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起继承纠纷看代书遗嘱见证人的风险
根据《民法典》第1135 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但是在实践中,代书遗嘱的立遗嘱人即便找了见证人,也有可能导致遗嘱不能被确认有效。 案例一:立遗嘱人找到两名同事做遗嘱见证人,其中一人代书,形式要件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立遗嘱人去世后,纠纷发生,见证人觉得几个继承人自己都认识,去法庭实话实说可能会得罪某些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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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第1135 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但是在实践中,代书遗嘱的立遗嘱人即便找了见证人,也有可能导致遗嘱不能被确认有效。 案例一:立遗嘱人找到两名同事做遗嘱见证人,其中一人代书,形式要件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立遗嘱人去世后,纠纷发生,见证人觉得几个继承人自己都认识,去法庭实话实说可能会得罪某些人,坚
“我辛辛苦苦干了活,合同却被认定无效,我该怎么办?”在法院审理的一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时常能听到当事人发出这样无奈的疑问。明明干了活,施工合同却被认定无效,有的工程款也很难讨回,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永宁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情回顾 原告张某与被告安某签订了一份《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承包永宁望远镇某住宅区部分电器安装工程。协议签订后,原告对三栋住宅楼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一新天地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开幕式上提出,“实现审判工作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做实审判理念现代化,以审判理念现代化统领、引导、促进各项工作现代化”。全国大法官研讨班围绕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实“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深化了对审判工作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理念和方向。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外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从现实情况
在建设工程领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承包人为获取工程项目,常常会就工程价款给予发包人一定的让利。让利条款在实务中的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包括施工合同中的让利或下浮条款、补充协议或让利承诺书等。有的让利是承包人主动给予的,有的让利是发包人基于其优势地位迫使承包人给予的,这也导致发承包双方因工程价款产生纠纷时,双方围绕“让利条款”也引发很多争议。本文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例,对“让利条款”引发的相关法律
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并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连带债务,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增信手段,已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务中。民法典首次在立法层面对其加以规定,明确了其认定标准、责任形式等。在债务加入情形下,债务加入人代偿承担债务后,能否向债务人的保证人主张追偿呢?本文拟通过一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例进行解析。 【裁判要旨】根据法律规定,在债务加入法律关系中,
按:“如舟析讼”专栏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刘茹洁律师创作,专注于民商事、劳动争议、家事诉讼、生态环境类诉讼执法领域的实务问题研究,如舟析讼——愿乘法律之舟,精研实务领域,欢迎大家关注。 引言:《民法典》第1088条新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该规定称之为“家务补偿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网络暴力事件频出,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并不断挑战着法律的底线。2023年7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网络暴力信息的监测预警、处置、保护机制等方面予以明确,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启动“一键防护”“一键取证”等防护功能,向网络暴力亮出法治之剑。 01 网络暴力侵权的责任主体 网络暴力简称“网暴
分布式光伏发电具有投资小、装配灵活、就近低压并网且电量消纳快等优势, 在国家“双碳”政策背景加持下[1],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成为新能源领域开发及投资的热点。在仓储物流物业场景下, 特别是高标仓、冷库项目, 其具有大面积的闲置屋顶且项目自身可消纳电量高等特点, 是发展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绝佳载体。本文拟就于仓储物流项目上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各环节中可能出现的主要法律问题简要说明, 以供投资人参考。
笔迹形成时间鉴定属于司法鉴定之中物证鉴定之中的一种,是属于文书类司法鉴定的一种。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与笔迹鉴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笔迹鉴定是根据书写者笔迹的特点,如笔顺、连笔、转折、搭配比例等等,来分析判断书写者是谁。它依据的是书写者的书写动作习惯。 而“笔迹形成时间鉴定”,在业内的正确称谓是“书写形成时间鉴定”。 它不但可以鉴定出手写笔迹的产生时间,还能鉴定出打印文书的产生时间。书写时间鉴定依据
一直以来,提单首要条款与法律适用条款的关系是困扰学界的重大问题。我国法院也在审判工作中对提单首要条款的判定分歧层出。本文试图从首要条款的概念、起源、作用入手,结合我国法院以及美英法院的判例的实证分析,兼取国际私法的学术理论,证明首要条款并非法律适用条款。最后,笔者提出在法律适用领域内的“三层效力阶梯”的理论,论证首要条款其实是并入条款。 一、来龙去脉:首要条款之概论 (一)概念之明晰 提单涉及错综

根据《民法典》第1135 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但是在实践中,代书遗嘱的立遗嘱人即便找了见证人,也有可能导致遗嘱不能被确认有效。 案例一:立遗嘱人找到两名同事做遗嘱见证人,其中一人代书,形式要件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立遗嘱人去世后,纠纷发生,见证人觉得几个继承人自己都认识,去法庭实话实说可能会得罪某些人,坚决不同意出庭作证。 案例二:立遗嘱人找了律师做遗嘱代书人,另找了一个自己的朋友,和律师一起作为见证人。十年后立遗嘱人去世,继承人没有及时办理析产。几年过后,因家族发生矛盾想要析产,发现代书人找不到了,
“我辛辛苦苦干了活,合同却被认定无效,我该怎么办?”在法院审理的一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时常能听到当事人发出这样无奈的疑问。明明干了活,施工合同却被认定无效,有的工程款也很难讨回,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永宁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情回顾 原告张某与被告安某签订了一份《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承包永宁望远镇某住宅区部分电器安装工程。协议签订后,原告对三栋住宅楼电器安装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2021年1月,住宅楼整体工程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工程款,但剩余工程款一直未向原告支付,于是原告一纸诉状将被告起诉至永宁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作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一新天地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开幕式上提出,“实现审判工作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做实审判理念现代化,以审判理念现代化统领、引导、促进各项工作现代化”。全国大法官研讨班围绕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实“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深化了对审判工作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理念和方向。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外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从司法工作本身看,面对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更高水平需求,人
在建设工程领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承包人为获取工程项目,常常会就工程价款给予发包人一定的让利。让利条款在实务中的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包括施工合同中的让利或下浮条款、补充协议或让利承诺书等。有的让利是承包人主动给予的,有的让利是发包人基于其优势地位迫使承包人给予的,这也导致发承包双方因工程价款产生纠纷时,双方围绕“让利条款”也引发很多争议。本文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例,对“让利条款”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承包人通过招投标获取工程后,与发包人达成的“让利条款”的效力问题 (一)一般认为承包人通过招投标获取工程后与发包人达成的大幅让利条款,属于对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变更,应认
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并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连带债务,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增信手段,已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务中。民法典首次在立法层面对其加以规定,明确了其认定标准、责任形式等。在债务加入情形下,债务加入人代偿承担债务后,能否向债务人的保证人主张追偿呢?本文拟通过一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例进行解析。 【裁判要旨】根据法律规定,在债务加入法律关系中,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不构成债权转移,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其与债务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处理,法律未规定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可以向债权人的保证人追偿,故债务加入人无权向债权人的保证人追偿。
按:“如舟析讼”专栏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刘茹洁律师创作,专注于民商事、劳动争议、家事诉讼、生态环境类诉讼执法领域的实务问题研究,如舟析讼——愿乘法律之舟,精研实务领域,欢迎大家关注。 引言:《民法典》第1088条新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该规定称之为“家务补偿制度”,《民法典》颁发施行多年,已为更多的家庭主妇、全职妈妈所知晓,但现实情况中,依据该项制度在离婚时提出家务补偿主张,却不是想象中的简单和顺利,笔者结合常年接触案件的当事人咨询问题及处理诉讼的实务,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网络暴力事件频出,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并不断挑战着法律的底线。2023年7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网络暴力信息的监测预警、处置、保护机制等方面予以明确,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启动“一键防护”“一键取证”等防护功能,向网络暴力亮出法治之剑。 01 网络暴力侵权的责任主体 网络暴力简称“网暴”,是指网民在网络上发布具有诽谤性、污蔑性的言论,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网暴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社会现象,危害严重,影响十分恶劣。《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规定,网络用户、网
分布式光伏发电具有投资小、装配灵活、就近低压并网且电量消纳快等优势, 在国家“双碳”政策背景加持下[1],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成为新能源领域开发及投资的热点。在仓储物流物业场景下, 特别是高标仓、冷库项目, 其具有大面积的闲置屋顶且项目自身可消纳电量高等特点, 是发展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绝佳载体。本文拟就于仓储物流项目上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各环节中可能出现的主要法律问题简要说明, 以供投资人参考。 1.概念解析 光伏电站主要分为集中式电站和分布式电站两大类别。其中分布式光伏电站是指在用户所在场地或附近建设安装、运行方式以用户端自发自用为主、多余电量上网, 且在配电网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发电设施
笔迹形成时间鉴定属于司法鉴定之中物证鉴定之中的一种,是属于文书类司法鉴定的一种。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与笔迹鉴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笔迹鉴定是根据书写者笔迹的特点,如笔顺、连笔、转折、搭配比例等等,来分析判断书写者是谁。它依据的是书写者的书写动作习惯。 而“笔迹形成时间鉴定”,在业内的正确称谓是“书写形成时间鉴定”。 它不但可以鉴定出手写笔迹的产生时间,还能鉴定出打印文书的产生时间。书写时间鉴定依据的是构成文字的有色颜料,比如圆珠笔油、钢笔水、印泥、复印墨粉等等。 这些有色颜料在纸张上形成文字以后,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依据一定的规律,就能分析这种变化经历了多长的时间,从而推测出笔迹的产生时间
一直以来,提单首要条款与法律适用条款的关系是困扰学界的重大问题。我国法院也在审判工作中对提单首要条款的判定分歧层出。本文试图从首要条款的概念、起源、作用入手,结合我国法院以及美英法院的判例的实证分析,兼取国际私法的学术理论,证明首要条款并非法律适用条款。最后,笔者提出在法律适用领域内的“三层效力阶梯”的理论,论证首要条款其实是并入条款。 一、来龙去脉:首要条款之概论 (一)概念之明晰 提单涉及错综复杂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众所周知,提单是海上货运合同之证明。依据契约自由、私法自治的理念原则,提单背面记载着海运当事方对于权利、义务、豁免等事项约定的条款。在这些密集排列的条款中间,指明提单受某一
不可预见费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没有确切的定义,笔者采用这个术语系因其为建设工程领域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不可预见费是指“预备费或者暂列金额”,是为了应对建设期可能发生的风险而导致的建设费用增加而提前预留的费用。一般情况下建设单位在估算工程项目总投资时基本都会按照可研或初设工程总额的百分比预留不可预见费。如果建设单将不可预见费仅仅限制在内部投资估算及报会的投资方案范畴的话,那么建设单位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就不可预见费的争议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但是如果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了不可预见费,那么双方就该术语的定义、承担主体问题、结算如何处理等相关问题产生争议。而现实是不可预见
2020年4月,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巴布亚新几内亚决定依法拒绝其投资的波格拉金矿经营公司—巴理克新几内亚有限公司(“BNL公司”)关于将采矿证延期20年的申请。该公告再次引发矿业投资者对于海外投资政府征收风险的关注。所谓政府征收风险,通常是指东道国凭借其公权力,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包括外国投资者财产在内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合法拥有的私人财产,从而实现强制性取得或使用,导致投资者权利受限的风险。此前,在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秦皇岛市秦龙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诉蒙古国政府案1(以下简称“中企诉蒙古政府案”)中,中国企业就因蒙古
一、电子送达到达主义的产生背景 送达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的基础制度,广泛适用于诉讼的各个环节,随着2022年1月1日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施行,将电子送达的范围扩展至裁判文书,电子送达业已成为人民法院主要的送达方式和手段之一。知悉电子送达的样态和效力是律师审慎义务的应有之义。 受大陆法系传统的诉讼理念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送达模式皆表现为“结果型”,通俗来讲,就是将送达完全视为法院的责任,以受送达人是否真正收到和知悉受送达文书为评价标准,“结果型”送达模式较大程度地保障了受送达人的程序知悉权,但也逐渐形成了我国司法的一大顽疾:送达难。随着“结果型”送达模式”赖以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和计划经
一、案例概要 2013年8月1日,黄某入职到甲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黄某应当遵守甲公司的规章制度,若黄某严重违反甲公司的规章制度,甲公司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2016年2月,甲公司认为黄某存在提供虚假发票、虚假报销的情形,于是向黄某送达《惩戒通知单》,并据此与黄某解除了劳动合同。 2016年3月1日,黄某不服甲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请求甲公司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倍赔偿金37033.50元及2014年10月30日至2016年2月4日的加班费5876.20元。仲裁裁定甲公司支付黄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人民币37033.5元,没有支持甲公司支付黄某
在商标侵权民事案件中,当原告主张被诉侵权商品为“高仿”商品,被告主张被诉商品为来源于原告的正品时,被诉侵权商品真伪的判断自然成了案件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商品真伪判断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往往需要在了解商品特征的前提下,借助专门的技术、设备、流程来完成,而原告作为商标权利人,对此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其提供的辨认意见对于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确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商标权利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与判决结果之间存在着毫无疑问的、无比鲜明的利害关系,因此其提供的辨认意见亦具有天然的倾向性,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这使得此类案件深陷“罗生门”,极易出现违背事实的错判或误判。鉴于现行民事法律规范未就商品真伪辨认意见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