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中责任主体的认定
作为安全生产领域内多发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 《刑法》 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责任主体的认定,往往争议较大。笔者以一起案件展开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16年12月22日,经某某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马世权被任命为该公司生产一车间主任,其工作职责是按公司相关制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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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全生产领域内多发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 《刑法》 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责任主体的认定,往往争议较大。笔者以一起案件展开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16年12月22日,经某某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马世权被任命为该公司生产一车间主任,其工作职责是按公司相关制度组织
【行业背景】 1.房企暴雷的现实背景 2021年,是房地产企业的暴雷年。回顾2020年8月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三道红线”,2021年二手房指导价与限贷令,2021年2月集中供应土地政策等强硬调控政策,以恒大事件爆发为典型,房地产行业险象陆续浮出水面。原本前些年以产业地产杀出重围位居地产前十、融资渠道手段业内翘楚的华夏幸福债务压力依旧在增大,协信、宝能、嘉凯城、中天金融、富力地产
1.数据保护专员(DPO) GDPR Proposal规定所有公共机构和所有拥有超250名永久职工公司的公司均需要任命DPO。集团公司可以仅在集团层面任命一名DPO。第35-37条规定了DPO的选任、角色、职位、任务等细节,包括其履职时必需出于完全独立的要求。同时需要任职至少2年。此外,员工人数未达250人的企业,如果其核心业务与处理业务相一致,且由于其性质、范围和/或目的,需要对数据主体进行定期
0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分类 (一)强制性的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出台以前,我国将证据的表现形式作为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依据,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法院则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基于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受取证手段影响较大而实物证据受影响较小的考虑。这样的标准重证明力,轻证
职工债权是破产程序中保障职工权益的重要内容,职工债权的审查和确认无需职工申报,由管理人调查确认。企业直接欠付的职工工资当然属于职工债权,但是由第三方垫付职工工资的行为,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实践中,破产受理后垫付职工工资的情形属于职工债权没有异议,但是在破产受理前垫付的职工工资性质如何认定,不同的管理人却作出了不同的债权审查结果。那么在何种情况下,破产受理前垫付的职工工资才能被认定为职工债权呢?笔者
经济全球化一直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的主旋律。但是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地缘政策的变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从而进一步延伸到在全球资产配置的情况下,财富管理与传承的复杂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工作、生活、学习等因素,跨国人员流动已经越来越便捷,随之带来的就是人员流动的全球
近几年,魔蝎科技、新颜科技等多家现金贷相关的数据源公司被查处,多家知名数据风控相关公司停止了与爬虫相关的数据业务。 而且随着多家不同行业的数据公司被查,表明执法的宽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展,不再限于与互金相关的数据风控公司,也不再限于爬虫,形成了「网安部门联合多个部门,针对大数据行业乱象展开的新一轮大数据执法风暴」。 重在打击数据产业链上下游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面对这一轮执法风暴,企业应该重点关注数据产业
2022年4月27日,网易云音乐公众号刊载了一份《网易云音乐关于起诉腾讯音乐不正当竞争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中详细列举了腾讯音乐的“罪证”,并明确表示其已就部分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式提起诉讼。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品牌公关负责人陈默稍晚时在其朋友圈作出了回应。 笔者拟在下文中浅析网易云音乐在声明中所陈述内容的法律性质。(声明内容详见:网易云音乐关于起诉腾讯音乐不正当竞争的声明(qq.com))
在上篇《“双碳”目标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与碳金融(上)》中,我们已对中国“双碳”目标提出的背景,“碳达峰”“碳中和”“碳交易”“碳金融”等相关概念,我国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机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做出了介绍。本文为下篇,延续《“双碳”目标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与碳金融(上)》,我们将在本篇重点介绍国内碳金融市场制度、现状与机遇,并在篇尾附上国内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与碳金融相关主要法律、法规、规则。 五、
4月26日,由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主办的“道可特首届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主题论坛”顺利举行。本次论坛齐聚多名业界专家大咖,共同探讨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视阈下的实践热点与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老师出席论坛并发表“可携权视野下的数据权益分配规则”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我的主题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题目,和最近的一些数据争议,特别是涉及数据抓取权益分配等问题的争议相

作为安全生产领域内多发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 《刑法》 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责任主体的认定,往往争议较大。笔者以一起案件展开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16年12月22日,经某某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马世权被任命为该公司生产一车间主任,其工作职责是按公司相关制度组织生产、人员管理、设备检修、车间内安全生产、生产期的水电气协调、包装材料的领用审批等。2017年4月2日至25日,马世权参加了安全生产相关的法规及其他知识的培训,系某某有限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2018年
【行业背景】 1.房企暴雷的现实背景 2021年,是房地产企业的暴雷年。回顾2020年8月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三道红线”,2021年二手房指导价与限贷令,2021年2月集中供应土地政策等强硬调控政策,以恒大事件爆发为典型,房地产行业险象陆续浮出水面。原本前些年以产业地产杀出重围位居地产前十、融资渠道手段业内翘楚的华夏幸福债务压力依旧在增大,协信、宝能、嘉凯城、中天金融、富力地产、格力地产、泰禾地产、京投发展、蓝光发展、美好置业、亿达中国、建业、花样年、荣盛等等房企也是不容乐观。 2.施工企业的至暗之时 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地产公司的暴雷,殊不知,在数量庞大的地产公司倒闭潮背后
1.数据保护专员(DPO) GDPR Proposal规定所有公共机构和所有拥有超250名永久职工公司的公司均需要任命DPO。集团公司可以仅在集团层面任命一名DPO。第35-37条规定了DPO的选任、角色、职位、任务等细节,包括其履职时必需出于完全独立的要求。同时需要任职至少2年。此外,员工人数未达250人的企业,如果其核心业务与处理业务相一致,且由于其性质、范围和/或目的,需要对数据主体进行定期和系统的监控,则还需要任命DPO。 Albrecht议员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受德国法律框架的启发,加强了DPO的作用。其中一个主要变化涉及任命DPO的标准。报告规定,DPO的强制性任命不再基于企业的规模(
0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分类 (一)强制性的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出台以前,我国将证据的表现形式作为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依据,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法院则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基于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受取证手段影响较大而实物证据受影响较小的考虑。这样的标准重证明力,轻证据能力,是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产物。《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摈弃了以往的证据排除标准,按照侦查人员取证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严重程度将非法证据排除分为强制性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
职工债权是破产程序中保障职工权益的重要内容,职工债权的审查和确认无需职工申报,由管理人调查确认。企业直接欠付的职工工资当然属于职工债权,但是由第三方垫付职工工资的行为,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实践中,破产受理后垫付职工工资的情形属于职工债权没有异议,但是在破产受理前垫付的职工工资性质如何认定,不同的管理人却作出了不同的债权审查结果。那么在何种情况下,破产受理前垫付的职工工资才能被认定为职工债权呢?笔者将通过两个案例一探究竟。 一、情景再现 情景一: 2016年,某公司拖欠职工工资,四十余名职工纷纷起诉、上访,要求某公司支付工资,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宗某(宗某系该法定代表人的公公)口头约定,由宗某暂时
经济全球化一直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的主旋律。但是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地缘政策的变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从而进一步延伸到在全球资产配置的情况下,财富管理与传承的复杂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工作、生活、学习等因素,跨国人员流动已经越来越便捷,随之带来的就是人员流动的全球化。所谓个人“住所”的选择,已经不局限于在本国范围内省市之间的选则,更可以是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选择。自2000年以来,国际移民组织每年发布相关调查报告。根据《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最新的联合国
近几年,魔蝎科技、新颜科技等多家现金贷相关的数据源公司被查处,多家知名数据风控相关公司停止了与爬虫相关的数据业务。 而且随着多家不同行业的数据公司被查,表明执法的宽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展,不再限于与互金相关的数据风控公司,也不再限于爬虫,形成了「网安部门联合多个部门,针对大数据行业乱象展开的新一轮大数据执法风暴」。 重在打击数据产业链上下游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面对这一轮执法风暴,企业应该重点关注数据产业链上下游中的关涉自身的数据合规问题,尤其要严守数据爬虫的风险边界和合规红线。 我们基于近期的执法背景,就关于数据产业链中的涉及数据爬取和后续处理、流转的 「六个常见做法和合规误区」做出分析,旨在厘清大
2022年4月27日,网易云音乐公众号刊载了一份《网易云音乐关于起诉腾讯音乐不正当竞争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中详细列举了腾讯音乐的“罪证”,并明确表示其已就部分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式提起诉讼。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品牌公关负责人陈默稍晚时在其朋友圈作出了回应。 笔者拟在下文中浅析网易云音乐在声明中所陈述内容的法律性质。(声明内容详见:网易云音乐关于起诉腾讯音乐不正当竞争的声明(qq.com)) 网易云音乐至今未披露诉讼细节,笔者推测,若网易云音乐所述属实,其应已提起数个诉讼,且案由的选择不止仅限于不正当竞争纠纷。实务中,虽然绝大部分法院均秉持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在原告的主张依据知识产权专门法无
在上篇《“双碳”目标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与碳金融(上)》中,我们已对中国“双碳”目标提出的背景,“碳达峰”“碳中和”“碳交易”“碳金融”等相关概念,我国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机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做出了介绍。本文为下篇,延续《“双碳”目标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与碳金融(上)》,我们将在本篇重点介绍国内碳金融市场制度、现状与机遇,并在篇尾附上国内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与碳金融相关主要法律、法规、规则。 五、国内碳金融市场的现状与机遇 (一)我国制度层面对碳金融的界定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联合印发
4月26日,由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主办的“道可特首届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主题论坛”顺利举行。本次论坛齐聚多名业界专家大咖,共同探讨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视阈下的实践热点与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老师出席论坛并发表“可携权视野下的数据权益分配规则”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我的主题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题目,和最近的一些数据争议,特别是涉及数据抓取权益分配等问题的争议相关。可携权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和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中都有体现,虽然没有具体的细则,但这些规定本身就体现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和新的理念问题。我今天针对可携权的问题视野下的数据权益分配规则问题提出初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一部好的 《公司法》 ,能够切实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现行 《公司法》 制定于1993年,1999年、2004年对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2005年进行全面修订,2013年、2018年又对公司资本制度相关问题作了两次重要修订。202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公司法修订草案》,对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等内容又进行了更为实质的修订。 现行认缴制下,虽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未到期出资享有“期限利益”,但《公司法修订草案》已明确“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制度”。因此,亟需各位股东予以高度关注,不能通
近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 针对疫情期间工业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安排先后发布两版《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以下合称“《工业企业复工指引》”)。《工业企业复工指引》从落实复工复产企业主体责任、实施场所分区分类管理、强化企业员工管理等六个方面细化明确企业复工复产流程要求及防控措施, 为提高企业复工复产防疫管理的可操作性提供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也于日前发布《上海市商贸企业复工复市疫情防控指南》和《 政策问答》(以下合称“《商贸企业复工指南》”), 对上海市商贸企业复工复产流程和措施予以解答和说明。此外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合同纠纷 劳动工伤 知识产权 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法人意志的代表,可以对外以公司名义开展活动。而当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各股东之间发生分歧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成为了各股东想要争夺的重要控制权的职位之一。那么公司该如何变更法定代表人呢?如果原法定代表人拒不配合办理变更,又该怎么处理呢? 经典案例 A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3日,现股东为:甲、乙、丙、丁四人,持股比例分别为45%、30%、15%、10%,法定代表人为乙,任执行董事;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认缴出资。 A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
案情简介 男女双方于2014年结婚。男方是一名个体工商户,资金的往来流水较多,而女方从事幼教工作,收入较低。婚前女方就向男方表示,希望在婚后做一名全职太太照顾家庭和子女。婚后双方的生活也如女方所愿,男方在外经营,女方负责照顾家庭。 结婚不久,双方就共同生育了一名子女。生育子女后,双方因照顾子女经常产生争执、并涉及到双方的父母,导致双方的感情破裂。最后女方不愿再照顾孩子,孩子就由爷爷奶奶协助男方抚养照顾。没过多久,女方就向法院起诉要求与男方离婚,同时主张孩子的抚养权归女方、分割双方的房产以及要求男方另行支付20万的财产分割补偿款。 法院裁决 一、双方自愿离婚 。 二、婚生子由被告方抚养,抚养费由
一、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17条为在实践中追加出资期限届满而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确立了执行依据。笔者现拟结合上海法院近三年的司法判决,区分支持追加和不支持追加两种情况梳理相关裁判规则,以及分析对于未届出资期限而公司面临破产、解散或具备破产条件而不申请破产等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