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层高不符约定引发纠纷的司法实践处理
前言:商品房的购买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居住条件及财产安全,一直是普通民众的关注热点。近年来,房产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实际层高与合同约定不符而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常见。因此,本文拟结合判例,就商品房层高不符约定引发纠纷的司法实践处理进行归纳总结并简要评析,以期为实务办案提供相关参考。 一、商品房层高不符纠纷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层高”概念的界定 根据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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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商品房的购买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居住条件及财产安全,一直是普通民众的关注热点。近年来,房产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实际层高与合同约定不符而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常见。因此,本文拟结合判例,就商品房层高不符约定引发纠纷的司法实践处理进行归纳总结并简要评析,以期为实务办案提供相关参考。 一、商品房层高不符纠纷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层高”概念的界定 根据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2019)
导语: 商业世界纷繁复杂,商业贿赂虽是一条鲜明、不可逾越的红线,企业却常常不慎跌入“单位行贿罪”的陷阱。相较企业员工的个人犯罪行为,企业自身涉及单位行贿这一犯罪情形时,其正常经营势必会受到更大冲击,面临高额罚金、丧失投标资格、触发融资违约条款、资质丧失等困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为了维护企业的声誉,保证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律师在这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固有权利,是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等相关材料,实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监督公司管理人员活动的权利,该权利不能通过公司章程或者股东间协议等形式限制或剥夺。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使小股东或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无法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这无疑阻碍了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股东权利的保护。本文主要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
引 言 家事代理权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的权利。日常事务代理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他方配偶须承担后果责任,配偶双方对其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家事代理权与表见代理相似,适用表见代理的原理,其目的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动态安全。 一、家事代理权的范围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
前言 “以房抵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约定,若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或者无法履行债务的,将以债务人或经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房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用以清偿债务。在当前房地产低迷的背景下,“以房抵债”成为债权人(例如房地产融资机构、房地产上游供应商和施工单位)用来保障自身资产安全的常见交易模式。由于“以房抵债”涉及物权、合同、担保等众多法律关系,同时还会涉及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以及涉及禁止流押、流
01 问题的提出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2007年6月1日国务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有关规定,制定并颁布了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93号)(以下简称《条例》),明确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的事故报告、事故调查、事故处理和责任追究等关键问题,是我国当前最为全面、系统规范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2024年1月1日起,美国《企业透明法》(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 “CTA”)将正式生效,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以下简称“FinCEN”)将根据《企业透明法》对美国境内外企业实施新的监管措施,要求有关企业申报实益所有权信息(Beneficial Ownership Information, “
摘要 自愿性难以保障已经成为现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值班律师作为量刑协商过程的“法律帮助者”与“见证人”,未能充分发挥预期作用,逐渐异化走向一种消极的“吉祥物”角色。鉴于此,有观点提倡应对值班律师制度进行改造,顺应“辩护人化”或“准辩护人化”变更值班律师职能以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但由于目前认罪认罚的“悔罪型”逻辑与量刑协商中的“两方构造”,这种制度改革即便完成也难以实现目的,对被追
01. 厨房设备招标采购项目中,拟采购多种厨房电器,采购人将“供应商提供的多种电器设备属于同一品牌”设置为加分项,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厨房设备是否属于同一品牌不影响设备质量及使用,该加分项如此设置不合理。 02

前言:商品房的购买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居住条件及财产安全,一直是普通民众的关注热点。近年来,房产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实际层高与合同约定不符而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常见。因此,本文拟结合判例,就商品房层高不符约定引发纠纷的司法实践处理进行归纳总结并简要评析,以期为实务办案提供相关参考。 一、商品房层高不符纠纷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层高”概念的界定 根据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2019)1的术语规定,“层高”是指:建筑物各层之间以楼、地面面层(完成面)计算的垂直距离,屋顶层由该层楼面面层(完成面)至平屋面的结构面层或至坡顶的结构面层与外端外皮延长线的交点计算的垂直距离,“室内净高”是
导语: 商业世界纷繁复杂,商业贿赂虽是一条鲜明、不可逾越的红线,企业却常常不慎跌入“单位行贿罪”的陷阱。相较企业员工的个人犯罪行为,企业自身涉及单位行贿这一犯罪情形时,其正常经营势必会受到更大冲击,面临高额罚金、丧失投标资格、触发融资违约条款、资质丧失等困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为了维护企业的声誉,保证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律师在这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人曾处理过不少单位行贿案件,并协助一些公司进行反商业贿赂合规整改,纵观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主要可以分为“将车辆出借给领导干部使用”、“为领导干部报销旅游费用”、“将单位现金套取出来形成小金库”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固有权利,是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等相关材料,实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监督公司管理人员活动的权利,该权利不能通过公司章程或者股东间协议等形式限制或剥夺。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使小股东或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无法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这无疑阻碍了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股东权利的保护。本文主要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条件和前置程序作出简要梳理。 01、谁能行使股东知情权 行使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要求是在起诉时具有股东身份的股东。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
引 言 家事代理权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的权利。日常事务代理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他方配偶须承担后果责任,配偶双方对其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家事代理权与表见代理相似,适用表见代理的原理,其目的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动态安全。 一、家事代理权的范围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民法典对于家事代理权的规定中,提到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一
前言 “以房抵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约定,若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或者无法履行债务的,将以债务人或经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房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用以清偿债务。在当前房地产低迷的背景下,“以房抵债”成为债权人(例如房地产融资机构、房地产上游供应商和施工单位)用来保障自身资产安全的常见交易模式。由于“以房抵债”涉及物权、合同、担保等众多法律关系,同时还会涉及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以及涉及禁止流押、流质等强制性法律规定等,导致以房抵债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很大,产生的纠纷也很多。本文将在梳理有关法律规定和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分析“以房抵债”协议的效力问题,提出签订“以房抵债”的一些法律建议。 01、“以
01 问题的提出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2007年6月1日国务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有关规定,制定并颁布了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93号)(以下简称《条例》),明确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的事故报告、事故调查、事故处理和责任追究等关键问题,是我国当前最为全面、系统规范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行政法规。 根据该《条例》的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流程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人员成立事故调查组,由事故调查组负责调查事故原因并作出事故调
2024年1月1日起,美国《企业透明法》(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 “CTA”)将正式生效,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以下简称“FinCEN”)将根据《企业透明法》对美国境内外企业实施新的监管措施,要求有关企业申报实益所有权信息(Beneficial Ownership Information, “BOI”)。 2021年,美国政府在《企业透明法》中提出了BOI申报制度,用以打击利用多层公司架构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有关《企业透明法》,可参阅君合此前的法评文章——《美国 新规解读:公司受益所有人信
摘要 自愿性难以保障已经成为现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值班律师作为量刑协商过程的“法律帮助者”与“见证人”,未能充分发挥预期作用,逐渐异化走向一种消极的“吉祥物”角色。鉴于此,有观点提倡应对值班律师制度进行改造,顺应“辩护人化”或“准辩护人化”变更值班律师职能以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但由于目前认罪认罚的“悔罪型”逻辑与量刑协商中的“两方构造”,这种制度改革即便完成也难以实现目的,对被追诉人境遇影响不大。故而,应建设一种“驻检法官”主持下的量刑协商制度,建设符合“最低限度程序正义理念”的“三方构造”,以此为有效辩护搭建平台。 关键词:认罪认罚;值班律师;“辩护人化” ;“驻检法官”
01. 厨房设备招标采购项目中,拟采购多种厨房电器,采购人将“供应商提供的多种电器设备属于同一品牌”设置为加分项,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厨房设备是否属于同一品牌不影响设备质量及使用,该加分项如此设置不合理。 02.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货物项目,可否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及产品制造商必须均是中小企业? 答:不可以。根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第四条的规定,在货物采购
根据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的程序性原则,一般由败诉方承担仲裁费用(Costs Follow the Event)[1]。但是这一原则在1996年法生效前很久就需要被进一步补充以应对仲裁实践中申请人在败诉后没有能力支付被申请人费用的情况。 在依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996)进行的仲裁程序中,被申请人提出申请,仲裁庭有权以命令(Order)形式要求申请人提供仲裁费用的担保(Security for the Costs of the Arbitration),包括法律及其他费用[2]。如果申请人拒绝提供此等担保,仲裁庭有权撤销(Dismiss)仲裁请求或终止(St
开设赌场罪是近年来高发的犯罪之一。理论界围绕该罪的构成要件及其与赌博罪的定性区分等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有鉴于此,结合我所近期办理的一起成功辩护案件的办理经验及理论研究,针对该罪的法律演变、争议焦点以及办案中的几点思考进行梳理,希望对实务界同类型案件的辩护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开设赌场罪的法律演变及争议焦点 (一)法律演变 1、1997年 1997年 《刑法》 颁布之初并未规定开设赌场罪,而是将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这三种行为共同作为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的行为方式,并统一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 2、2005年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申请人某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某控股有限公司就广告合作合同纠纷仲裁案 裁决摘要: 被申请人为向境外推广其商品及品牌,与申请人签订广告合作合同,约定由申请人代为开立境外账户并提供广告服务。合同签订后申请人依约为被申请人提供广告推广服务,但被申请人长期拖欠服务费用,故申请人提起仲裁。本案涉双涉外主体,被申请人经依法有效送达后无故缺席本案庭审。 仲裁庭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的规定,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经查明,仲裁庭认为申请人确已提供推广服务,被申请人未及时支付费用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支付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 示范条款: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广州仲裁
引言 跨境贸易和投资的激增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业务的增长,对法律框架和实施机制的要求也日益严格。在这个背景下,维好协议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安排,为融资活动的增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境内企业跨境融资提供了一种相对灵活、规避监管壁垒的融资方式。 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的压力,中资债券违约的情况层出不穷,甚至作为境内母公司的维好人也因财务状况持续恶化而进入破产程序,维好协议的法律地位和执行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与传统的担保机制不同,维好协议在中国大陆的法律环境中并不被视为正式的保证担保,这种特殊性质使得维好协议可能会在未来的法律实践和判例中对于破产法律的认定和管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今天的内容是GDPR正文第4条第(2)款。 01、法条原文 Article 4 Definitions 第四条定义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gulation: 为本条例之目的: (2) ‘processing’ means any operation or set of operations which is performed on personal data or on sets of personal data, whether or not by automated means, such as collection, recording, or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