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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对顾雏军申请广东高院国家赔偿一案作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顾雏军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部分无罪赔偿一案作出决定,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向顾雏军送达了该决定。 2008年1月,原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顾雏军,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实

反向保理的风险与防范

反向保理业务作为保理业务的一种,是由买方/债务人作为保理申请人向保理商申请保理服务,由保理商与买方/债务人签订《反向保理合作协议》,保理商与供应商/债权人签订《保理业务合同》与借款合同或融资合同,保理商向供应商/债权人支付保理融资款,逾期后,然后保理商可以直接向买方/债务人主张清偿责任。实践中,也常见商业银行开展反向保理业务。本文通过案例,对反向保理业务进行简要分析。 【案情简介】 原告:某银行

酒后殴打伤人 “醉”终被判刑罚

为进一步深化百名政法干警法治大宣讲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法律素养,4月20日,刚察法院干警前往沙柳河镇果洛村采取藏汉双语审判方式对一起寻衅滋事案开展巡回审判,该村群众参加了旁听。庭审现场通过以案释法,直击每一位在场旁听人员的内心,让大家真真切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违法犯罪的惨痛教训。 【案情回顾】2022年一日凌晨,被告人彭某某饮酒后与其同伴在刚察县沙柳河镇北大街海忆宾馆门口遇到被害人斗某一行四人,被

从入门到精通,细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专属管辖

管辖问题素来是诉讼当事人面临的入门考验。 作为原告,选择合适的管辖法院,对于案件能否被受理、如何裁判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作为被告,提出合理的管辖权异议,则不仅可以争取充足的案件应对时间,也能消除潜在不利因素,甚至直接改变案件走向。因此,案件管辖地总是各方必争之地。而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完全排除了诉讼当事人对于纠纷案件的约定管辖选择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将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管辖问题为切入

建设工程工期延误的责任分配——发包人承担责任的情形

前 言 建设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的工程,工期是其重要的管理指标之一。当工期延误发生时,因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的利益诉求往往不一致,厘清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于建设工程工期延误的责任问题有着重要意义。笔者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实务案例,梳理近年来法院关于工期延误责任分配的裁判意见。 因发包人认质认价延误,致使工期延误的,其主张承包人承担逾期竣工责任不应得到支持。 一般而言,建设工程中的认质认价工

名为担保人实为借款人,名义借款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

导 读 # 引言 # 一、案情简介 案例索引: (2022)豫民再55号 # 二、再审裁判要旨 争议焦点:关于名义借款人王发明是否应对本案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 再审裁判观点:沃德公司虽然名义上为保证人,但实际上是真实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汇丰支行对此应当系是明知且同意的,原审据实认定王发明并非真实借款人并判决沃德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 三、再审研析 1. 名义借款人应注意的问题 2. 债权人

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刍议——简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23〕1号

2023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商品房消费者在何种程度上享有所谓“超级优先权”,本文拟根据该批复并结合司法实践,探讨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的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 一、前言 2023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法释〔2023〕1号,以下简称“1号批复”)。1号

商标抢注、囤积行为分析及企业合规建议

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作出修改,本次修改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在第四条中新增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的新内容,其二是在第19条第3款中增加了“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本法第四条……规定情形的,不得接受其委托。”的规定。 围绕上述两点,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法修改相关问题解读》[1]

以案释法——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障及医院的诊疗义务

阅读提示:患者知情同意权,包括知情权和同意权两个密切相连的权利,知情权是同意权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意权又是知情权的价值体现。医务人员对医疗信息的有效披露与患者在知情基础上的同意,是知情同意权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体现出“告知—理解—同意”动态过程,医生的说明义务和患者知情同意权已成为目前医患纠纷的核心审核内容。 01 基本案情 患者以“B超发现子宫肌瘤4天”之主诉入某医院,诊断:子宫平滑肌瘤、卵

劳务派遣岗位“三性”条款的实施效果与完善

摘 要: 2012年的 《劳动合同法》 修改了第66条,将劳务派遣用工岗位限定于“三性”岗位,即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同时要求用工单位使用的派遣劳动者的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但是, 《劳动合同法》第66条 实施效果考察显示,岗位限定以及比例控制的方式并未有效解决劳务派遣发展规模过大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修法后劳务派遣行业劳务派遣的人数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假外包真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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