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立功之认定
根据我国 刑法第68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行为。 司法实务中常见的立功主体是自然人,单位是否能够成为立功主体以及如何界定立功时间和种类等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实务中一直颇有争议。 一、单位能否成为立功的适格主体? 单位是否能成为立功主体,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然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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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 刑法第68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行为。 司法实务中常见的立功主体是自然人,单位是否能够成为立功主体以及如何界定立功时间和种类等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实务中一直颇有争议。 一、单位能否成为立功的适格主体? 单位是否能成为立功主体,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然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九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一般来说,对于诉讼时效的中断,理解通常为诉讼时效中断是指诉讼时效的经过期间,因某一法律行为,使得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归于清零,
一 金融业法治化进程中的刑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所处的转型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国家法治建设的各领域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为根本。就刑法在金融企业中涉及到的罪刑认定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而言,在我国历史文化的传统背景下,在改革开放实施的大潮下,向国外现行制度和相关理论的借鉴学习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和以往探讨的问题类似,金融企业刑事合规问题的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
执行程序中,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时,通过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程序,将案外人或第三人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能够将许多无法执行的案件及时执结到位,有效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承接上文,本文中将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的法定情形进行逐一介绍。根据事后救济途径的不同,将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分为“特殊”与“一般”情形。本篇优先介绍变更、追加特殊被执行人的情况。 一 / 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 《变更
2020年5月22日正在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最新民法典草案第580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基于这一条款的立法目的和存废必要引发几位知名学者的深夜“掐架”。一方认为,这是“突然袭击”的条款和“一个危险的信号”。另一方认为,此举是为了解决“合同僵局”,在原
前 言 《公司法》第125条第2款 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证明。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81条 对“股票”用语确定含义,即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表示其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享受权益和承担义务的可转让的书面凭证。而股权是指股东基于自己对公司的股份所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简言之,股票是股份的书面凭证,股权是股东基于股份而享有的权力,三者联系密切。在了解股票
【前言】 “新基建”的七大领域,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的工业互联网,则被认为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也将在政策推动下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2020年4月25日,青岛市发布《青岛市工业互联网三年攻坚实施方案(2020-2022年)》,力争到2022年,建成核心要素齐全、融合应用引领、产业生态活跃的
关键词:区块链 人工智能 大数据 智能合约 涉外法律服务 专业律师 本期关键词:区块链 智能合约 电子合同 合同法律关系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 )于1995年首次提出,是一种旨在以信息化方式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的计算机协议。智能合约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可信交易,这些交易可追踪且不可逆转,其目的就是提供有别于传统合约的安全交易方法。换言之,智能合约是一种旨在以信息化方式传播
前言 体外诊断(IVD,In-Vitro Diagnostics)指将血液、体液、组织等样本从人体中取出,使用体外检测试剂、试剂盒、校准物、质控物等对样本进行检测与校验,以便对疾病进行预防、诊断、治疗检测、后期观察、健康评价、遗传疾病预测等的过程。体外诊断按检测原理或检测方法分类,主要分为生化诊断、免疫诊断、分子诊断、微生物诊断、尿液诊断、凝血类诊断、血液和流式细胞诊断等诊断方法。IVD主要产品包
前言 2019年11月14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发布,其中专门对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处理作出了规定。本文主要围绕《九民纪要》的规定对破产重整中担保物权行使的影响以及后续遗留问题进行讨论。 一 、破产重整中的担保物权制度的立法背景 (一)破产重整制度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规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法人可进行重整。 破

根据我国 刑法第68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行为。 司法实务中常见的立功主体是自然人,单位是否能够成为立功主体以及如何界定立功时间和种类等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实务中一直颇有争议。 一、单位能否成为立功的适格主体? 单位是否能成为立功主体,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然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5款 规定: 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
根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九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一般来说,对于诉讼时效的中断,理解通常为诉讼时效中断是指诉讼时效的经过期间,因某一法律行为,使得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归于清零,待使得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或者行为完成之后,诉讼时效重新从零开始计算。 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持续与消除时间的不同,重新“清零”的时间点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从该法律行为发生之时,即
一 金融业法治化进程中的刑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所处的转型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国家法治建设的各领域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为根本。就刑法在金融企业中涉及到的罪刑认定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而言,在我国历史文化的传统背景下,在改革开放实施的大潮下,向国外现行制度和相关理论的借鉴学习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和以往探讨的问题类似,金融企业刑事合规问题的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背景下借鉴国外已有制度的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处理新时期条件下我国金融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实践中涉及到的金融单位及个人的罪与非罪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但是,对于国外刑事合规的借鉴并不是简
执行程序中,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时,通过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程序,将案外人或第三人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能够将许多无法执行的案件及时执结到位,有效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承接上文,本文中将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的法定情形进行逐一介绍。根据事后救济途径的不同,将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分为“特殊”与“一般”情形。本篇优先介绍变更、追加特殊被执行人的情况。 一 / 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 《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14条第2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
2020年5月22日正在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最新民法典草案第580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基于这一条款的立法目的和存废必要引发几位知名学者的深夜“掐架”。一方认为,这是“突然袭击”的条款和“一个危险的信号”。另一方认为,此举是为了解决“合同僵局”,在原有的 《合同法》第110条 之后打了个“补丁”而已。民法典的出台既然是件世纪大事,中国即将进入民法典时代,笔者也忍不住针对该条款的争议聊几句学习心得。笔者认为,民法典草案第580条第2款不算错误,而是
前 言 《公司法》第125条第2款 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证明。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81条 对“股票”用语确定含义,即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表示其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享受权益和承担义务的可转让的书面凭证。而股权是指股东基于自己对公司的股份所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简言之,股票是股份的书面凭证,股权是股东基于股份而享有的权力,三者联系密切。在了解股票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来具体分析离婚纠纷中股票通常如何分割? 司法实践中,鉴于买入股票的资金性质(如一方用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买入股票)以及一方在婚后是否有实际操作等因素的不同,可能最终会影响股票财产分
【前言】 “新基建”的七大领域,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的工业互联网,则被认为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也将在政策推动下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2020年4月25日,青岛市发布《青岛市工业互联网三年攻坚实施方案(2020-2022年)》,力争到2022年,建成核心要素齐全、融合应用引领、产业生态活跃的“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工业互联网是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工业大数据是实现工业互联网的重要依托和关键所在。在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以及数字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认知下,加强对企业——最重要
关键词:区块链 人工智能 大数据 智能合约 涉外法律服务 专业律师 本期关键词:区块链 智能合约 电子合同 合同法律关系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 )于1995年首次提出,是一种旨在以信息化方式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的计算机协议。智能合约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可信交易,这些交易可追踪且不可逆转,其目的就是提供有别于传统合约的安全交易方法。换言之,智能合约是一种旨在以信息化方式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的计算机协议。 该合约允许在不需要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进行可信、安全的交易,且每笔交易可追踪、不可逆。简单理解为:智能合约相当于在计算机系统中构建一份参与方均可读的合同。当某事件被触发后
前言 体外诊断(IVD,In-Vitro Diagnostics)指将血液、体液、组织等样本从人体中取出,使用体外检测试剂、试剂盒、校准物、质控物等对样本进行检测与校验,以便对疾病进行预防、诊断、治疗检测、后期观察、健康评价、遗传疾病预测等的过程。体外诊断按检测原理或检测方法分类,主要分为生化诊断、免疫诊断、分子诊断、微生物诊断、尿液诊断、凝血类诊断、血液和流式细胞诊断等诊断方法。IVD主要产品包括诊断仪器和诊断试剂两类。 IVD行业属于医疗器械行业的细分子行业,随着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市场的高速增长,IVD行业也涌现了大批高速成长的企业,较为突出的上市公司包括:硕世生物、艾德生物、普门科技、华
前言 2019年11月14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发布,其中专门对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处理作出了规定。本文主要围绕《九民纪要》的规定对破产重整中担保物权行使的影响以及后续遗留问题进行讨论。 一 、破产重整中的担保物权制度的立法背景 (一)破产重整制度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规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法人可进行重整。 破产重整制度是对已经具备或者可能具备破产条件又有再生希望的企业,保护其继续营业并挽救其生存的程序。破产重整制度的意义在于,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减少债权人及债务人股东的损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稳定。
近日,湖南郴州永兴县母婴店以“固体饮料冒充特医奶粉”导致数名儿童患佝偻病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事实上,这并非首例“固体饮料冒充特医奶粉”事件,就在去年,青岛金大洋乳业就因此受过处罚。那么什么是特医奶粉,消费者在购买时如何判断呢? 一、特医奶粉 特医奶粉全称为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一种。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医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包括适用于0月龄至12月龄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和适用于1岁以上人群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二、特医奶粉的查询途径 国家对
01 承租人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的真实案例 作为申请执行人处理一个执行异议案件,执行标的是某商业用房,被执行人以该商业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借款,借款到期后未能偿还,债权人诉讼后,持生效判决书申请执行拍卖商业房屋。这时,有案外人拿出一份与房屋产权人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提出房屋已经出租,并提供了租金支付的收据,以此主张其对于房屋有承租权,提出执行异议。 如果案外人的主张成立,那么案外人对于房屋承租权继续存在,房屋只能是带租约拍卖将减少拍卖后的执行价款,影响申请人的权利。 但是,经过分析案外人提供的房屋租赁权的证据,以及经过我们和当事人的仔细、认真的分析、调查后,认为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
司法观点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机构垫付出资,代理机构垫资完成后,视为股东履行完毕出资义务。但如果代理机构后期抽回垫资款,且股东未在出资期限内补足出资的,应认定股东构成抽逃出资。 知识点: 1、公司股东能否委托代理机构进行垫资? 2、委托代理机构抽回资金后股东不及时补足风险? 3、股东找人代垫资的,注意三步法? 4、股东补足抽逃出资时应当注意哪些事项? 经典案例 A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7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孙某及王某,按照A公司的章程规定,孙某认缴出资300万元,王某认缴出资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出资方式为货币,设立时实际缴付。 2013年5月4日,
基层税务部门是税务执法的前沿和主要承担者,也是税务执法风险的高危区和多发区。如何有效地防范执法风险,是基层税务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税收执法风险,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税收管理职责过程中,未按照或者未完全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执法行为,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国家和税收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特征 1、风险点多、涉及面广。指税收执法风险存在于税收执法的各个环节,涵盖了税务机关面向纳税人履行征税职能的各项行为,在这些税收管理活动中,执法风险普遍存在,税收执法行为延伸到哪里,执法风险就跟随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