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品，收货后均以“买错”、“不想要”等理由申请退货，在退货过程中将正品调包为廉价替代物，以此骗取商户退款或平台赔付。 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高度重视，系统梳理了公司现有证据，协助公司补充了其他关键证据向公安机关递交刑事控告材料。递交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受理案件，并初步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后律师团队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更多被害商户和消费者浮出水面，案件取得关键进展，已由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住处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电子设备等。 二、 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虽案情脉络相对清晰，但在刑事控告初期及证据固定层面，仍面临若干新型网络犯罪特有的难点，这些难点也是当前打击类似电商领域侵财犯罪的普遍障碍： （一）犯罪行为隐蔽于网络之中，事实查明难。与传统线下诈骗不同，本案犯罪行为完全依托电商平台发生，涉及“线上购买，线下收货，调包，线上申请退货，物流退回”多个环节，需要收集调取的证据分布于平台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不同载体。律师团队协助企业监察人员在多个网商平台调取相应的交易数据、奔赴多个省市调取商户的相关的资料、调取物流地点的监控视频等，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非实名注册的网络账号进行交易，其真实身份、主观故意及完整的犯罪链条隐匿于海量电子数据之后，单点证据难以直接、充分证明其诈骗犯罪的整体故意与行为模式。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权利交织，主观认定难。犯罪嫌疑人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合法消费者权利为掩护，其退货理由（如“买错”）在形式上具备合理性。如何穿透表面的“消费纠纷”或“瑕疵退货”，证明其“调包”行为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非简单的商品争议，是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关键。这需要证据能够形成闭合逻辑，证明其购买行为本身不具有真实消费意图，退货是预先策划的非法获利环节。 （三）商户及消费者过于分散，客观取证难。一是在控告初期，由于部分直接证据尚待通过侦查手段调取，已查明的单笔或单个商户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公安机关采取了审慎态度，认为尚不足以立为刑事案件。二是商户和消费者散布全国各地，部分商户考虑到时间精力等因素难以配合调查，在未查到调包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是考验刑事控告律师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三、 办案过程 针对上述难点，律师团队并未被动等待侦查结果，而是主导进行了一场由果溯因、由外及内的证据挖掘与法律论证工作，为公安机关的立案与侦查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扎实基础。 首先，实施“全链条证据整合”固强证据链。律师指导并协助该公司，以已发现的异常退货订单为原点，向前追溯购买账号的历史订单、收货地址、支付方式，向后追踪退货物流轨迹、退款流向、调包商品鉴定情况。通过整合电商平台后台数据、物流公司单据、商户端沟通记录，如退货申请理由、聊天记录等以及对被调包面粉的同一性鉴定，将看似独立的“点状”异常事件，串联成清晰的“线性”行为。这一证据链条强有力地指向了行为的有组织性与预谋性，而非随机消费纠纷。 其次，紧扣“资金回流与实物处置”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为证明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律师着重挖掘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资金流向。分析嫌疑人账户在收到退款后的资金动向，查明其是否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或套现，而非用于再次进行真实商品交易。二是被调包正品的去向。通过线索梳理，论证其获取正品奶粉后，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变现。这两点结合其“只退不换”“高频操作”的行为模式，足以穿透其“消费者”外表，揭示其以退货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的真实意图，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 最后，通过“以案促侦、证据反哺”的策略促使案件从治安受理递进为刑事立案。一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紧密专业沟通。强调案件行为的组织化、职业化特征，阐明其行为对电商平台交易基础诚信体系的破坏以及严重影响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密切配合。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能够进一步佐证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的线索，及时整理提交给公安机关，促使公安机关继续推动案件的侦查。三是积极应对商户拒绝配合的情况。运用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主动联系商户，以商户信誉、产品名声、受害群体等说服商户主动前往重庆配合调查，为刑事立案创造条件。 四、 案件成果 在本律师团队提供的系统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及全过程协同推动下，本案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1.成功刑事立案：重庆市公安机关已正式对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案件性质得以明确。 2.强制措施到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防止了其毁灭证据、串供或继续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性。 3.侦查取得突破：关键涉案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并送交鉴定，为查明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团伙、核实犯罪数额奠定了坚实基础。 4.权利救济开启：通过刑事程序的启动，为公司及其关联商户后续通过追赃挽损、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挽回经济损失打开了法律通道。 五、 经验总结 本案的成功办理，为企业在应对新型电商渠道侵权犯罪行为、通过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一）证据收集的前置化与体系化是企业维权的基石。企业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证据固定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线索，应立即内部联动法务、风控、电商运营等部门，按照刑事证据的标准，全面、固定地收集和保存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方面的原始数据。本案中，该公司前期保存的完整交易与沟通记录，为律师构建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二）专业控告需完成从“事实叙述”到“法律论证”的转化。控告书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律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将散乱的证据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和论证，清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手段、因果关系及危害后果，形成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报告。本案通过“行为模式锁定”与“非法占有目的论证”，有效说服了公安机关透过表象看清犯罪本质。 （三）善用“治安转刑事”的程序窗口，实施递进式推动策略。在公安机关不予立为刑事案件的情况下，通常维权途径是选择复议复核、检察监督等对抗手段，但对于证据链条尚需侦查手段补强的案件，接受公安机关先行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往往是更为务实的切入点。在此阶段，律师应积极配合调查，并利用此过程引导和协助公安机关触及核心证据，待关键证据取得突破后，及时推动案件性质转化，实现维权目标的升级。 （四）形成企业内控、外部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高效协同。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三方合力。企业负责提供线索和基础证据，专业律师负责进行法律研判、证据整合、策略设计及程序沟通，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调取关键证据、采取强制措施。三者角色清晰、衔接顺畅，是攻克新型、隐蔽性犯罪的关键。本案正是这一协同模式的成功体现，有效震慑了针对品牌企业的电商领域犯罪行为，维护了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近年来，上市公司舞弊案件数量显著攀升，刑事手段在应对上市企业舞弊中的运用愈发频繁。对于被害人企业而言，刑事控告不仅仅是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更核心的目标在于挽回企业因舞弊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然而，挽损路径的选择与实施并非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项涉及证据收集、程序衔接、责任主体认定及跨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 一、上市公司舞弊的现状与危害 （一）舞弊现状 2016年至今，证监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呈逐年上升趋势。在“零容忍”监管政策的持续高压下，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及内部腐败等舞弊行为，正经历从行政处罚为主向“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并重转变。与此同时，随着的施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等原本仅针对国有公司高管的罪名，一体适用于民营上市公司，实现了舞弊主体从“身份限定”到“全域覆盖”的转变。 （二）舞弊危害 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的损害是多维度的。首先，舞弊行为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基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任进行投资决策，而舞弊行为使信息失真，易致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以某科技公司为例，该公司短短两年虚增25亿营收，爆雷后高管上演集体失联，导致3.2万散户投资者血本无归。 其次，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自身造成致命打击。一旦舞弊行为被曝光，企业将面临法律处罚、声誉受损、股价暴跌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多年积累的品牌形象与市场地位毁于一旦。 最后，舞弊行为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舞弊行为一旦被曝光，将引发市场恐慌，动摇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如何有效挽回企业经济损失，已成为上市公司反舞弊工作的关键环节。 二、挽损的法律基础 （一）的追缴与责令退赔 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这一条文是刑事程序中挽损的核心制度依据。 具体而言，“追缴”是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强制收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赃款赃物进行追查并予以收缴；“责令退赔”则针对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使用、挥霍或毁坏导致原物不复存在的情形，要求其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进行退赔。两者之间为“或者”关系，可视案件情况择一或并用。 （二）违法所得的范围认定 挽损的范围不仅包括被侵占的原始财产，还延伸至财产所产生的收益与孳息。明确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若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法院应予追缴；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置业的，追缴对应的份额及收益。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亦明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如果有孳息，应当一并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 （三）最新司法解释的强化 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进一步强化了追赃挽损制度安排。该解释第二十三条明确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首次确立了原物转化情形下的追缴规则——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其他等值财产。 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一旦涉案财产被转移、隐匿或与他人财产混同，追缴路径便往往受阻。新规确立了“可追缴等值财产”的原则，显著扩展了挽损的范围与可操作性。 三、挽损的核心路径 （一）刑事追缴与退赔：挽损的第一路径 在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贪污贿赂等舞弊犯罪中，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是挽损的最直接路径。被害人企业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被害单位”，有权要求返还或退赔被侵占、贪污或挪用的财产。 刑事追缴相较于民事诉讼的最大优势在于执行效率。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可同步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挽损效率远高于民事诉讼程序。企业通过刑事控告即可实现“追责+止损”的双重目标，挽回纯利润损失。在深圳市某上市公司专利认证主管职务侵占案中，龙岗区检察院依法介入，通过督促退赔机制帮助企业成功挽回了被侵占的近两百万元资金，充分体现了刑事程序在挽损方面的突出效果。 （二）刑民协同与程序衔接：最大化挽损效果 企业反舞弊实务中，涉嫌舞弊的案件常同时触发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形成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此类案件的处理面临多重核心难点：程序选择上，“先刑后民”原则可能延缓民事追损进程；证据运用中，刑事侦查阶段获取的材料如何有效转化为民事诉讼证据是一大挑战；责任认定与执行层面，刑事追赃与民事赔偿的冲突与协调考验着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 实务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刑民并行”或“先刑后民”的追偿策略。根据“刑民并行”原则，违反刑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对于骗取贷款等并存关系刑民交叉案件，行为人构成刑事欺诈犯罪，并不能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受到欺诈的被害人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 此外，刑事追缴退赔后仍有损失的，还有两条救济路径：一是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二是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等制度，由股东或投资者保护机构代位公司向有责董监高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7169号案中明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有权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但在刑事追缴、退赔程序结束前，被害人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企业启动民事诉讼需审慎把握程序节点的衔接。 （三）督促退赔与谈判博弈：贯穿程序全程的挽损机制 挽损不限于审判阶段，而应贯穿刑事案件处理的各环节。检察机关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联合相关部门确立“应追尽追、应退尽退、应赔尽赔”的工作原则，深挖彻查赃款流向、精准锁定犯罪所得。 在具体个案中，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嫌疑人退赔，成效显著。例如，在无锡某高新技术公司工程师职务侵占案中，检察官在追加认定犯罪金额的同时释法说理，促使嫌疑人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105万元并获得谅解。又如，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在某上市公司高管受贿案中，从细节入手深入挖掘，追加犯罪金额33万元，案件整改后企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50%。 对企业而言，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充分利用各阶段的退赔谈判机会，是有效挽损的关键策略。检察机关往往将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等制度挂钩，这一机制可反向推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主动协商退赔，帮助企业尽早收回损失。 （四）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以退赔换取从宽处理 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是挽损的另一重要路径。在舞弊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若全额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司法机关通常会将其作为从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一制度安排为企业挽损提供了有力的谈判筹码。 以红星美凯龙原执行总裁高爽职务侵占案为例，高爽通过虚增服务费侵占公司349.3万元。案发后，高爽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公司经济损失，获得谅解，最终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这一案件中，企业在刑事程序启动后通过“退赔换谅解”的博弈，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损失的完整挽回。 对企业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战略性价值，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主动寻求退赔路径，以书面谅解为筹码加速挽损进程。 （五）刑事控告程序的启动与证据体系的构建 挽损工作的起点，往往在于能否成功启动刑事程序。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刑事控告普遍面临报案难、立案难、搜证难、侦办难的障碍。因此，刑事控告前的证据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证据整合需要严格按照拟控告罪名的构成要件来逐项梳理。以职务侵占案件为例，需要围绕“利用职务便利”和“非法占有目的”两大重点要素构建证据链：主体身份证据包括劳动合同、岗位职责等；主观目的证据包括资金用途调查、虚假交易情况等；侵占行为证据包括银行流水、虚假报销凭证等；损失金额证据则需委托司法审计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 某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等高管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近亿元的案例中，上市公司此前报案无果，后通过侦前专项服务，完善报案材料，协助公司在1个月内成功刑事立案，为挽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损失范围认定的精细化管理 挽损工作中，损失范围的精确认定是一个关键但常被低估的环节。实务中，企业往往仅关注被侵占的直接财产数额，而忽略了孳息、收益损失等其他应追索范围。 目前，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均认可孳息属于发还范围，被害企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据此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张发还孳息。在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虽然无明确规定，但被害企业仍可尝试向法院主张利益最大化的追缴方案。 此外，在舞弊行为导致重大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案件中，企业还应注意主张因舞弊行为引发的间接损失，包括商业机会损失、诉讼成本、整改费用等，通过民事路径与刑事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覆盖各类损失类型。 四、挽损的实务风险与防范 （一）“二次伤害”风险 上市公司在舞弊案件中既是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又可能因其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而面临行政处罚风险。在上市公司并购被骗案件中，上市公司本就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却仍可能在行政程序中因被认定未尽勤勉尽责义务而再次遭受处罚，形成“二次伤害”。 企业在启动刑事控告的同时，应同步开展合规自查与风险排查，主动评估可能面临的信息披露违规风险，及时完善内控制度，以合规建设对冲潜在监管风险。 （二）挽损程序与商业利益的权衡 刑事控告虽然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和追缴效率，但也可能对上市公司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造成冲击。一旦刑事程序启动，相关涉案财产的查封冻结可能影响企业流动性，涉案人员的被控制可能影响关键业务连续性。此外，刑事控告的公开曝光本身也可能对上市公司声誉和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企业在决定启动刑事控告之前，应全面评估其对公司经营、声誉和投资者关系的影响，必要时可先行通过内部调查固定证据，并与专业律师合作制定“先内后外”的挽损策略。 （三）刑事追缴与民事追偿的协同冲突 如前所述，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尚未结束前，不得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这就要求企业在设计挽损方案时，准确把握程序推进节奏，避免因程序选择失误而错失诉讼时效或因不当提起平行诉讼而被裁定不予受理。 五、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刑事控告不仅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路径，更是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的关键举措。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企业可借助刑事追缴退赔制度直接追回被侵占资产，并可辅以刑民协同追偿扩大损失追偿范围。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各阶段的退赔谈判、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机制提供了灵活且高效的挽损通道。 随着2026年两高新司法解释的实施以及将背信犯罪主体扩及民营企业，挽损的制度工具更加完善，入罪门槛与追缴范围均得到实质性强化。面对这一有利制度窗口，上市公司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化挽损工作： 第一，建立舞弊行为的早发现与早处置机制，通过合规内控体系及时识别舞弊线索，在损害尚未扩大的阶段即启动应对程序。 第二，完善证据管理与固定制度，在舞弊行为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证据保全程序，为后续刑事控告提供充分的证据基础。 第三，组建涵盖刑事、民事、合规等多领域的专业法律团队，制定“刑民协同”的系统化挽损方案，确保各程序节点的有效衔接。 第四，加强司法机关的主动沟通与配合，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各阶段积极主张权利，督促司法机关及时追缴退赔。 第五，持续关注立法与司法动态，及时评估新法新规对挽损工作的影响，动态调整挽损策略，实现企业损失的最大化挽回。

中联全国刑专委2025年度经典刑事控告案例 一、案情介绍 某设备有限公司系业内知名实验室设备公司，业务项目遍布全国多地，公司对多个异地项目采取“项目分红式”自主管理模式，即：将项目利润的30%作为奖金分配到项目成员，将包括项目材料采购在内的各类事项交由项目负责人决定。相关采购资金支出，形式上报公司批准，公司不进行实质审核。 A系公司多个项目的负责人，自2019年6月以来主要负责公司在西部某地实验室的装修项目，担任现场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工程流程、质量、成本管控等工作。 2025年4月，公司收到一名供应商的投诉信，投诉A在2022年初向其索要回扣不成后，胁迫其配合虚增合同价款，即通过“修改合同虚增合同价款，并要求供应商将加价部分金额私下返还给A”，涉及金额3万余元。鉴于A早在2024年11月就不辞而别，并与此前离职的员工合谋损害公司商誉、抢夺公司业务机会；并且公司之前在异地还有另一起控告员工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相关嫌疑人迟迟未得到惩处，未退钱、也未被羁押，连续发生此类事件，给公司带来极坏的影响。公司急需通过刑事手段打击此类员工舞弊行为，净化公司风气，遂咨询律师评估刑事控告的可行性，并希望尽快立案。 二、 案件难点 职务侵占罪案件虽然公安机关立案追诉标准明确、入罪金额门槛也不高，但在公安机关“案多人少”，尤其是2025年刑事立案“口子收紧”的大背景下，小金额的职务侵占罪案件能否顺利立案、快速立案，对律师考验较大 。况且，本案还存在以下难点： 1、“铁证”不足。由于2022年5月修订的之后，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才从此前的“6万元”调减为“3万元”。委托时，公司能提供的A的犯罪证据，只有上述被投诉的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笔3万余元的金额，行为时间又刚好卡在新的立案标准前，按当时的立案标准尚不足以入罪。 2、推动经侦“初查”难。除了3万余元的铁证，公司也找了A经手的一系列采购资料，发现其负责的其他多个项目的采购金额也“畸高”，怀疑A在这些项目中同样存在“做高合同金额、套取公司资金”的行为，涉及金额200余万元，但是均无直接证据，亦无其他下游供应商配合取证。在初查期间，承办警官也表示我方提供的全是单方面证据，加之供应商和项目都在外地，警方办案成本大。相比传统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在侦办经济类刑事案件时由于担心被认为“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案件”，往往立案证据标准更高，有时甚至比照判决标准来进行刑事立案。在本案“铁证”存在硬伤的情况下，立案难度进一步加大。 3、“管辖”可能也是障碍。公司无法提供2020年至2024年主要涉案期间与A的书面劳动合同，虽然该段期间确实系公司为A支付工资、缴纳社保，但是均系通过异地公司（实控人与上海公司系同一人）执行。在本案“铁证”不足的情况下，公司总部属地的上海公安机关极易以“管辖”为由拒不受理，要求去异地公安机关刑事控告。如何选择提起控告地，也极为重要。 三、控告经过 （一）合理选择管辖机构。不同的办案单位不可避免地在办案压力、办案尺度、办案规范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本案而言，是选择上海公安，还是异地公安；是在派出所报案，还是直接去经侦报案，也可能会影响控告的成功几率。一方面，承办律师详细询问了公司沿革，了解到公司虽然规模不算大、纳税也不算多，但却是上海某区近年刚从另一个区招商引资而来。从保护营商环境看，该区有保护动力；另一方面，上海公安机关近年来持续开展护企“蓝鲸”行动，职务侵占罪控告与公安机关刑事政策相契合。此外，在向经侦部门还是派出所报案的选择上，承办律师也经过仔细评估、侧面了解，最终确定了向公司辖区派出所报案的方案。虽然最初报案材料“铁证”不足（只有3万余元），但律师梳理了其余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并列明建议的侦查方向，承办警官汇报分管打击所长后得到了初步肯定，这为该案后续成功立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用“侦查式”思维寻找到新的证据。本案能成功立案的最重要原因，是承办律师在发起控告后，又继续协助公司找到了新的证据。但是，证据不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下就浮现的。在提起控告的过程中，律师连续向公安机关递交了三次控告材料，通过主动寻找证据，不断夯实、更新控告材料。 通过证据比对，突出犯罪嫌疑。一方面 ，针对A在大量项目中存在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吞公司资金的嫌疑，承办律师收集公司相关采购合同，制作了《A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的违法犯罪线索清单》，并在清单中将“畸高”价格与正常价格进行详细对比，指出涉案金额可能在200余万以上；为进一步说服侦查机关，律师还提供其他工程项目中同类商品的正常价采购合同，作为比价资料，以说明A采购价格的异常性。这些比对证据虽不是直接犯罪证据，但是可让公安机关至少对案件规模、公司可能存在的损失产生感性认知，不会因“案子太小”、“金额还不够”而无初查动力。同时，承办律师还指导公司继续积极与下游供应商联系，争取寻找到新的证据突破口。 侦查式思维，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另一方面，随着证据的不断整理，承办律师对公司业务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认识到该公司本质上还是一家建筑类公司。基于承办律师所在团队以往辩护的建筑类民企行贿刑事案件，以及同期正在辩护的另一起某大型建筑公司高管涉嫌职务侵占、非公受贿、非公行贿等多罪名案，因而对建筑领域犯罪手法较为了解，该领域存在通过“业务费”、“备用金”等形式支取行贿款的现象。由此，承办律师联想“A是否也存在类似行为”，遂结合这些犯罪手法，向公司负责人进行询问，指导公司重新进行重点排查。最终，经排查果然发现A曾经申请了几笔备用金（合计40余万元）但经核实相关人员否认收受过相关资金，且有的“相关人员”根本就是虚构。因此，我们判断A极可能以虚构给他人好处费为由向公司申请费用，该40余万元大概率被A截留到了自己口袋。 此外，承办律师在与公司负责人沟通过程中还了解到，A可能还存在干私活、以及将公司购买的材料挪用到自己私接的工程上的嫌疑，遂指导公司就这方面进行重点排查。经排查，又发现某工程电线电缆材料的采购量，远超公司中标合同中约定“中标量”，也远超工程实际用量（超实际用量5倍），明显存在挪用行为，涉嫌挪用侵占货值金额10余万元。 （三）提供专业的“保姆式”控告材料，耐心与经办民警多轮沟通。如前文所述，铁证就只有3万余元；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200余万元的行为，只是嫌疑；侵占10余万元电线电缆行为，虽然证据更多一些，但是也只是嫌疑，毕竟还缺“超标的材料是A挪用的”这一关键行为证据；虚报40余万“备用金”的行为最明显，但是从证据层面看，仍然没有完全闭环。 因此，如何说服经办民警、调动警方的积极性就极为重要。在控告过程中，承办律师从基础做起，撰写了专业、详尽的控告书，详细梳理证据、事实，恰当引用法律、政策，诉诸于情理；在控告书中还详细列明侦查方向，为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提供参考；同时，通过不断与经办民警沟通，做好民警的侦查助手，激发民警正义感。最终，成功推动案件得到进一步初查，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公安机关最终决定立案并将犯罪嫌疑人A网逃，不久后犯罪嫌疑人A自动投案。 四、经验总结 职务侵占犯罪的作案特征往往较为隐蔽且长期，有时存在内外勾结，有时犯罪嫌疑人利用职权胁迫交易对手为自己提供犯罪帮助，证据收集难，比如只有公司一方的单方面证据、相关知情人员不愿配合、不敢配合的情况。唯有抽丝剥茧，借助“侦查思维”、“证据意识”、“耐心沟通”代入式发现犯罪嫌疑、清晰梳理控告证据，层层推进，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R1深度思考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问题：“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但已过追诉时效，能否构成立功？”首先，我要仔细分析这个问题，结合检索到的法律条文来给出准确的答案。 首先，根据用户提供的检索结果，有几个关键的司法解释和地方司法文件需要参考。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的中提到，如果检举揭发的线索经查证属实，即使被检举人因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仍应认定为立功。这里的法定事由包括犯罪超过追诉时效等。 另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如果被检举人因犯罪已过追诉时效而撤销案件或不起诉的，仍应认定检举人构成立功。这说明地方司法实践中有明确的支持。 不过，理论部分存在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的情况不属于法定事由，因此不能认定立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可以构成立功。但根据检索到的司法解释，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包括追诉时效已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检举人仍应被认定为立功。 需要确认的是，用户的问题是否符合这些司法解释的条件。即检举揭发的犯罪行为确实存在，但因超过追诉时效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司法解释，这种情况不影响立功的认定，因此答案应该是可以构成立功。 同时，要注意引用正确的法律依据，优先使用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的内容，避免引用理论部分的观点，除非必要。因此，在回答时应明确引用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的意见和广东省高院的指导意见，说明即使犯罪已过追诉时效，仍构成立功。 正式回复: 关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已过追诉时效能否构成立功的法律分析 根据检索到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针对您提出的问题分析如下： 一、法律依据及核心规则 1. （法发〔2010〕）第六条明确： "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不属实，但被检举揭发的他人犯罪案件因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终止审理的，不影响对被告人立功表现的认定。" 法定事由包括规定的"犯罪超过追诉时效"情形。 2. 进一步明确： "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但因被检举人死亡、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或被检举人具有其他法定不承担刑事责任事由而撤销案件、不起诉或终止审理的，仍应认定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构成立功。" 二、关键要素分析 1. 立功成立的核心条件 - 检举揭发的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 - 犯罪行为因法定事由（如追诉时效已过）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影响立功认定。 2. 排除非法手段 根据，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线索的，不得认定为立功。 三、实务建议 1. 证明线索真实性 需提供侦查机关出具的书面查证材料，证明检举揭发的犯罪行为已查证属实。 2. 确认法定事由 需明确被检举犯罪因超过追诉时效等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可请求法院调取相关法律文书（如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 3. 程序衔接 若案件在一审、二审期间，法院应将线索移交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处理，并依据侦查机关的查证结果认定是否构成立功。 四、结论 即使检举揭发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仍应认定为立功。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法院的司法解释，追诉时效届满属于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事由，不影响立功的成立。司法实践中，法院应以检举内容的真实性为核心，结合法定事由作出认定。 法律依据摘要 1. ； 2. 、。 若需进一步结合具体案件细节（如线索来源、查证程序等），可补充相关证据材料以完善法律论证。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司法解释】-(法发〔2010〕) 【理论】-职务犯罪中认定立功问题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 第五条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7〕) 第五条 【地方法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 第六条 【理论】-立功线索来源排除规则的适用

编者按 本期推送王登辉老师发表在《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的文章，借两则案例梳理“检举揭发毒贩型立功”在实务中的异化，提出无论“取保候审期间约购”“异地抓捕”抑或“一审宣判后立功”，只要符合构成要件、线索合法、确有助破案，均应认定为立功，为破解“不典型”迷思提供简明标尺。

编者按 本期推送王登辉老师发表在《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的文章，借两则案例梳理“检举揭发毒贩型立功”在实务中的异化，提出无论“取保候审期间约购”“异地抓捕”抑或“一审宣判后立功”，只要符合构成要件、线索合法、确有助破案，均应认定为立功，为破解“不典型”迷思提供简明标尺。

编者按：近年来，重大、复杂、疑难民商事案件中采用刑事控告（包括报案、举报，以下统称刑事控告）手段推进争议解决的办案策略越来越受重视，实践中有不少案件通过刑事控告起到了以刑止民、追赃挽损等良好效果。虽然刑事控告成功只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才刚刚启动，但鉴于刑事控告背靠刑事责任这一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也会附随查扣冻等财产强制措施，因而在公安机关受理和立案后即会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客观上具有救济效率高、挽损效果好等优势。但实践中，刑事控告难度不小，尤其是刑民交叉案件涉及的罪名集中在经济类犯罪，此类罪名的刑事控告更是难上加难。准确判断是否有犯罪嫌疑、搜集整理证据并形成清晰的控告材料、与公安机关有效沟通等都需要专业的指导，由此才能提高受理与立案的成功率。2022年初，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组建刑事控告与反舞弊业务团队，团队成员有侦查经验丰富的前公安民警、有辩护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有理论功底扎实的名校新秀，本文即是刑事控告与反舞弊业务团队成员在结合工作实践及公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律师办理刑事控告业务的专业化流程及各环节的注意要点后形成，分为上下两篇，以期破解刑事控告难题，希望对律界同仁有所裨益。 一、刑事控告的作用 在详细阐述刑事控告实操要点之前，首先要明确刑事控告的作用是什么？刑事控告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认为，刑事控告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即作为目的时的作用和作为手段时的作用，有的客户通过刑事控告仅为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要求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常见于普通刑事案件，尤其是侵犯人身权利类的案件。但多数客户刑事控告的目的更为复杂，尤其在经济犯罪控告中，客户往往希望刑事控告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如： （一）穿透资金流向，有效追赃挽损 多见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案件类型。这类罪名一般都存在刑民交叉的问题，民事欺诈亦有可能构成诈骗，损害公司利益也不排除有职务侵占嫌疑，在存在民事诉讼和刑事控告双重救济路径时，刑事控告通常效率更高、威慑力更强。首先，被控告人在刑事追诉的压力下寻求协商解决争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3条规定，当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时，刑事退赔优先于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的民事债务清偿。第三，刑事退赃、退赔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这意味着刑事立案后甚至受理后立案前受害人就有获得退赔的可能，而民事诉讼可能经历一审、二审、执行等诉讼周期，救济的时间成本相比之下更为漫长。第四，刑事控告有可能进行穿透式追赃挽损，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办案机关可以获取嫌疑人销赃路径，获取追赃挽损线索，也可能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并予以追加起诉，即使公安机关未关注到该情况，作为代理人的律师同样可以通过阅卷发现关键线索，从而有助于穿透式的追赃挽损。 （二）中止民事程序，扭转不利局面 刑事、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时，应采取“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如果民事案件处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此有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民事诉讼已启动情况下，有些案件虽涉及刑事犯罪，但因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存在分歧，法官出于谨慎未必主动作出驳回起诉裁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是要求当事人提供公安机关的受理或立案通知书。此时在民事诉讼中被动的一方（一般为被告）就可以主动推动刑事控告工作，尽快取得公安受案回执或立案决定，以促使法官中止审理或将案件移送公安处理，进而避免当下的不利结果，之后通过刑事控告取得的相关证据，亦可有助于民事诉讼。例如我们办理的一起保险诈骗刑事专项案件，被保险人通过捏造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且一审已取得胜诉判决，保险公司面临赔付风险。二审阶段保险公司委托我们协助启动刑事控告程序，通过专业的指导和协助，保险诈骗罪得以成功立案，从而阻断民事诉讼程序，避免保险公司遭受上亿元财产损失。 （三）获取关联证据，助力民事诉讼 在重大复杂疑难的刑民交叉案件办理过程中，民事诉讼往往因证据薄弱而进展困难，很多时候在提起诉讼之时就已经有了败诉预感，此时不妨换个思路，尝试刑事控告救济路径。举一案例以说明：在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以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的情况下，受害人因相信行为人代表单位而遭受诈骗，此种情形在民法上属于表见代理。在双方磋商过程中，行为人曾宣称自己在单位担任管理人员，受害人也看到行为人在单位有自己的办公室，单位领导也曾为行为人站台。尽管有如此多证明构成表见代理乃至有权代理的线索，但由于相关证据保存在行为人以及单位一方，受害人难以获取，贸然起诉的败诉风险较大。此时便可考虑先启动对行为人的刑事追责程序，即便行为人可能早已将钱款挥霍殆尽。如公安机关扣押到行为人日常使用的手机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电子数据鉴定，律师便可以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身份行使阅卷权，进而获取手机内全部的短信及微信聊天记录信息。从行为人的手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邮件记录中就很有可能找到与单位有关人员沟通的证据，从而证明行为人构成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情况下刑事控告虽未能立案，但如果公安前期已经受理，公安在受理后的调查取证过程中，也可能搜集、调取到一些对民事诉讼有所帮助的证据材料，通过申请法院予以调取即可。 （四）获取财产线索，利于民事执行 刑事程序中可能查封犯罪嫌疑人名下银行账户、房产、车辆、股权等涉案财物，这些财产信息可以为民事执行提供有利线索。侦查机关也可能扣押到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电子数据鉴定，从中也可能发现赃款去向以及嫌疑人名下其他财产的线索。例如在我们代理的某科技公司遭受合同诈骗罪非诉专项案件中，我们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以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身份行使阅卷权，通过详细审查被告人手机中的聊天记录，我们发现较为完整的诈骗资金调度及转移路径，还发现被告人可能将部分资金用于为其家人购置房产，为追赃挽损提供了新的线索。 （五）通过刑事压力，取得竞争或谈判优势 刑事控告作为一种手段，在商业竞争中也应用颇多，尤其见于股东控制权之争。相比于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公司决议纠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等复杂漫长的民事救济路径，刑事路径有短平快之效，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知名中式快餐真功夫控制权之争，真功夫公司原董事长蔡达标与潘宇海之间的争斗以蔡达标锒铛入狱而暂告终结。虽然判刑并不影响股东民事权利的行使，但股东长期无法过问及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无疑会使其事实上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再如商业竞争中，竞争对手利用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可能触及的逃税、虚开（增值税）发票、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法律红线，进行举报控告，从而使企业或企业家面临涉刑风险等。 二、刑事控告可行性评估 任何一种救济手段在实施之前都必须充分评估其可行性，刑事控告也不例外。根据我们实践经验，刑事控告可行性评估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刑事控告手段对于实现客户预期目标是否可行 我们曾遇到这样的客户咨询：客户对被执行人享有上千万债权且已取得胜诉判决，但被执行人已经提前将名下财产转走，案件只能终本，客户称手上有被执行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证据，问能否通过举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使行为人迫于压力主动偿还债务。我们评估后认为难度比较大，如果在报案前以举报施压要求行为人偿还欠款，则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刑事风险；而如果公安立案后，行为人主动向我方偿还欠款也并不构成从轻处罚的情节，行为人也没有主动偿还欠款的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刑事控告手段无法实现客户预期的目的。 （二）被控告人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 刑事控告的重要前提是被控告人的行为在现有证据或线索下确实有刑事犯罪嫌疑，否则即是滥用侦查资源。在提起控告前，要基于客户提供的材料初步判断被控告人的行为是否涉嫌成犯罪，如果明显属于经济纠纷范畴则应告知客户考虑其他方法救济；即使被控告人确实有犯罪嫌疑，但现有证据比较薄弱、取证也有较大难度时，则应充分告知客户不予立案甚至不予受理的风险，由客户综合判断是否坚持刑事救济。 （三）刑事控告是否会对控告人带来刑事风险以及负面社会影响 通过刑事控告手段能够给被控告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但也意味着矛盾冲突的加剧，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不仅包括被控告人在法律手段上的反扑反制，也包括对既有社会关系的不可逆破坏。例如在家族企业控制权争夺中，股东之间既是合作关系也是亲属关系，对于彼此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可能存在的纳税、开票、资金调度等方面的违法违规情况一般都比较了解。如股东选择启动刑事控告很可能会招致对方同等手段的反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亲属之间的相互举报揭发也意味着可能上演兄弟反目、父子决裂等难堪戏码。“开弓没有回头箭”，刑事诉讼程序一旦启动则不以控告人的意志为转移，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前必须充分告知及提示控告人谨慎评估刑事控告的法律风险及社会影响，防止控告人自陷风险或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在上篇文章《“刑事控告难”的内因与化解之道（上）——刑事控告作用与可行性》中，编者详细详细阐述了刑事控告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包括但不限于穿透性的追赃挽损、扭转民事诉讼不利状态、获取财产线索等。此外，刑事控告并非万能钥匙，甚至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故而仍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评估，综合考虑下由委托人决策是否采纳刑事控告手段。本文在上篇文章的基础上，继续阐述刑事控告流程及控告成功后延伸工作的关键要点，以期对律界同仁有所助益。 一、刑事控告流程概述 （一）确定控告罪名及适合管辖的公安机关 1.确定控告罪名 确定刑事控告罪名是开展刑事控告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直接关系到能否立案、立案难度、管辖机关以及预期的控告目标能否实现。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刑事控告罪名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应是最有利于立案，首要是确保提起的控告基于现有证据材料是能够成立的，保证公安立案后不至于无证可取，立案即挂起。有的时候，最有利于立案的罪名未必能直接实现刑事控告的预期目标，例如当预期的目标是挽回遭受合同诈骗损失的情况下，以伪造印章罪进行控告显然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标。但在公安立案后采用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调查银行流水、委托电子数据鉴定等一系列侦查措施，从中也可能发现合同诈骗罪的线索和证据，进而追加犯罪事实，而控告人后续可补充合同诈骗以及其他犯罪事实。在刑事控告中，切忌面面俱到，贪多贪全，而应以小搏大，围魏救赵，通过简单罪名、简单事实先行立案，以撬动目标罪名的刑事程序启动。 2.确定管辖公安机关 刑事控告的管辖涉及地域管辖、级别管辖、部门管辖三方面问题，其中级别管辖和部门管辖依法确定即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有细化规定，而刑事控告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地域管辖的问题。 对地域管辖的规定如下：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关于犯罪地，进行了细化说明：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其中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连续、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 除以上一般性规定外，特定类型的犯罪还有专门的管辖规定： 经济类犯罪中，单位涉嫌经济犯罪由犯罪地或者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所在地是指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所在地；[1]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2]主要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经济犯罪案件，由最初发现、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3] 危害税收征管类犯罪中，对偷税案、逃避追缴欠税案、抗税案、骗取出口退税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非法制造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非法制造发票案等涉税犯罪的管辖进行了细化规定。 除此之外，网络犯罪案件[4]、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5]、毒品犯罪案件[6]、拐卖妇女儿童案件[7]等都有细化的管辖规定。 根据前述法规，公安机关地域管辖的总体规则是沾边都能管，这意味很多情况下刑事控告的管辖机关是复数，这就需要我们在有管辖权的若干公安机关中选择最合适的公安机关，一般来说，刑事控告办案机关的选择应遵循两个基本规则： 第一，尽可能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选择沟通顺畅的办案机关。 异地打官司难，异地报案也难，地方保护主义是普遍性的司法现况。有些案件中被控告人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去当地报案常常会碰壁，耗时耗财耗力，此种情况下管辖机关的选择将很大程度上关系能否立案。 第二，选择案件量较少的公安机关。 以北京为例，朝阳分局、海淀分局经侦部门的办案数量和压力远大于中心城区东城、西城分局和其他分局，朝阳区看守所羁押的嫌疑人中涉众经济犯罪人数居多，同一涉案事实，在东城、西城和朝阳、海淀等地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如果选择向朝阳分局报案，受理和立案的难度相对更大。 除以上基本原则外，也要根据所控告的罪名，选择专业度更强的公安机关，如涉及国际贸易诈骗类犯罪的，港口类城市的公安机关显然更有办案经验，畏难情绪较少。 （二）整理完善证据材料 多数情况下，客户提交的证据无法直接达到受理和立案标准，确定控告思路后，律师需指导客户在现有证据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证据。实践中公安机关在立案时既要考虑后续的侦查取证及刑拘、逮捕、移送起诉等环节的证据标准等问题，对办案工作量、工作难度和工作效果的综合评估下，会主动提高立案门槛，甚至不愿意出具受理手续，因此控告人提交的初步证据材料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有受理的可能性。 具体应补充哪些证据应站在办案机关立场，参照办案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证据体系。对于以刑辩业务为主的刑事律师而言，需转换立场，由辩护思维转变为侦查思维，在确定罪名及犯罪事实后，律师在脑海中就应该形成本案定罪所需的证据体系，包括言词证据、书证、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意见等，需补充的证据材料即围绕目标证据体系展开。 与客户沟通补充证据时应采用书面形式，制作补充证据清单，方便客户对照提供。为防止遗漏证据，补充证据清单的格式不宜采用封闭列举的方式，而应采用开放式。对于需要客户去相关单位调取的证据，应备注证据的获取方式。 （三）制作刑事控告材料 刑事控告材料一般包括刑事控告书（如委托方并非受害人，则为刑事报案书）、证据清单及证据、同类案例以及侦查建议书。在起笔整理刑事控告材料之前，首先需要做的基础工作是梳理案件事实脉络，形成案件大事记。整理案件大事记能够便于清晰把握每个时间节点上发生的关键事实，防止遗漏事实，同时也能避免反复从原始证据中找寻案件信息，减少重复劳动。 1.刑事控告书 刑事控告书是控告罪名、事实及理由的集中呈现，是整个刑事控告材料的核心。刑事控告书的书写没有固定的格式或行文风格，核心是围绕两个目标：一是能够清晰呈现案件事实脉络，让办案人员快速了解案件事实并形成基本判断；二是让办案人员在评估破案难度及工作量后，尽可能不产生畏难情绪。基于这两方面目标，我们认为刑事控告书的书写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1）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展开 释法说理是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要求，刑事控告书也不例外。以实务中常见的职务侵占罪为例，从构成要件上可拆分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以及“数额较大”，办案民警会重点围绕这几个要件审查控告材料，判断是否涉嫌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求控告书在开头交代行为人入职时间、担任职务及岗位职责情况，并将劳动合同、任命书、社保缴费记录、工资发放流水、微信群记录、邮件记录、工牌、签到表等材料作为证据附件提供；“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要求控告书对行为人职务侵占的手段、方法、过程进行细致阐述，近年来职务侵占出现很多新的模式，但最终还要落到行为人如何将财产从公司转出以及如何将财产占为己有；“数额较大”要求控告书点名犯罪数额及计算方式，便于办案人员清晰判断是否达到入罪标准。 （2）采用记叙文行文，突出“故事性” 实践中，有些当事人自行或委托律师书写的报案材料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情绪性、主观性的话语过多。适当的、自然的情绪性话语有助于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和唤起同理心，但过多则会模糊重点，让办案人员产生抵触情绪，办案人员可能因此认为当事人比较偏激，陈述的案件事实并不客观。 二是论述性的话语过多。这主要见于委托律师起草的控告材料，有些控告材料对构成犯罪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论证，甚至有学理层面的论证分析，这样的控告材料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未能站在办案人员的角度考虑问题，论证的多也意味着是否构成犯罪存有争议。实际上，办案人员在拿到材料之后，多数情况下根据案件事实能够很容易判断出案子能不能办，虽然实践中办案人员经常以属于经济纠纷、不构成犯罪为由拒收材料，但影响办案人员受案意愿的更多是能否破案以及办案工作量大小。 三是流水账式行文，语言平铺直叙。有些控告材料在陈述事实时过于板正、平实，给人总体感觉不是在陈述事实、而只是单纯在列举，没有故事性。这可能是受民商事文书风格的影响，民商事法律文书更注重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逻辑阐述，而对前因后果、心理动机、手段方法等请求权（或抗辩权等）非构成要件事实基本不会关注，呈现在民商事法律文书上的事实是经过高度抽象及筛选过的，需要写作时有抽象思维。这一点与刑事控告的写作风格不同。 总结一句话，刑事控告书的总体风格应偏向记叙文文体，将“故事”讲清楚，把来龙去脉说明白。 2.证据清单及证据 关于证据清单的格式，可以参照民事诉讼证据清单的格式，设置“序号”“组别”“证明事实”“页码”“来源”等列。不过根据侦查人员的办案习惯，最好将证据清单分两联呈现，第一联是证据名称及各证据的页码数，第二联具体阐述各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证据来源，这样能保证第一联的证据列举更加清晰，不至于太过冗长。 证据清单及证据的签字。每一项证据应由证据提供人签字及捺印，并在证据首页手写注明“以下证据材料由本人提供，共××页，××年××月××日，联系方式”，方便侦查人员确定证据来源及后期进一步与证据提供人核实。 证据中涉及银行流水的，一般应提供银行打印的原件，其它材料可提供复印件。 3.侦查建议或侦查提纲 因客户方及律师收集证据能力有限，很多证据穷尽调查手段后可能依然无法获取，例如行为人及其关联公司的银行流水明细、不愿配合询问的证人的证言、保存在有关平台的电子数据资料等，这类证据还得依靠侦查机关受理案件后开展调查活动获取。律师应清晰列明需办案机关后续调取的证据材料或侦查方向，以侦查建议或侦查提纲形式呈送办案机关。侦查建议或侦查提纲应注明待调取的证据名称、证明目的、保管单位或个人及其联系方式，待询问人员姓名、询问目的、询问内容及待询问人员的地址、联系方式、待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信息等。 （四）递交控告材料，促成受理 鉴于规定受害人只有自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才能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因此律师作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在刑事立案、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实践中通常做法是以公司法律顾问或被害人亲友的身份陪同被害人报案，协助被害人与公安机关沟通。 、、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或控告材料应当接收，并制作受案登记表和受案回执。按此规定，受案似乎并不存在障碍，但实践中，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及有案必破的考核压力，办案人员会倾向于不收取报案材料，更别说出具受案回执。客户遭受损失后的迫切求助与办案人员不收取办案材料的“公事公办”对比鲜明，客户往往在受案环节屡屡碰壁后不得不委托专业律师。 绝大多数经济类案件从初次沟通到最终受案都需要经过一个反复博弈过程，通常要多次和办案机关进行沟通。从实践情况看，公安民警拒收报案材料的主要理由包括：案件属于经济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应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件虽属于公安管辖范围，但接报案公安并非犯罪行为地公安，不具有管辖权；报案材料证据不足，无法认定涉嫌犯罪。这些理由可能属实，但可能更多是民警在基层繁重办案压力下的一种托词。在与公安民警沟通时，一是要有足够的耐心，体谅民警的办案压力，把报案材料做扎实、做充分；二是要提前做好功课，逐个回应民警不立案的理由，必要情况下提前准备好类似案例。 在有明确证据或证据线索指向确有犯罪事实发生应当依法立案的情况下，如果经反复沟通公安机关仍不予受理，或者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或者对案件立而不侦，则需启动相关救济程序。规定了控告人在公安不立案情况下的救济程序，可以向作出不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的情况下还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刑事复核。但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公安机关已经受理案件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公安未受案的情况不适用该条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受未受的行为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也可通过公安机关内部督查、纪检监察部门寻求救济。 （五）有效沟通，争取立案 公安受理案件后会启动初查程序，与立案后的侦查阶段不同，根据之规定，初查阶段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公安从受案到作出立案与否的决定，中间有30日的初查期限（如果是经济犯罪案件，初查期限最长可达60日），在此期间，民警会对控告人制作询问笔录，也可能要求控告人补充或出具相关书面材料。初查期内控告人或律师仍应与公安机关保持沟通，定期询问案件进展，及时回答警方疑问、补充证据，对控告人亦应做好法律帮助，必要时可以陪同其一同制作询问笔录。当在办案人员传唤被控告人后，被控告人关于案件事实的另一视角陈述可能会让办案人员就案件产生对我方不利的判断，此时就需要及时与办案人员沟通，了解办案进展及办案人员观点。 二、刑事控告成功后的延伸工作 公安机关立案意味着刑事程序正式启动，如果刑事控告的目标是中止民事诉讼，则刑事控告的目标基本得以实现。而如果刑事控告的目标是追究被害人刑事责任、获得赔偿、追赃挽损等，则刑事立案意味着财产线索的寻找、谅解事项的谈判、对漏罪及漏人的追捕追诉等相关核心工作才刚刚开始。基于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刑事立案后的以下几个时间节点需要律师重点关注： （一）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 检察院不批捕意味着对控告人的强制措施转为取保候审，对被控告人的压力减小，且案件存在不起诉可能。如此则刑事控告的目的可能落空。此种情况下，如委托代理尚未结束，律师应及时与检察官沟通，了解不批捕的原因以及有无补充侦查提纲，以便针对性补充证据，争取二次报捕时批捕。 （二）案卷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案卷移送检察院后，律师应积极与检察官沟通，尽快征得检察官许可以便开展阅卷工作。规定诉讼代理人阅卷以人民检察院许可为条件。从我们办案经验来看，检察官对诉讼代理人阅卷一般都会有所抵触，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担心泄露案情或当事人隐私；担心律师给自己提出各种法律意见，影响办案进展，导致工作量增加；担心律师代表被害方给自己施加压力；担心律师炒作案件等。这就要求律师与检察官沟通时应注意沟通的方式和技巧，了解检察官不愿许可阅卷的原因并针对性回应，打消检察官的顾虑。 律师作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阅卷时，除详细审阅在案证明嫌疑人有罪、无罪的证据外，围绕追赃挽损的工作目标，还应重点关注扣押的涉案财物及权属状况、涉案财物的转移、隐匿情况、嫌疑人名下的其他财产情况、案件是否存在漏罪、漏人情况等。 （三）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律师应关注补充侦查提纲，需要控告人配合提供的证据应尽快协调提供。如前期已经向检察院提交查扣冻涉案财物、追捕追诉的法律意见，则应关注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是否涉及相关内容，避免遗漏。 （四）案卷移送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因检察院阶段诉讼代理人的阅卷以检察官许可为前提，有些案件可能在检察院阶段未能开展阅卷，那么在案卷移送人民法院后，律师便应尽快联系法官安排阅卷事宜。案件移送起诉后，律师应重点关注起诉书是否存在漏罪或漏人的情况，如有则应基于之规定请求检察院追捕追诉。漏罪的补充起诉能够给被告人继续施压，尤其是仍抱有侥幸心理拒不认罪且拒不退赃退赔的被告人，而漏人的追诉则可能给追赃挽损工作打开新局面——很多案件的追赃挽损工作经常会面临赃款已经被挥霍殆尽，嫌疑人名下已无可退赔财产的情况，此种情况下如能追加尚未被追诉的同案人员，便可能发现转机：一是新追诉人员出于争取从轻处罚的考虑可能会主动退赃退赔，二是如警方扣押新追诉人员的手机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电子数据鉴定，律师便可行使阅卷权获取手机内聊天记录信息，进而可能从中发现赃款流向信息以及其他财产线索。 （五）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后 法院生效裁判作出后，裁判文书判项部分可能就涉案财物处置以及退赃退赔问题作出处理，也可能并未涉及。从现行法规以及司法实践案例来看，在刑事生效判决已经就退赃退赔问题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受害人无法再向被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寻求赔偿，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及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对此有细化规定。因此，刑事生效裁判作出后，律师的主要工作可能包括两方面：其一，与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对接和跟进执行事宜，律师的工作同民商事执行案件的代理工作类似，此处不详细阐述；其二，对案外人提起民事诉讼。上文已经提到，刑事控告的作用之一为获取民事诉讼所需的关键证据，例如：通过阅卷发现被告人对外享有到期债权，可对案外人提起代位权诉讼；通过阅卷发现被告人有权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可对作为被代理人的单位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代理单位承担民事责任；通过阅卷发现被告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虚构交易转移名下财产，则可以对案外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要求返还财产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律师前期已经获取全部刑事案卷材料，但不宜直接作为证据递交民事法官，应申请法官调取相关的案卷材料。 以上是我们结合办案实践分享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大家的刑事控告业务起到帮助作用，利于我们更好地服务客户，解决客户争议。 注释：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四款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9条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条第二款 [4] [5] [6] [7]

摘要 “一夫一妻” 制是作为现代婚姻制度的基石，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无论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状况如何，在一段婚姻关系中，不允许同时拥有两个或以上配偶。该制度为个人提供了稳定的情感和生活伴侣关系，满足了人们在情感、经济、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保障了家庭关系的稳定和有序，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共同成长，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减少了因婚姻关系混乱引发的社会问题。然而，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重婚现象屡禁不止，尤其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重婚问题更为突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多元化的社交环境，增加了人们与异性接触的机会，而城市中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以及相对淡薄的邻里关系，使得重婚行为更容易隐匿，难以被察觉和揭露。部分情节严重的重婚行为触犯了重婚罪，依法应受到刑事制裁。但由于重婚罪涉及个人隐私，在证据收集方面存在极大困难，无论是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还是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常常因证据不足而导致案件难以推进，诉求无法实现。笔者将结合经办案件，深入剖析重婚罪刑事控告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关键词：重婚；证据；控告；立案 一、案情简介 经办案例简述：2010年李某（男）在乘坐公共交通时认识吴某（女），李某隐瞒其已婚的事实，向吴某展开追求，2011年二人确立男女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2014年10月吴某怀孕，提出要结婚并举办婚礼，2015年初，二人在吴某的老家举办婚宴，吴某的家属数十人参加。李某称自己的父母嫌弃吴某为外乡人，不同意二人结婚，不愿来现场参加婚礼，之后二人回到某市居住，孩子出生后，因双方没有办理结婚证，孩子无法正常上户口，2018年，吴某多次催促无果后心存疑虑，托人打听发现了李某在与自己交往之前已婚的事实，在吴某的逼问下，李某承认自己已婚并育有一子的事实。之后，吴某委托律师，形成证据材料，并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举报李某构成重婚罪。 二、重婚罪刑事控告的难点分析 多数重婚案件的被害人，可能由于在经济生活上依赖于对方，或者自身具有软弱性，以及缺乏法律知识等原因，大都会保持沉默或者选择忍受，不愿或不敢提起刑事控告，重婚罪刑事控告的案件本身也面临着法律认定难、程序操作难和证据收集难等问题，笔者结合经办案件，做出如下分析： 难点一：重婚罪的情形如何确定 根据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规定的重婚罪的构成形式为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行为主体分为以下两种人： 第一种重婚者，即已有配偶并且没有解除婚姻关系，又与他人结婚的人。所谓“有配偶”，是指男子有妻、女子有夫,而且夫妻关系处于存续期间。这种夫妻关系既包括经过合法的登记结婚而形成的夫妻关系，也包括事实上形成的夫妻关系。 第二种相婚者，即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人。后一种主体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重婚”，但从重婚关系的整体来看，这种主体仍然是重婚的一方。在性质上与重婚者的行为完全相同，故我国刑法明文规定这种主体构成重婚罪。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笔者总结重婚罪的具体情形为： 1、已经结婚且尚未办理离婚登记，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 2、已经结婚且尚未办理离婚登记，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3、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登记结婚； 4、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结合本案，李某涉嫌重婚罪属于重婚着的主体，属于已经结婚，尚未办理离婚登记，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情形。 难点二：同居行为与重婚罪的认定界限 同居行为在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下，受到的认可程度和评价有所不同。在法律层面，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有着明显的区别，同居双方不具有夫妻之间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如在财产分配、继承、抚养等方面，法律对同居关系的保护相对较弱，更多地依赖双方之间的约定和具体的法律事实。回到重婚罪的认定，结合笔者经办案件：“2010年李某（男）在乘坐公共交通时认识吴某（女），李某隐瞒其已婚的事实，向吴某展开追求，2011年二人确立男女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那是否可以认定重婚罪是从同居开始的，具体分析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重婚是有配偶的人再与第三者建立夫妻关系。有配偶的人和第三者如已举行结婚仪式，这固然足以构成重婚；即使没有举行结婚仪式，而两人确是以夫妻关系同居的，也足以构成重婚。例如两个相互间是以夫妻身份相对待，对外也以夫妻自居的，即应认为是重婚……如两人虽然同居，但明明只是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拆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例如有配偶的男方到外地处理事务，与原来相识的女方相遇，在逗留该地的短期内，以通奸关系同居，离开该地后，就彼此不相问闻，在同居期间亦彼此了解只是临时姘居，这种同居就只能认为是临时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非法同居不一定属于构成重婚罪的行为，出罪理由简要总结如下： 1、时间短，短时间或临时同居 2、两人之间没有以夫妻名义相待，无长期计划 3、没有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非法同居属于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在司法实务认定重婚罪时，非法同居可以是一种前提形式，配合其他行为才能构成重婚罪。结合本案，李某和吴某在2011年便开始同居生活，最终法院认定构成重婚罪的生活区间是在2014年开始，并不是在开始同居的时间。 难点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标准如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重婚罪认定的关键要素之一。社会生活的样态无数且日新月异，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笔者结合经办案件及相关判例总结如下： 1、举行结婚仪式。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举行结婚仪式，由于结婚仪式本身具有公开性，向外界传达出双方结为夫妻的意思表示，这种行为符合“以夫妻名义” 的特征。笔者经办案件，双方在吴某的老家举办婚宴，吴某的家属数十人参加，对外以夫妻的名义举办婚宴，属于这种情形，也是判决书认定本案构成重婚的理由。 2、对外以夫妻相称。即便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但有配偶的人对外一直以夫妻名义相称，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甲对外介绍乙是自己的 “妻子” 或者 “丈夫”，在社交场合、工作环境等各种场合都以夫妻身份示人，这种行为也会被认定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相关判例，认定刑事判决书：“2012年年底，被告人高某认识了刘某梅，二人不久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两人于2013年3月开始以夫妻名义在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XXX花园10栋32B房同居生活”；认定刑事判决书：“2017年9月19日，陈某与被害人陈某雪在安徽省颍上县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小孩陈某鹏”。 3、日常生活中的夫妻行为表现。如当事人以夫妻名义购买住房；一方生病时另一方以配偶的名义签名、陪侍；女方生育孩子男方以父亲的名义在医院签字；当事人以父母的名义为子女庆祝满月等行为，也都可以作为认定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相关判例，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某对外宣称刘某为自己的妻子，并在填写申请贷款、信用卡等资料时配偶一栏时填写刘某的名字及个人情况”。 尽管司法判例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认定提供了一定参考，但无法涵盖所有生活场景。随着社会发展，新的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不断涌现，如网络虚拟婚姻关系下的现实伴侣行为、因经济利益形成的表面夫妻关系等，这些情况在传统司法判例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案例。在某些偏远地区，可能存在基于当地习俗形成的特殊婚姻生活形式，与城市中的婚姻观念和行为模式大相径庭，导致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认定上存在争议。 难点四：民刑交叉中的重婚问题 重婚一词，分别出现在民事重婚行为与刑事重婚罪的法律规定中，《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禁止重婚，同时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该规定主要侧重于解决婚姻效力、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以及对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等民事权益问题，旨在保护合法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权益不受侵害。而规定的重婚罪，其立法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国家实行的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制度，通过对重婚行为进行刑事制裁，维护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和婚姻秩序。虽然民事重婚行为与刑事重婚罪都围绕 “重婚” 展开，但在多个关键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具体如下： 1、证据证明标准不同。民事诉讼通常采用“高度盖然性”，也就是“优势证据”标准。这意味着，只要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表明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高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就算达到了证明要求。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这是一种极高的证明要求。公诉机关必须拿出确凿、充分的证据，使法官对被告人有罪的认定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在处理重婚行为和重婚罪的案件时，民事和刑事律师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这就要求律师对重婚罪进行刑事控告的律师必须达到较高的证据证明标准。 2、证明责任不用。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被告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公诉机关需要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的证明标准，作为刑事控告的律师，证明责任是帮助当事人整理证据材料，达到办案机关刑事立案的标准。 3、取证权限不同，刑事控告存在取证难的困境。民事诉讼对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相对宽松。一般而言，只要证据不是通过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获取的，就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还可以申请调取。刑事案件的取证一般是在刑事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刑事控告没有相应的条件，同时刑事诉讼对证据合法性的要求极为严格，重婚罪的证据多涉及个人隐私，加剧了证据收集难度。 综上所述，重婚行为在当今社会客观存在，部分重婚行为已触犯刑事法律，涉嫌构成重婚罪。由于重婚行为具有隐蔽性、多样性以及危害的多重性，在对重婚罪进行刑事控告时，面临着证据收集困难、司法认定标准高以及民事与刑事法律适用混淆等现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提前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能够帮助控告人做好充分准备，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提高刑事控告的成功率，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上一篇《被合同诈骗的单位和个人如何有效通过刑事手段维权（一）》文章中，分析了合同诈骗罪和因合同引发的经济纠纷的区别，由于两者在表现形式十分相似，致使公安机关对于以合同诈骗提起的刑事控告存在错误认为属于经济纠纷从而不予受理的情形，因此作为被诈骗的单位或个人，在提起刑事控告之前首先梳理、分析、列明该案系刑事犯罪而非经济纠纷的观点和理由，是增强公安机关成功受理可能性的第一步。在分析梳理两者区别后，则需要收集整理证明被合同诈骗的相关证据材料，并确定管辖机关提起刑事控告。 一、按照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理控告证据材料 虽然法律规定对于刑事控告既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但对于经济犯罪类案件，经侦部门通常都会要求控告人提交书面的刑事控告书，并需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材料，下图为控告合同诈骗罪通常会涉及的证据材料：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1和司法实践，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3.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4.被害人是否遭受损失。 作为受害人在提起刑事控告时，着重需要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一）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材料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即产生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意图，进而实施欺骗行为。在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心理活动进行认定时，直接证据只能依靠其本人供述（或同案犯供述），取证难度大，认定困难，因此司法机关通常需要从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等客观方面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进行判断，具体包括：（1）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是否使用虚假担保；（2）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3）取得货物或钱款后使用情况；（4）出现违约时，有无逃避债务的表现；（5）违约的原因等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履行情况（支付合同款项的银行流水、对方未履行或仅部分履行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有关材料，如出库单、发货单、催促函和对方回函等） 2.对方财务情况（公开渠道查询的财务报表或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对方经营状况的材料） 3.资金去向情况。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作为企业或者个人很难掌握，往往需要借助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手段获取。但作为合同诈骗罪的控告人，若不能提供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材料，公安机关通常又不会受理，从而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尽管难度较大，还是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或者了解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去向，至少提供能证明没有将款项用于合同约定内容的有关线索，增加公安机关受理的可能性。 （二）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证据材料 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欺骗行为，既包括积极作为的虚构事实，如谎称自己是某某大领导的亲戚，有能力拿下项目，也包括消极不作为的隐瞒真相，如隐瞒自身已经资不抵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签订情况（合同签订前双方沟通情况，如签署的备忘录、会议纪要、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证明对方曾做出虚假承诺的证据材料） 2.向第三方核实情况。有些行为人会谎称公司或者个人有某厂家的授权，可以向第三方发函求证，往来函件可以作为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有力证据 3.实地走访调查情况。实地走访对方企业经营地、库房并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记录，证明对方没有实际经营或者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或者与合同约定不符等情况。 二、刑事控告流程 （一）关于案件的管辖 根据的规定，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地为犯罪行为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根据的有关规定，合同诈骗罪属于经济犯罪侦查局管辖。 合同诈骗案件中，犯罪行为地是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所在地，犯罪结果地是指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的所在地，或是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所在地。因此，可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汇款银行实际经营地、实际转账汇款所在地及收款银行、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主要经营地等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 （二）公安机关受理、初查、立案时间 根据和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接收报案材料后，认为属于其管辖的案件，应当依法受理并向报案人出具受案回执，通常情况为当日出具受案回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涉嫌经济犯罪线索的报案、控告、举报、自动投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并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重大、疑难、复杂线索，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或者跨区域性的线索，经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再延长三十日。” 经初查，若公安机关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会正式立案侦查；若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三日内送达控告人。 （三）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救济途径 根据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被害人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经复议，公安机关仍然不予立案的，被害人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向该公安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此外，被害人还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三、刑事控告的策略 司法实践中，为避免使用刑事手段不当干预、介入正常经济纠纷，严重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秩序，所以在客观上提高了相应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难度，只有在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公安机关才会考虑刑事立案侦查。 鉴于合同诈骗类犯罪中往往可能同时会存在伪造公司印章、虚开发票等行为，因此如果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刑事控告受到较大阻碍或者公安机关已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则可以选择以罪名较轻、证据标准较低、立案难度较小的伪造公司印章罪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若公安机关成功立案受理，可将该案作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切入点，先行对涉案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甚至采取强制措施，若能突破有关人员的口供，则为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补足了较为有力的证据。 [1]【合同诈骗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在上一篇《被合同诈骗的单位和个人如何有效通过刑事手段维权（一）》文章中，分析了合同诈骗罪和因合同引发的经济纠纷的区别，由于两者在表现形式十分相似，致使公安机关对于以合同诈骗提起的刑事控告存在错误认为属于经济纠纷从而不予受理的情形，因此作为被诈骗的单位或个人，在提起刑事控告之前首先梳理、分析、列明该案系刑事犯罪而非经济纠纷的观点和理由，是增强公安机关成功受理可能性的第一步。在分析梳理两者区别后，则需要收集整理证明被合同诈骗的相关证据材料，并确定管辖机关提起刑事控告。 一、按照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理控告证据材料 虽然法律规定对于刑事控告既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但对于经济犯罪类案件，经侦部门通常都会要求控告人提交书面的刑事控告书，并需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材料，下图为控告合同诈骗罪通常会涉及的证据材料：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1和司法实践，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3.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4.被害人是否遭受损失。 作为受害人在提起刑事控告时，着重需要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一）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材料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即产生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意图，进而实施欺骗行为。在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心理活动进行认定时，直接证据只能依靠其本人供述（或同案犯供述），取证难度大，认定困难，因此司法机关通常需要从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等客观方面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进行判断，具体包括：（1）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是否使用虚假担保；（2）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3）取得货物或钱款后使用情况；（4）出现违约时，有无逃避债务的表现；（5）违约的原因等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履行情况（支付合同款项的银行流水、对方未履行或仅部分履行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有关材料，如出库单、发货单、催促函和对方回函等） 2.对方财务情况（公开渠道查询的财务报表或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对方经营状况的材料） 3.资金去向情况。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作为企业或者个人很难掌握，往往需要借助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手段获取。但作为合同诈骗罪的控告人，若不能提供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材料，公安机关通常又不会受理，从而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尽管难度较大，还是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或者了解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去向，至少提供能证明没有将款项用于合同约定内容的有关线索，增加公安机关受理的可能性。 （二）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证据材料 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欺骗行为，既包括积极作为的虚构事实，如谎称自己是某某大领导的亲戚，有能力拿下项目，也包括消极不作为的隐瞒真相，如隐瞒自身已经资不抵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签订情况（合同签订前双方沟通情况，如签署的备忘录、会议纪要、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证明对方曾做出虚假承诺的证据材料） 2.向第三方核实情况。有些行为人会谎称公司或者个人有某厂家的授权，可以向第三方发函求证，往来函件可以作为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有力证据 3.实地走访调查情况。实地走访对方企业经营地、库房并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记录，证明对方没有实际经营或者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或者与合同约定不符等情况。 二、刑事控告流程 （一）关于案件的管辖 根据的规定，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地为犯罪行为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根据的有关规定，合同诈骗罪属于经济犯罪侦查局管辖。 合同诈骗案件中，犯罪行为地是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所在地，犯罪结果地是指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的所在地，或是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所在地。因此，可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汇款银行实际经营地、实际转账汇款所在地及收款银行、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主要经营地等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 （二）公安机关受理、初查、立案时间 根据和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接收报案材料后，认为属于其管辖的案件，应当依法受理并向报案人出具受案回执，通常情况为当日出具受案回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涉嫌经济犯罪线索的报案、控告、举报、自动投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并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重大、疑难、复杂线索，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或者跨区域性的线索，经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再延长三十日。” 经初查，若公安机关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会正式立案侦查；若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三日内送达控告人。 （三）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救济途径 根据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被害人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经复议，公安机关仍然不予立案的，被害人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向该公安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此外，被害人还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三、刑事控告的策略 司法实践中，为避免使用刑事手段不当干预、介入正常经济纠纷，严重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秩序，所以在客观上提高了相应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难度，只有在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公安机关才会考虑刑事立案侦查。 鉴于合同诈骗类犯罪中往往可能同时会存在伪造公司印章、虚开发票等行为，因此如果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刑事控告受到较大阻碍或者公安机关已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则可以选择以罪名较轻、证据标准较低、立案难度较小的伪造公司印章罪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若公安机关成功立案受理，可将该案作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切入点，先行对涉案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甚至采取强制措施，若能突破有关人员的口供，则为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补足了较为有力的证据。 [1]【合同诈骗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在上一篇《被合同诈骗的单位和个人如何有效通过刑事手段维权（一）》文章中，分析了合同诈骗罪和因合同引发的经济纠纷的区别，由于两者在表现形式十分相似，致使公安机关对于以合同诈骗提起的刑事控告存在错误认为属于经济纠纷从而不予受理的情形，因此作为被诈骗的单位或个人，在提起刑事控告之前首先梳理、分析、列明该案系刑事犯罪而非经济纠纷的观点和理由，是增强公安机关成功受理可能性的第一步。在分析梳理两者区别后，则需要收集整理证明被合同诈骗的相关证据材料，并确定管辖机关提起刑事控告。 一、按照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理控告证据材料 虽然法律规定对于刑事控告既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但对于经济犯罪类案件，经侦部门通常都会要求控告人提交书面的刑事控告书，并需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材料，下图为控告合同诈骗罪通常会涉及的证据材料：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1和司法实践，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3.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4.被害人是否遭受损失。 作为受害人在提起刑事控告时，着重需要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一）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材料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即产生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意图，进而实施欺骗行为。在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心理活动进行认定时，直接证据只能依靠其本人供述（或同案犯供述），取证难度大，认定困难，因此司法机关通常需要从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等客观方面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进行判断，具体包括：（1）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是否使用虚假担保；（2）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3）取得货物或钱款后使用情况；（4）出现违约时，有无逃避债务的表现；（5）违约的原因等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履行情况（支付合同款项的银行流水、对方未履行或仅部分履行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有关材料，如出库单、发货单、催促函和对方回函等） 2.对方财务情况（公开渠道查询的财务报表或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对方经营状况的材料） 3.资金去向情况。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作为企业或者个人很难掌握，往往需要借助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手段获取。但作为合同诈骗罪的控告人，若不能提供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材料，公安机关通常又不会受理，从而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尽管难度较大，还是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或者了解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去向，至少提供能证明没有将款项用于合同约定内容的有关线索，增加公安机关受理的可能性。 （二）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证据材料 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欺骗行为，既包括积极作为的虚构事实，如谎称自己是某某大领导的亲戚，有能力拿下项目，也包括消极不作为的隐瞒真相，如隐瞒自身已经资不抵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签订情况（合同签订前双方沟通情况，如签署的备忘录、会议纪要、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证明对方曾做出虚假承诺的证据材料） 2.向第三方核实情况。有些行为人会谎称公司或者个人有某厂家的授权，可以向第三方发函求证，往来函件可以作为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有力证据 3.实地走访调查情况。实地走访对方企业经营地、库房并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记录，证明对方没有实际经营或者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或者与合同约定不符等情况。 二、刑事控告流程 （一）关于案件的管辖 根据的规定，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地为犯罪行为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根据的有关规定，合同诈骗罪属于经济犯罪侦查局管辖。 合同诈骗案件中，犯罪行为地是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所在地，犯罪结果地是指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的所在地，或是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所在地。因此，可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汇款银行实际经营地、实际转账汇款所在地及收款银行、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主要经营地等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 （二）公安机关受理、初查、立案时间 根据和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接收报案材料后，认为属于其管辖的案件，应当依法受理并向报案人出具受案回执，通常情况为当日出具受案回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涉嫌经济犯罪线索的报案、控告、举报、自动投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并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重大、疑难、复杂线索，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或者跨区域性的线索，经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再延长三十日。” 经初查，若公安机关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会正式立案侦查；若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三日内送达控告人。 （三）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救济途径 根据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被害人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经复议，公安机关仍然不予立案的，被害人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向该公安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此外，被害人还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三、刑事控告的策略 司法实践中，为避免使用刑事手段不当干预、介入正常经济纠纷，严重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秩序，所以在客观上提高了相应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难度，只有在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公安机关才会考虑刑事立案侦查。 鉴于合同诈骗类犯罪中往往可能同时会存在伪造公司印章、虚开发票等行为，因此如果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刑事控告受到较大阻碍或者公安机关已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则可以选择以罪名较轻、证据标准较低、立案难度较小的伪造公司印章罪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若公安机关成功立案受理，可将该案作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切入点，先行对涉案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甚至采取强制措施，若能突破有关人员的口供，则为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补足了较为有力的证据。 [1]【合同诈骗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在上一篇《被合同诈骗的单位和个人如何有效通过刑事手段维权（一）》文章中，分析了合同诈骗罪和因合同引发的经济纠纷的区别，由于两者在表现形式十分相似，致使公安机关对于以合同诈骗提起的刑事控告存在错误认为属于经济纠纷从而不予受理的情形，因此作为被诈骗的单位或个人，在提起刑事控告之前首先梳理、分析、列明该案系刑事犯罪而非经济纠纷的观点和理由，是增强公安机关成功受理可能性的第一步。在分析梳理两者区别后，则需要收集整理证明被合同诈骗的相关证据材料，并确定管辖机关提起刑事控告。 一、按照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理控告证据材料 虽然法律规定对于刑事控告既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但对于经济犯罪类案件，经侦部门通常都会要求控告人提交书面的刑事控告书，并需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材料，下图为控告合同诈骗罪通常会涉及的证据材料：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1和司法实践，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3.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4.被害人是否遭受损失。 作为受害人在提起刑事控告时，着重需要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一）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材料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即产生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意图，进而实施欺骗行为。在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心理活动进行认定时，直接证据只能依靠其本人供述（或同案犯供述），取证难度大，认定困难，因此司法机关通常需要从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等客观方面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进行判断，具体包括：（1）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是否使用虚假担保；（2）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3）取得货物或钱款后使用情况；（4）出现违约时，有无逃避债务的表现；（5）违约的原因等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履行情况（支付合同款项的银行流水、对方未履行或仅部分履行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有关材料，如出库单、发货单、催促函和对方回函等） 2.对方财务情况（公开渠道查询的财务报表或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对方经营状况的材料） 3.资金去向情况。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作为企业或者个人很难掌握，往往需要借助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手段获取。但作为合同诈骗罪的控告人，若不能提供证明对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材料，公安机关通常又不会受理，从而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尽管难度较大，还是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或者了解对方收到合同款项后的资金去向，至少提供能证明没有将款项用于合同约定内容的有关线索，增加公安机关受理的可能性。 （二）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证据材料 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欺骗行为，既包括积极作为的虚构事实，如谎称自己是某某大领导的亲戚，有能力拿下项目，也包括消极不作为的隐瞒真相，如隐瞒自身已经资不抵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据材料： 1.合同签订情况（合同签订前双方沟通情况，如签署的备忘录、会议纪要、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证明对方曾做出虚假承诺的证据材料） 2.向第三方核实情况。有些行为人会谎称公司或者个人有某厂家的授权，可以向第三方发函求证，往来函件可以作为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行为的有力证据 3.实地走访调查情况。实地走访对方企业经营地、库房并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记录，证明对方没有实际经营或者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或者与合同约定不符等情况。 二、刑事控告流程 （一）关于案件的管辖 根据的规定，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地为犯罪行为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根据的有关规定，合同诈骗罪属于经济犯罪侦查局管辖。 合同诈骗案件中，犯罪行为地是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所在地，犯罪结果地是指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的所在地，或是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所在地。因此，可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汇款银行实际经营地、实际转账汇款所在地及收款银行、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主要经营地等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 （二）公安机关受理、初查、立案时间 根据和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接收报案材料后，认为属于其管辖的案件，应当依法受理并向报案人出具受案回执，通常情况为当日出具受案回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涉嫌经济犯罪线索的报案、控告、举报、自动投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并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重大、疑难、复杂线索，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或者跨区域性的线索，经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再延长三十日。” 经初查，若公安机关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会正式立案侦查；若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三日内送达控告人。 （三）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救济途径 根据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被害人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经复议，公安机关仍然不予立案的，被害人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向该公安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此外，被害人还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三、刑事控告的策略 司法实践中，为避免使用刑事手段不当干预、介入正常经济纠纷，严重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秩序，所以在客观上提高了相应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难度，只有在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公安机关才会考虑刑事立案侦查。 鉴于合同诈骗类犯罪中往往可能同时会存在伪造公司印章、虚开发票等行为，因此如果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刑事控告受到较大阻碍或者公安机关已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则可以选择以罪名较轻、证据标准较低、立案难度较小的伪造公司印章罪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若公安机关成功立案受理，可将该案作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切入点，先行对涉案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甚至采取强制措施，若能突破有关人员的口供，则为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补足了较为有力的证据。 [1]【合同诈骗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引 言 近年来，各种诈骗手段随着经济发展变得层出不穷。其中以恋爱或者结婚为幌子的婚恋类诈骗案件尤为突出。此类案件的共同特征是诈骗者先树立各种优质单身的人设，再通过各种交友软件寻找诈骗目标。在与被害人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后，诈骗者开始编造如紧急借款、投资理财、索要礼物、突患重病需要高额医疗费等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给予金钱上的帮助。为了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者还会佯装开始与被害人规划未来，在麻痹被害人的同时进一步以筹备未来或者结婚等事宜为由继续实施诈骗，一旦获得财物，诈骗者可能会选择消失，或是以分手、离婚为由拒绝归还财物。本文笔者仅以“胖猫事件”为引，结合亲办案例及近年来婚恋类诈骗案件的典型案例，谈谈婚恋类诈骗案件刑事控告要点及路径。 一、案件始末 2024年4月11日凌晨4点，一位21岁的男子决绝地跳入了重庆冰冷的江水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几天的重庆阴雨连连，仿佛也在哀悼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跳江的男子游戏ID名为胖猫，凭借惊人的游戏天赋攒下了数十万元。后胖猫通过一款语音聊天软件认识了27岁的谭某。据目前公布的聊天记录来看，胖猫和谭某通过语音聊天熟识后确认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二人仅见过两面，在谭某提出想结束异地恋后胖猫不远千里从湖南来到重庆，但两人并未同居。后女方以开店、节假日、购物等各种理由向胖猫索要金钱。从胖猫姐姐发的转账记录看，大部分都是胖猫转给谭某的大额转账，很多单笔转账都超过3000元，其中最大的两笔是2023年2月1日，给谭某支付宝转账102500元；2024年4月10日，即胖猫自杀前4天，给谭某转账66666.66元。谭某曾一度向胖猫给出“今年5月结婚领证”的承诺，或许正是这一承诺使得胖猫不远万里从湖南到重庆，并没日没夜地代练打单赚钱不断转账给谭某。胖猫自杀后第二天谭某与胖猫家属在派出所达成和解，并退还共计136666元。 那么，“胖猫事件”中谭某的行为究竟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已涉嫌刑事犯罪？由于我们不是亲历者，亦对“胖猫事件”的了解均来源于网络，因此，我们无法进行全面评价。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利用情感进行欺诈都是不可接受的。 二、婚恋类诈骗案件涉及的法律条文及其犯罪构成要件 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类诈骗案件，婚恋类诈骗案件的诈骗者往往借助情感这一神秘的面纱，为诈骗者实施诈骗行为奠定信任基础。我们也必须承认，情感的迷雾有时会让人难以分辨真伪。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可能会因为情感上的依赖而自愿给予财物，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诈骗罪就需要进一步甄别。类似“胖猫事件”中“捞女”和“捞男”的行为是否涉嫌诈骗罪，我们需要先分析诈骗罪的法律规定及其犯罪构成要件。 （一）诈骗罪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 （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之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四： 1.客体要件 我国传统的通说观点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司法实践中诈骗罪的对象具体指公共财产、私人所有或者占有的财产，包括财产性利益。至于，抛弃物、不法原因给付物能否成为本罪的对象，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1]当然，诈骗的公私财物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才是满足入罪要件之一 。 2.客观要件 诈骗行为客观方面由实施欺诈行为、对方陷于错误(信假为真)、使“自愿”交付(处分)财物(财产性利益)、进而取得他人财物等一系列连锁行为构成。其中，欺诈行为的方式、方法既可以是积极地虚构事实，也可以是消极地隐瞒事实真相。作为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应当具有使他人产生错误进而交付处分财产的作用。如果不具有这样的作用，即便使他人产生了错误，也不属于诈骗罪的欺诈行为。他人基于错误的“自愿”交付(处分)财物是诈骗构成的核心要素，是本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关键所在。[2] 3.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最核心的是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非法占有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占有。合法占有他人财物，应当在占有财物的一方与被占有财物的一方之间形成转移财产占有的基础法律关系，如合同关系、继承关系、征收关系等，这种法律关系就是占有的合法根据。没有法律关系基础而占有他人财物，即属于非法占有。同时诈骗罪的非法占有故意必须产生于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前。如果行为人已经控制、支配他人财物，再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将其据为己有，则不成立诈骗罪，而可能构成侵占罪或民事纠纷。换言之，诈骗罪不存在事后故意[3]。主观目的见之于客观行为，我们不能割裂地去单独评价某一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是应当将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相结合综合评价其主观目的，这一点亦是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认定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重要方式。 4.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三、婚恋类诈骗案的裁判观点及典型案例 笔者曾办理过类似婚恋类诈骗案的刑事控告案件。其中一案则是男女双方通过一款婚恋交友APP认识，后成为微信好友。在之后的聊天过程中，男方先是树立优质单身男性的形象，并以谈恋爱名义获取女方的信任。之后男方总是在聊天中透露自己是某方面专业人士的形象，并称自己负责的某项目投资门槛低且利润高。男方就是通过这样循循渐进的欺骗方式，使女方一步步地陷入其精心设计的骗局之中，最终投资了男方所谓的项目，致使自己被骗超百万元。实践中类似诈骗案不断频发，且大多婚恋类诈骗案件已从过去的线上转至线下，笔者以“诈骗罪、情感诈骗”为关键词在法信或人民法院案例库中进行检索，其中较为典型案例如下： 四、婚恋类诈骗案件刑事控告的要点及路径 由于婚恋类诈骗案件以感情为外衣，诈骗者的手段又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和迷惑性，当被害人发现被骗后想通过刑事控告方式挽回损失或追究诈骗者刑事责任时，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告则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事务，不仅对被害人来说，对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亦是有较高要求的。如涉及的核心要点有三： 一是怎么告？即控告需要准备的材料、控告的主体、控告的证据、控告书的撰写等；二是找谁告？即刑事案件管辖权问题；三是告了后？即如果案件成功受案，其后的跟进工作；如果案件未成功立案，后续的救济流程为何？具体如下： （一）怎么告？ 1.刑事控告主体 刑事控告首先需要明确控告的主体。根据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因此从本条的规定来看，刑事控告的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其中较为常见的控告主体是被害人本人。 2.确定涉嫌的罪名 当被控告人涉嫌多个罪名时，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先确定一个较容易立案且证据较为充分的罪名。常见的刑事控告罪名有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等。在此环节中，律师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按照可能构成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发现和固定证据，将证据进行整理，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再对是否构罪、构成何罪、此罪与彼罪进行深度剖析，最终形成完整的案件分析报告。 3.整理控告材料 控告材料的整理直接关系控告书的说理是否饱满，是否具有说服力。控告材料犹如建房的材料，材料是否为“真材实料”直接关系之后建筑物的质量。如何在诸多证据中找出有力的证据，如何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合法搜集证据均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事务。例如诈骗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是行为人怎么虚构了事实？隐瞒了什么真相？被害人基于什么样的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这些都需要围绕客观证据的梳理来呈现给办案单位，从而为刑事控告的立案奠定前期基础。 4. 刑事控告书的撰写 刑事控告书应当载明，被控告人身份信息、案情简介及控告罪名、控告请求等。而控告罪名的确定、控告材料的梳理均是为撰写刑事控告书做铺垫，如前文所述，控告材料直接关系之后建筑物的质量，而刑事控告书犹如设计图，它需要将每一份控告材料用到实处。撰写刑事控告书时，需反复思考本案客观事实及证据与诈骗罪的关联，不断琢磨诈骗者的诈骗行为，慎重斟酌用词用语。一份内容明确具体，言简意赅，事实重点突出，理由充分的刑事控告书犹如一张漂亮的“名片”。 （二）找谁告？ 前期整理好控告材料后需要前往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依据等，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而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连续、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 （三）告了后？ A.成功立案 刑事控告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成功立案，立案成功后控告人会领取《立案通知书》，当然这是较为理想的控告结果，大多情况下能领取到《受案通知书》亦是刑事控告成功一半。此时对于控告人而言，控告程序的核心流程已经完成，后续则是办案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推进案件。而刑事控告的实体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挽回控告人或控告单位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控告人进行刑事控告的重要目的。那刑事案件中究竟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挽回经济损失呢？ 1.退赃、退赔 控告人立案成功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亦或是审判阶段都可以退赃退赔。因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赔偿被害人损失进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被从宽处理甚至免予处罚，因此，很多案件中嫌疑人有强烈的退赃、退赔意愿。根据相关刑事司法文件规定，退赃、退赔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至少都可以从轻处罚。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赔偿意愿的案件，控告人可自行或委托专业律师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家属或其辩护律师进行协商，尽最大可能挽回经济损失。 2.通过法院生效裁判赔偿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对于大多存在财产损失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作出刑事裁判时会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且会载明具体赔偿数额。需要注意的是刑事案件中的财产损失赔偿仅包括直接财产损失，不包括间接财产损失。根据规定，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1）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因此，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最先受偿，而退赔刑事被害人损失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少数特定刑事案件，嫌疑人对被害人造成损失的，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嫌疑人赔偿损失[4]。此类情形包括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例如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可以就医药费等赔偿费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故意毁坏财物案件被害人可以就被毁坏财物的维修费等赔偿费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案件，被害人则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5]。 4.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规定：“根据和以及我院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刑事案件被害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换言之，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原则上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B.立案不成功 刑事控告的另一种结果是不予立案。当办案单位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时，控告人应首先了解和分析不立案的具体原因，是管辖权的问题、是提交的证据不足，亦或者是法律适用错误等原因，若不予立案的原因合理，那么控告人则应有针对性地调整控告思路。若控告人认为不予立案的不合理，可采取的救济途径有以下三种： 1.申请复议 根据的规定，控告人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七日以内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应当提交《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三十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书》，并将决定书送达控告人。案情重大、复杂的，公安机关可以延长复议时限，但是延长时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2.申请复核 根据的规定，控告人对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应当提交《复核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后三十日以内作出决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公安机关可以延长复核时限，但是延长时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3.申请立案监督 根据规定，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控告、申诉。控告人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后，如果复核仍旧维持原不立案决定时，控告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应当提交《立案监督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接到立案监督申请后，人民检察院会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结 语 爱情本该是男女双方纯粹的情感，现在却成为诈骗者的道具。他们打着爱的旗号，行骗于无形，让受害人不仅荷包大失血，心灵也遭受无情的撕扯。从轰动一时的“翟欣欣案”到令人扼腕的“胖猫自杀案”，这些案件将“捞女”和“捞男”这样的角色一次次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知道，这些“捞女”和“捞男”背后肯定还有很多的受害人，他们或许在痛苦的漩涡中挣扎，或是在失落的阴影里徘徊，又或者深陷虚假爱情的泥潭无法自拔。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为受害人提供一条及时止损的路径。 注释： [1]冯军 梁根林 黎宏主编《中国刑法批注》第2506页 [2]胡云腾 熊选国 高憬宏 万春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五版）下 第804页 [3]虞伟华：《全面厘定民事欺诈和诈骗罪的概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订） 第一百零一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法释〔2021〕1号 第一百七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和本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 [5]第六十四条【涉案财物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引 言 近年来，各种诈骗手段随着经济发展变得层出不穷。其中以恋爱或者结婚为幌子的婚恋类诈骗案件尤为突出。此类案件的共同特征是诈骗者先树立各种优质单身的人设，再通过各种交友软件寻找诈骗目标。在与被害人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后，诈骗者开始编造如紧急借款、投资理财、索要礼物、突患重病需要高额医疗费等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给予金钱上的帮助。为了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者还会佯装开始与被害人规划未来，在麻痹被害人的同时进一步以筹备未来或者结婚等事宜为由继续实施诈骗，一旦获得财物，诈骗者可能会选择消失，或是以分手、离婚为由拒绝归还财物。本文笔者仅以“胖猫事件”为引，结合亲办案例及近年来婚恋类诈骗案件的典型案例，谈谈婚恋类诈骗案件刑事控告要点及路径。 一、案件始末 2024年4月11日凌晨4点，一位21岁的男子决绝地跳入了重庆冰冷的江水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几天的重庆阴雨连连，仿佛也在哀悼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跳江的男子游戏ID名为胖猫，凭借惊人的游戏天赋攒下了数十万元。后胖猫通过一款语音聊天软件认识了27岁的谭某。据目前公布的聊天记录来看，胖猫和谭某通过语音聊天熟识后确认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二人仅见过两面，在谭某提出想结束异地恋后胖猫不远千里从湖南来到重庆，但两人并未同居。后女方以开店、节假日、购物等各种理由向胖猫索要金钱。从胖猫姐姐发的转账记录看，大部分都是胖猫转给谭某的大额转账，很多单笔转账都超过3000元，其中最大的两笔是2023年2月1日，给谭某支付宝转账102500元；2024年4月10日，即胖猫自杀前4天，给谭某转账66666.66元。谭某曾一度向胖猫给出“今年5月结婚领证”的承诺，或许正是这一承诺使得胖猫不远万里从湖南到重庆，并没日没夜地代练打单赚钱不断转账给谭某。胖猫自杀后第二天谭某与胖猫家属在派出所达成和解，并退还共计136666元。 那么，“胖猫事件”中谭某的行为究竟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已涉嫌刑事犯罪？由于我们不是亲历者，亦对“胖猫事件”的了解均来源于网络，因此，我们无法进行全面评价。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利用情感进行欺诈都是不可接受的。 二、婚恋类诈骗案件涉及的法律条文及其犯罪构成要件 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类诈骗案件，婚恋类诈骗案件的诈骗者往往借助情感这一神秘的面纱，为诈骗者实施诈骗行为奠定信任基础。我们也必须承认，情感的迷雾有时会让人难以分辨真伪。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可能会因为情感上的依赖而自愿给予财物，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诈骗罪就需要进一步甄别。类似“胖猫事件”中“捞女”和“捞男”的行为是否涉嫌诈骗罪，我们需要先分析诈骗罪的法律规定及其犯罪构成要件。 （一）诈骗罪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 （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之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四： 1.客体要件 我国传统的通说观点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司法实践中诈骗罪的对象具体指公共财产、私人所有或者占有的财产，包括财产性利益。至于，抛弃物、不法原因给付物能否成为本罪的对象，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1]当然，诈骗的公私财物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才是满足入罪要件之一 。 2.客观要件 诈骗行为客观方面由实施欺诈行为、对方陷于错误(信假为真)、使“自愿”交付(处分)财物(财产性利益)、进而取得他人财物等一系列连锁行为构成。其中，欺诈行为的方式、方法既可以是积极地虚构事实，也可以是消极地隐瞒事实真相。作为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应当具有使他人产生错误进而交付处分财产的作用。如果不具有这样的作用，即便使他人产生了错误，也不属于诈骗罪的欺诈行为。他人基于错误的“自愿”交付(处分)财物是诈骗构成的核心要素，是本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关键所在。[2] 3.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最核心的是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非法占有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占有。合法占有他人财物，应当在占有财物的一方与被占有财物的一方之间形成转移财产占有的基础法律关系，如合同关系、继承关系、征收关系等，这种法律关系就是占有的合法根据。没有法律关系基础而占有他人财物，即属于非法占有。同时诈骗罪的非法占有故意必须产生于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前。如果行为人已经控制、支配他人财物，再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将其据为己有，则不成立诈骗罪，而可能构成侵占罪或民事纠纷。换言之，诈骗罪不存在事后故意[3]。主观目的见之于客观行为，我们不能割裂地去单独评价某一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是应当将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相结合综合评价其主观目的，这一点亦是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认定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重要方式。 4.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三、婚恋类诈骗案的裁判观点及典型案例 笔者曾办理过类似婚恋类诈骗案的刑事控告案件。其中一案则是男女双方通过一款婚恋交友APP认识，后成为微信好友。在之后的聊天过程中，男方先是树立优质单身男性的形象，并以谈恋爱名义获取女方的信任。之后男方总是在聊天中透露自己是某方面专业人士的形象，并称自己负责的某项目投资门槛低且利润高。男方就是通过这样循循渐进的欺骗方式，使女方一步步地陷入其精心设计的骗局之中，最终投资了男方所谓的项目，致使自己被骗超百万元。实践中类似诈骗案不断频发，且大多婚恋类诈骗案件已从过去的线上转至线下，笔者以“诈骗罪、情感诈骗”为关键词在法信或人民法院案例库中进行检索，其中较为典型案例如下： 四、婚恋类诈骗案件刑事控告的要点及路径 由于婚恋类诈骗案件以感情为外衣，诈骗者的手段又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和迷惑性，当被害人发现被骗后想通过刑事控告方式挽回损失或追究诈骗者刑事责任时，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告则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事务，不仅对被害人来说，对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亦是有较高要求的。如涉及的核心要点有三： 一是怎么告？即控告需要准备的材料、控告的主体、控告的证据、控告书的撰写等；二是找谁告？即刑事案件管辖权问题；三是告了后？即如果案件成功受案，其后的跟进工作；如果案件未成功立案，后续的救济流程为何？具体如下： （一）怎么告？ 1.刑事控告主体 刑事控告首先需要明确控告的主体。根据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因此从本条的规定来看，刑事控告的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其中较为常见的控告主体是被害人本人。 2.确定涉嫌的罪名 当被控告人涉嫌多个罪名时，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先确定一个较容易立案且证据较为充分的罪名。常见的刑事控告罪名有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等。在此环节中，律师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按照可能构成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发现和固定证据，将证据进行整理，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再对是否构罪、构成何罪、此罪与彼罪进行深度剖析，最终形成完整的案件分析报告。 3.整理控告材料 控告材料的整理直接关系控告书的说理是否饱满，是否具有说服力。控告材料犹如建房的材料，材料是否为“真材实料”直接关系之后建筑物的质量。如何在诸多证据中找出有力的证据，如何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合法搜集证据均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事务。例如诈骗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是行为人怎么虚构了事实？隐瞒了什么真相？被害人基于什么样的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这些都需要围绕客观证据的梳理来呈现给办案单位，从而为刑事控告的立案奠定前期基础。 4. 刑事控告书的撰写 刑事控告书应当载明，被控告人身份信息、案情简介及控告罪名、控告请求等。而控告罪名的确定、控告材料的梳理均是为撰写刑事控告书做铺垫，如前文所述，控告材料直接关系之后建筑物的质量，而刑事控告书犹如设计图，它需要将每一份控告材料用到实处。撰写刑事控告书时，需反复思考本案客观事实及证据与诈骗罪的关联，不断琢磨诈骗者的诈骗行为，慎重斟酌用词用语。一份内容明确具体，言简意赅，事实重点突出，理由充分的刑事控告书犹如一张漂亮的“名片”。 （二）找谁告？ 前期整理好控告材料后需要前往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依据等，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而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连续、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 （三）告了后？ A.成功立案 刑事控告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成功立案，立案成功后控告人会领取《立案通知书》，当然这是较为理想的控告结果，大多情况下能领取到《受案通知书》亦是刑事控告成功一半。此时对于控告人而言，控告程序的核心流程已经完成，后续则是办案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推进案件。而刑事控告的实体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挽回控告人或控告单位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控告人进行刑事控告的重要目的。那刑事案件中究竟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挽回经济损失呢？ 1.退赃、退赔 控告人立案成功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亦或是审判阶段都可以退赃退赔。因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赔偿被害人损失进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被从宽处理甚至免予处罚，因此，很多案件中嫌疑人有强烈的退赃、退赔意愿。根据相关刑事司法文件规定，退赃、退赔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至少都可以从轻处罚。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赔偿意愿的案件，控告人可自行或委托专业律师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家属或其辩护律师进行协商，尽最大可能挽回经济损失。 2.通过法院生效裁判赔偿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对于大多存在财产损失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作出刑事裁判时会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且会载明具体赔偿数额。需要注意的是刑事案件中的财产损失赔偿仅包括直接财产损失，不包括间接财产损失。根据规定，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1）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因此，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最先受偿，而退赔刑事被害人损失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少数特定刑事案件，嫌疑人对被害人造成损失的，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嫌疑人赔偿损失[4]。此类情形包括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例如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可以就医药费等赔偿费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故意毁坏财物案件被害人可以就被毁坏财物的维修费等赔偿费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案件，被害人则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5]。 4.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规定：“根据和以及我院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刑事案件被害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换言之，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原则上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B.立案不成功 刑事控告的另一种结果是不予立案。当办案单位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时，控告人应首先了解和分析不立案的具体原因，是管辖权的问题、是提交的证据不足，亦或者是法律适用错误等原因，若不予立案的原因合理，那么控告人则应有针对性地调整控告思路。若控告人认为不予立案的不合理，可采取的救济途径有以下三种： 1.申请复议 根据的规定，控告人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七日以内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应当提交《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三十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书》，并将决定书送达控告人。案情重大、复杂的，公安机关可以延长复议时限，但是延长时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2.申请复核 根据的规定，控告人对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应当提交《复核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后三十日以内作出决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公安机关可以延长复核时限，但是延长时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3.申请立案监督 根据规定，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受理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控告、申诉。控告人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后，如果复核仍旧维持原不立案决定时，控告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应当提交《立案监督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接到立案监督申请后，人民检察院会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结 语 爱情本该是男女双方纯粹的情感，现在却成为诈骗者的道具。他们打着爱的旗号，行骗于无形，让受害人不仅荷包大失血，心灵也遭受无情的撕扯。从轰动一时的“翟欣欣案”到令人扼腕的“胖猫自杀案”，这些案件将“捞女”和“捞男”这样的角色一次次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知道，这些“捞女”和“捞男”背后肯定还有很多的受害人，他们或许在痛苦的漩涡中挣扎，或是在失落的阴影里徘徊，又或者深陷虚假爱情的泥潭无法自拔。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为受害人提供一条及时止损的路径。 注释： [1]冯军 梁根林 黎宏主编《中国刑法批注》第2506页 [2]胡云腾 熊选国 高憬宏 万春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五版）下 第804页 [3]虞伟华：《全面厘定民事欺诈和诈骗罪的概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订） 第一百零一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法释〔2021〕1号 第一百七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和本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 [5]第六十四条【涉案财物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