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揽人应该亲自完成的工作
《合同法》第253条 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定作人同承揽人签订承揽合同,是同定作人对承揽人能够完成定作人要求的工作成果的能力的信任是绝对分不开的。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承揽人,其首要义务是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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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第253条 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定作人同承揽人签订承揽合同,是同定作人对承揽人能够完成定作人要求的工作成果的能力的信任是绝对分不开的。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承揽人,其首要义务是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
摘要 继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后,中国先后通过一个决定和八个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和补充。2014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下称草案),拟再次修改刑法,修改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 【修改量刑标准】 现行 《刑法》 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定了具体数额。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 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
摘要:云服务提供商的信息安全责任 企业在提供云服务时,往往会涉及数据和信息的上传、存储、下载及处理,因此,云服务提供商承担着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保证相关信息的安全和保密的责任。 云服务提供商的信息安全责任应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首先,云服务企业应根据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用户信息保护责任,对用户的数据及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其次,由于我国目前实行较为严格的互联网内容审查制度,因此必须遵守法
【案情回放】 张某生于1919年,有子张甲和张乙。自2001年丧偶后直至病逝,张某除随张甲生活两年外,主要由张乙负责照顾、护理。2005年后,张某生活基本不能自理。2012年年底去世时,张某留下遗产为个人房产一套。该房款原由张乙支付,市价约10万元。张甲因遗产分割问题与张乙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庭审中,原告张甲提供一份纸质打印遗嘱,遗嘱人署名为张某,见证人署名为律师李某、陈某,注明时间为2010年
合同行为是公司存续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事项,在执业过程中律师注意到,合同管理制度不健全一直是困扰众多公司经营发展的一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合同法律纠纷的产生及不利法律后果的承受均系公司自身“合同行为”不慎所致。作为发展中的公司,必须尽快理顺“合同管理”制度,才有助于避免合同风险,促进对外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 一、“合同管理”的基本内涵 “合同管理”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严格概念,而是公司相对应“合同行
近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办法》自2014年8月29日起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截至9月28日,证监会共收到12条书面反馈意见,总体来看,社会各界对《办法》普遍认可,认为《办法》落实了新国九条关于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的有关意见,体现了功能监管及适度监管的理念,有利于提升期货公司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根据市场意见,对《办法》主
修正后的 《行政诉讼法》 将于2015年5月1日施行。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修正、起诉期限的延长外,笔者发现,此次修法对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上诉权予以限缩。据第五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行政诉讼案件虽然只占人民法院案件总数不足2%,但却占全部申诉信访、上访案件的总数却高达18%。这说明,案结事难了的居然是行政诉讼。 那么,行政诉讼法修正后,那些没有上诉权的第三人该如何去维权? 修正后的第二十九条
关于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在前几期的系列家事部微信中已有了明确论述,也引用了具体的法条,对个人财产制也有涉及。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原则上也由双方共同处分。若未经另一方同意,另一方单独行使的处分权,可能会成为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所以作为与其交易的第三人,在了解到被交易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应主动规避这类风险。 而就夫妻共同财产中一项“生产、经营的
冯玉平律师注: 企业经营面临着双重风险:商业风险与法律风险。商业风险无可回避,法律风险却可以防范。 中国的企业家不缺乏聪明才智,但是缺乏对法律风险的充分认识。企业家面临的两大风险是财富风险和自由风险,前者表现为民事法律风险,而后者表现为刑事法律风险。在给企业家讲课的过程中,我最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在自由面前,财富靠边。因此企业家千万要防控刑事法律风险,刑事红线千万不能碰。 企业家可以没有法律知识,
引言 如今,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途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设置、仲裁员队伍、甚至在审理适用的准据法等问题的处理上,越来越受到国内当事人的关注,以至于出现将国内商事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现象。跨国企业在本国设立的子公司,也倾向于将相关争议事项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以获得更加独立的仲裁裁决。因此,本文将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此类纠纷的原因及现状进行介绍,并从

《合同法》第253条 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定作人同承揽人签订承揽合同,是同定作人对承揽人能够完成定作人要求的工作成果的能力的信任是绝对分不开的。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承揽人,其首要义务是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承揽人的这一义务一般表现为其将定作物加工、修理、复制完毕,或者测试、检验完毕,产生具体的工作成果或者按照合同要求完成约定的工作,承揽人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完成约定的工作,这是承揽合同的本质特点所要求的。
摘要 继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后,中国先后通过一个决定和八个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和补充。2014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下称草案),拟再次修改刑法,修改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 【修改量刑标准】 现行 《刑法》 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定了具体数额。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 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
摘要:云服务提供商的信息安全责任 企业在提供云服务时,往往会涉及数据和信息的上传、存储、下载及处理,因此,云服务提供商承担着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保证相关信息的安全和保密的责任。 云服务提供商的信息安全责任应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首先,云服务企业应根据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用户信息保护责任,对用户的数据及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其次,由于我国目前实行较为严格的互联网内容审查制度,因此必须遵守法律对互联网内容合法性的相关规定,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行为、承担一定的信息安全监管责任,履行信息内容的审查、记录、报告、删除等相关义务。 云服务提供商的上述两个层面的信息安全责任,并非完全并行不悖,当
【案情回放】 张某生于1919年,有子张甲和张乙。自2001年丧偶后直至病逝,张某除随张甲生活两年外,主要由张乙负责照顾、护理。2005年后,张某生活基本不能自理。2012年年底去世时,张某留下遗产为个人房产一套。该房款原由张乙支付,市价约10万元。张甲因遗产分割问题与张乙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庭审中,原告张甲提供一份纸质打印遗嘱,遗嘱人署名为张某,见证人署名为律师李某、陈某,注明时间为2010年3月20日;其主要内容为:张甲因照顾张某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从其遗产中扣除6万元补偿张甲。原告陈述,当天他用轮椅把父亲从被告家推至打印部打印了这份遗嘱,之后一起回家,由李某、陈某到场见证父亲签字确认过程
合同行为是公司存续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事项,在执业过程中律师注意到,合同管理制度不健全一直是困扰众多公司经营发展的一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合同法律纠纷的产生及不利法律后果的承受均系公司自身“合同行为”不慎所致。作为发展中的公司,必须尽快理顺“合同管理”制度,才有助于避免合同风险,促进对外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 一、“合同管理”的基本内涵 “合同管理”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严格概念,而是公司相对应“合同行为”的每个阶段而进行全过程管理活动的总称。实践中,公司开展的经营活动均是依靠“合同行为”(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来完成,鉴于“合同行为”在公司对外经营中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公司必须将“合同管
近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办法》自2014年8月29日起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截至9月28日,证监会共收到12条书面反馈意见,总体来看,社会各界对《办法》普遍认可,认为《办法》落实了新国九条关于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的有关意见,体现了功能监管及适度监管的理念,有利于提升期货公司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根据市场意见,对《办法》主要作以下修改: 一:从有利于股权激励的角度考虑,删除股东条件中关于持续经营时间和盈利的要求,进一步降低持有期货公司5%以上股权股东的准入门槛。 二:与证券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的审批主体保持统一,将期货公司
修正后的 《行政诉讼法》 将于2015年5月1日施行。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修正、起诉期限的延长外,笔者发现,此次修法对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上诉权予以限缩。据第五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行政诉讼案件虽然只占人民法院案件总数不足2%,但却占全部申诉信访、上访案件的总数却高达18%。这说明,案结事难了的居然是行政诉讼。 那么,行政诉讼法修正后,那些没有上诉权的第三人该如何去维权? 修正后的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
关于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在前几期的系列家事部微信中已有了明确论述,也引用了具体的法条,对个人财产制也有涉及。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原则上也由双方共同处分。若未经另一方同意,另一方单独行使的处分权,可能会成为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所以作为与其交易的第三人,在了解到被交易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应主动规避这类风险。 而就夫妻共同财产中一项“生产、经营的收益”而言,是指在夫妻关系期间,一方或双方通过生产或经营性活动而获得的收益。举例说来有,与其他人共同投资开办企业而取得的收益;因认股、认购其他企业股份从而在相关企业拥有产权等等而获得的收益。 但月有阴
冯玉平律师注: 企业经营面临着双重风险:商业风险与法律风险。商业风险无可回避,法律风险却可以防范。 中国的企业家不缺乏聪明才智,但是缺乏对法律风险的充分认识。企业家面临的两大风险是财富风险和自由风险,前者表现为民事法律风险,而后者表现为刑事法律风险。在给企业家讲课的过程中,我最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在自由面前,财富靠边。因此企业家千万要防控刑事法律风险,刑事红线千万不能碰。 企业家可以没有法律知识,但一定要有法律意识。 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风险管理大师,风险管理大师却不一定会成为伟大的企业家。 一、企业家低估刑事风险 1. 重民事风险轻刑事风险 目前企业的法律顾问和法务部门,更多关注的是诸如知识产
引言 如今,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途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设置、仲裁员队伍、甚至在审理适用的准据法等问题的处理上,越来越受到国内当事人的关注,以至于出现将国内商事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现象。跨国企业在本国设立的子公司,也倾向于将相关争议事项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以获得更加独立的仲裁裁决。因此,本文将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此类纠纷的原因及现状进行介绍,并从管辖权来源、法律对可仲裁争议限制规定及司法审查监督三个方面,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此类纠纷的可行性及合法性进行论述。 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国内商事争议的可行性分析 (一)从争议管辖权上,允许国际仲
2014年1月,济南某商贸公司受某机械公司委托,为机械公司有偿联系购进螺纹钢。经商贸公司联系,2014年1月20日,机械公司与某矿业公司达成1000吨螺纹钢的买卖合同。同日,机械公司与商贸公司补充签订居间服务协议,约定机械公司应当在螺纹钢到货一个月内,按照每吨80元的价格,支付商贸公司中介服务费。合同履行中,因种种原因,矿业公司不能交货。经协商,机械公司同意矿业公司不再交付螺纹钢,而是将600吨钢板转售给机械公司,原螺纹钢预付款直接转为钢板预付款。履行完毕后,商贸公司要求机械公司按约支付中介费,但机械公司认为,经商贸公司达成的螺纹钢买卖合同没有生效,居间协议当然也无效,不应支付中介费。商贸公司
摘要: 很多国家精神卫生立法在强制医疗入院标准方面都适用了“危险性”原则,我国 《精神卫生法》 也在其列。但“危险性”原则是基于三个错误的假设:其一,多数人认为,精神障碍者的暴力行为的频率及可预测性使精神障碍者应该被强制医疗。而实际上,大部分暴力行为都是由没有精神障碍的人行出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精神障碍者的暴力行为比无精神障碍的人群要容易预测。其二,多数人认为,精神障碍者是否存在伤害他人的危险,是可以得到专业医生可靠的评估的。而实际上,伤害危险是没有可靠地评价方法。其三,多数人认为,“危险性”原则会保护精神障碍者和社区免受伤害。而实际上,“危险性”原则可能会增加精神疾病对患者的伤害和较大程度增
引言 如今,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途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设置、仲裁员队伍、甚至在审理适用的准据法等问题的处理上,越来越受到国内当事人的关注,以至于出现将国内商事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现象。跨国企业在本国设立的子公司,也倾向于将相关争议事项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以获得更加独立的仲裁裁决。因此,本文将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此类纠纷的原因及现状进行介绍,并从管辖权来源、法律对可仲裁争议限制规定及司法审查监督三个方面,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此类纠纷的可行性及合法性进行论述。 一、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国内商事争议的原因及现状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是指依据国际公约
【案例】 2010年3月22日,甲公司经当地工商局核准设立,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共31名。其中徐某、程某各出资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2013年9月,甲公司股东由31名变更为21人,其中徐某、程某出资额为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 2012年8月12日,甲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其他登记事项不变,公司形成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徐某和程某未在新修订的章程上签字。 2013年9月15日,甲公司又形成新修订的章程,徐某和程某均签署了该章程。该章程与2012年章程相比,除股权发生变更外,其余条款均无实质性变化,两者基本一致。 2014年5月6日徐某和程某主张其为甲公司股东
引言 如今,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途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设置、仲裁员队伍、甚至在审理适用的准据法等问题的处理上,越来越受到国内当事人的关注,以至于出现将国内商事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现象。跨国企业在本国设立的子公司,也倾向于将相关争议事项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以获得更加独立的仲裁裁决。因此,本文将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此类纠纷的原因及现状进行介绍,并从管辖权来源、法律对可仲裁争议限制规定及司法审查监督三个方面,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此类纠纷的可行性及合法性进行论述。 一、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审理国内商事争议的原因及现状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是指依据国际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