要求嵌入技术
引言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编制的系列合同范本,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领域事实上的“通用语言”。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持续加快、国际承包市场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FIDIC 合同条件不仅是工程谈判桌上的规则文本,更是风险识别、争议解决和项目治理的底层框架。本文聚焦 FIDIC 合同体系中定位存在本质差异的两本核心范本——《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黄皮书”)与《EPC/交钥匙项目合同条件》(“银皮书”),以 2017 年版为基准,对其立法宗旨、风险分配、合同管理机制、变更与价格调整、争议解决等条款进行系统比较,并就中国企业合同选择提出实务建议。 一、FIDIC 合同体系的定位
前言 在此前发布的系列文章中,我们结合近期监管动态,系统梳理了撰写港股招股书业务章节的一般性原则与实务要点,并专项探讨了18C章特专科技公司的披露要素。 事实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早在2018年就先于18C章推出了《上市规则》第18A章,率先为未满足主板常规财务指标的创新企业量身定制了上市通道。 自联交所推出《上市规则》第18A章以来,截至2026年1月底,已有84家生物科技公司通过该章节实现在联交所上市1。香港也据此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资平台。2《上市规则》第18A章打破了传统的财务盈利门槛,允许尚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研发驱动型生物科技企业(涵盖药剂(小分子药
很多公司把“减资”当作一次工商动作,交给行政或外部代办走流程。但从近期司法实践看,减资一旦程序瑕疵,后果不是“程序补正”,而是“股东重新担责”。 尤其是存在历史债务、执行案件或未实缴出资的公司,违法减资可能直接把股东个人财产暴露在债权人面前。 本文用一个真实案例,帮管理层快速厘清三件事:违法减资到底会怎样回弹、股东责任的上限在哪里、公司现在应该立刻自查什么。 01、减资≠减责,股东责任可能不减反增 公司违法减资减掉的那部分责任,可能一分不少地再加回来,常见的情况有这三种: 第一种 、公司减资若未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减资行为在司法上可能被视为“变相抽逃出资”。 第二种 、公司一旦出现客观上不能清
前言 香港高等法院最近在一宗审计师疏忽索偿案件中,澄清了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24号命令第7条有关诉状前特定文件披露的法律原则。在 Victo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In Liquidation) & Ors v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a firm) [2025] HKCFI 550 一案中,原告的联合清盘人向公司前任审计师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审计报告编制过程中存在专业疏忽,并申请在正式提交诉状前披露若干财年的审计工作底稿。 Victory City 一案体现出香港法院在诉状前披露问题上的一种更务实的司法取向。
引言 在商业交易与公司治理实践中,印章作为法人意思表示的核心外部载体,其法律效力与使用安全直接关系到合同的有效性、公司的责任边界及重大财产权益。然而,实践中因印章伪造、盗用、滥用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相关争议往往呈现出事实查明复杂、民刑交叉、法律适用疑难的特点。本文旨在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司法裁判理念,系统剖析假印章在何种法律情形下应归属于公司并发生效力,其法律依据、举证标准和责任承担方式,以及企业应如何构建全面的印章风险防控体系,以期为企业的合规经营与风险处置提供指引。 一、假印章被认定为有效的法律适用与责任承担 当一份加盖了虚假印章的合同或文件引发争议时,司法实践为保护交易安全与善意相对人的信
引言 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对于促进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对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为了有效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惩罚性赔偿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应用。惩罚性赔偿的设计旨在通过加重对侵权行为的处罚,使得潜在的侵权者因为高昂的成本而不敢轻易侵犯知识产权,以此来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鼓励更多的创新活动。本文通过对上海法院2022-2023年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案例进行筛选和分析,剖析当前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厘清惩罚性赔偿在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中的适用情况,法院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裁量标准,以期为
在金融担保实践中,银行等债权人经常持有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观点:只要在《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发放的贷款,且该贷款本金与其余担保债权余额之和未超过“最高债权限额”,该笔贷款就自动落入担保范围。本文将之称为“万能口袋”论。这种观点极大地增加了担保人的不可预见风险,有违最高额担保制度的本意。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与法理,系统阐述担保人对此应持有的抗辩思路、策略与核心理由。 一、核心抗辩立场:最高额担保非“万能口袋”,其担保范围具有内在限定性 最高额担保制度(包括最高额保证与最高额抵押)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融资效率,避免就连续发生的债权反复设定担保。然而,效率不能以牺牲公平和可预见性为代价。
第一部分 观察总结 2025年是中国保险业深度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恰逢“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起航节点,行业在复杂环境中展现强劲韧性。全年发展稳中有进,前10个月原保险保费收入5.48万亿元、同比增长8%,赔付支出超2万亿元、同比增长7%,保障功能持续凸显。 一、资产负债协同变革,核心领域亮点凸显 (一)人身险结构优化,分红险成核心抓手:受预定利率下调及动态调整机制驱动,人身险加速转型。当前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产品预定利率上限分别为2.0%、1.75%、1.0%,分红险“保证收益+浮动分红”优势凸显,2025年10月以来在售寿险、年金险中分红型占比均超47%,成为行业主流产品。 (二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实施以来,破产程序中保证责任的承担和保证人追偿权的行使有了更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实体与程序不能衔接的问题。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债务人破产后,保证人(仅指连带责任保证人)代偿部分债权后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但在保证人申报前,债权人已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此时如何处理保证债权和已申报主债权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债权人在申报债权后请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意指债权人在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后,仍有权向连带保证人主张权利。但是,保证人在承担部分保证责任后通常也会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此时债权人往往已经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