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民纪要》后对赌协议可落地实操策略
一、对赌协议的概念及要素 对赌协议产生的根源在于投资方与融资方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的过程中,融资方偏向于本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权能够得到较高的估值,投资方则相反。基于信息的不对称,双方对目标公司的不同预期需要平衡,为了尽快达成交易,采取折中方案事后估值的方法,即为目标公司在接受投资后的业绩规定一个标准,若达到此标准,就依据高估值计算投资款或持有股权,反之,若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则根据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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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赌协议的概念及要素 对赌协议产生的根源在于投资方与融资方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的过程中,融资方偏向于本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权能够得到较高的估值,投资方则相反。基于信息的不对称,双方对目标公司的不同预期需要平衡,为了尽快达成交易,采取折中方案事后估值的方法,即为目标公司在接受投资后的业绩规定一个标准,若达到此标准,就依据高估值计算投资款或持有股权,反之,若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则根据低估
企业作为主要纳税主体,面对防不胜防的涉税风险,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翰鸿所结合2018年范冰冰巨额偷漏税案,带领企业小伙伴一起一探究竟。 以案说法:范冰冰巨额偷漏税案 案情概述: 2018年,范冰冰被举报并经税务机关查实,其在电影《大轰炸》剧组拍摄获取的报酬,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此外,还查出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
当下,我国对新冠肺炎的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坚持“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防控策略外,也在强调“要抓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复产,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外贸有效贯通,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3月18日,中央研究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指出,“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
作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审判实务中的裁判依据,九民会议纪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部分问题上,九民会议纪要对原有审判规则进行了统一、细化、突破,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问题上的新规定,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注册资本认缴制下的股东出资期限 拥有独立的财产是公司设立的条件之一,,它是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亦是公司运营发展的物质基础。新设公司的财产来源于各个股东的出资,是为注册资本
疫情在创新用工模式的同时,也给用人单位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云办公”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如何有效管理在家办公员工已然成为每个力争发展企业的头等大事之一。本文从在家办公管理制度制定的角度出发,提供操作建议,供各企业参考。 一个原则:只改变办公形式的,用人单位享有自主用工权利;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需经过民主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 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
基于集中力量、全民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目前国内COVID-19疫情正持续趋缓;但与此同时,疫情自境外输入的风险正在加大。[1]为此,无论是作为第一入境的国境口岸机场,还是经由国境口岸转机到达的目的地机场,均承担着严峻的防控疫情输入工作职责,做好疫情防控的合规性措施是确保巩固疫情控制成果、防止疾病扩散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1]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截至3月19日24
引言: 在银行融资业务中, 除保证、抵押、质押等传统担保方式外, 让与担保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用。特别在项目融资中, 我们经常看到, 银行作为贷款人要求借款人将借款人所持有的项目相关合同权益(常见的如与项目相关的保险权益)全部转让给银行。以保险权益转让安排为例, 银行要求借款人将项目相关的保险权益转让给银行, 并将银行列为保险的第一受益人。在贷款完全清偿后, 银行将保险权益回转给借款人。如发生贷款怠于
对赌协议,即投资方与融资方在签订投资合同时,双方保留对目标企业的某一方面的意见分歧,以合同中某一条款或者附属合同方式,通过约定在某固定期限内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以目标实现与否实现对企业估值或股权结构的调整。常见方式有股权回购型、现金补偿性、股权激励型等类型。 实践中,对赌协议的效力,曾经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多个案例逐步明确了裁判规则,最终在《九民纪要》中对对赌协议效力问题进行明确规定。本文将通过两个
2019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单位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相关案件座谈会”(以下简称“债券纠纷座谈会”)。根据目前能公开查询到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债券座谈会纪要”),本次会议的主旨是将债券违约纠纷逐步纳入“市场化、法治化”的解决轨道,确保债券持有人能够通
近些年来,“IP”在文化市场中是一个“出镜率”极高的词汇,特别是在影视娱乐行业,甚至有 “得IP者得天下”的说法。“抢到”可能带来“大流量”“爆款”的“大IP”,成了众多影视公司争先恐后的事情。而对于创造“大IP”的原著作者而言,在提升自身作品品质的同时,做好版权规划,有效、运营自身作品,充分挖掘、发现作品价值,也应该是其关心的问题。 那么,如何做好版权规划? 以下这“三个明确”送给原著作者: 1

一、对赌协议的概念及要素 对赌协议产生的根源在于投资方与融资方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的过程中,融资方偏向于本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权能够得到较高的估值,投资方则相反。基于信息的不对称,双方对目标公司的不同预期需要平衡,为了尽快达成交易,采取折中方案事后估值的方法,即为目标公司在接受投资后的业绩规定一个标准,若达到此标准,就依据高估值计算投资款或持有股权,反之,若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则根据低估值计算投资款或者退回部分投资款,或者调整基金在目标公司中所占的股权数额。通过条款的设计,对赌协议可以有效保护投资人利益,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投资领域,对赌协议或者说以对赌为目的的对赌条款已经成本投资方与融
企业作为主要纳税主体,面对防不胜防的涉税风险,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翰鸿所结合2018年范冰冰巨额偷漏税案,带领企业小伙伴一起一探究竟。 以案说法:范冰冰巨额偷漏税案 案情概述: 2018年,范冰冰被举报并经税务机关查实,其在电影《大轰炸》剧组拍摄获取的报酬,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此外,还查出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元,最终被罚8.2亿,但范冰冰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大众不禁纷纷疑惑为何不判刑? 依据我国 刑法第201条 的规定,对逃避缴纳税款达到规定的数额、比例标准,已经构成犯罪的初犯,满足以下三个先决
当下,我国对新冠肺炎的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坚持“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防控策略外,也在强调“要抓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复产,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外贸有效贯通,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3月18日,中央研究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指出,“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以省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要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除湖北、北京以外,对于省内仍有中
作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审判实务中的裁判依据,九民会议纪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部分问题上,九民会议纪要对原有审判规则进行了统一、细化、突破,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问题上的新规定,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注册资本认缴制下的股东出资期限 拥有独立的财产是公司设立的条件之一,,它是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亦是公司运营发展的物质基础。新设公司的财产来源于各个股东的出资,是为注册资本。在2013年公司法修订以前,注册资本一直为实缴制,新设公司需提交验资报告,注册资本的一次性到位成为公司设立的高门槛。 2013年公司法的修改,最重要的一项变化是取消了对股东出资的一些强制性要求,比如
疫情在创新用工模式的同时,也给用人单位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云办公”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如何有效管理在家办公员工已然成为每个力争发展企业的头等大事之一。本文从在家办公管理制度制定的角度出发,提供操作建议,供各企业参考。 一个原则:只改变办公形式的,用人单位享有自主用工权利;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需经过民主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 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基于集中力量、全民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目前国内COVID-19疫情正持续趋缓;但与此同时,疫情自境外输入的风险正在加大。[1]为此,无论是作为第一入境的国境口岸机场,还是经由国境口岸转机到达的目的地机场,均承担着严峻的防控疫情输入工作职责,做好疫情防控的合规性措施是确保巩固疫情控制成果、防止疾病扩散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1]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截至3月19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9例(广东14例,上海8例,北京6例,福建3例,天津、辽宁、黑龙江、浙江、山东、广西、四川、甘肃各1例)。截至3月19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
引言: 在银行融资业务中, 除保证、抵押、质押等传统担保方式外, 让与担保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用。特别在项目融资中, 我们经常看到, 银行作为贷款人要求借款人将借款人所持有的项目相关合同权益(常见的如与项目相关的保险权益)全部转让给银行。以保险权益转让安排为例, 银行要求借款人将项目相关的保险权益转让给银行, 并将银行列为保险的第一受益人。在贷款完全清偿后, 银行将保险权益回转给借款人。如发生贷款怠于清偿的情况, 银行有权直接收取保险项下的权益, 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赔偿金等, 用于贷款的清偿。考虑到此类让与担保并未明确规定在中国担保法和物权法中, 此类让与担保的法律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在本文中, 我们
对赌协议,即投资方与融资方在签订投资合同时,双方保留对目标企业的某一方面的意见分歧,以合同中某一条款或者附属合同方式,通过约定在某固定期限内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以目标实现与否实现对企业估值或股权结构的调整。常见方式有股权回购型、现金补偿性、股权激励型等类型。 实践中,对赌协议的效力,曾经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多个案例逐步明确了裁判规则,最终在《九民纪要》中对对赌协议效力问题进行明确规定。本文将通过两个对赌协议领域标杆式案例,分析对赌协议效力问题的裁判思路演变。 一、“海富案”明确投资方与股东“对赌”有效,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无效 “海富案”(2012民提字第11号)堪称中国“对赌协议”第一案,由
2019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单位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相关案件座谈会”(以下简称“债券纠纷座谈会”)。根据目前能公开查询到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债券座谈会纪要”),本次会议的主旨是将债券违约纠纷逐步纳入“市场化、法治化”的解决轨道,确保债券持有人能够通过司法救济渠道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中重要成果之一是在全国法院系统内确认了债券受托管理人以自身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或参与发行人重整、破产清算等司法程序的主体资格。 2019年12月
近些年来,“IP”在文化市场中是一个“出镜率”极高的词汇,特别是在影视娱乐行业,甚至有 “得IP者得天下”的说法。“抢到”可能带来“大流量”“爆款”的“大IP”,成了众多影视公司争先恐后的事情。而对于创造“大IP”的原著作者而言,在提升自身作品品质的同时,做好版权规划,有效、运营自身作品,充分挖掘、发现作品价值,也应该是其关心的问题。 那么,如何做好版权规划? 以下这“三个明确”送给原著作者: 1明确自己作品的价值定位 作品当然有价值,除了我们通常所知的作品应具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外,作品还有“财产价值”。而作品的价值定位包括作品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及财产价值,我们这里要明确的作品价值定位
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协会”)于2020年2月28日发布 《关于便利申请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相关事宜的通知》 ,公布差异化《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并增设申请机构登记流程公示栏目。今日,协会又发布 《关于公布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下称“《备案材料清单》”),协会这一举措是为进一步增强办理基金备案工作的公开透明,提高备案效率。 一、《备案材料清单》发布背景 《备案材料清单》是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所列备案要求,结合六年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工作实践,在未新增备案要求的前提下,协会梳理和固化现有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要求,按照不同基金
导读 根据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企业设立登记材料内容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登记机关仅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等进行形式审查。这意味着公司登记设立和变更并不需要投资人、股东本人亲自到场办理,仅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即可实现,这就导致因身份证被冒用而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当发现身份证被冒用时可以采取哪些救济措施?本次问答围绕上述问题进行。 Q 邵博士,您好!最近,我通过查询发现,在某个省有几家公司,冒用我的身份证进行注册,我从未在这个省注册过公司,请问我有办法撤销这些公司吗? A 是的。根据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企业设立登记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并承
2018年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关于Akorn v. Fresenius案(“Akorn案”)的判决曾引起了热议,因为该案是该院第一次支持并购交易的收购方以重大不利影响(MAE,material adverse effect)为由终止交易(判决意见书原文链接:https://courts.delaware.gov/Opinions/Download.aspx?id=279250)。虽然该判决是“前无古人”,但同时很多观点认为也很难有来者,言下之意即Akorn案是个特例,收购方通过主张重大不利影响成功终止交易在实践中依然会比较罕见。一年多后,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又作出了一例与MAE条款相关的判决——Cha
近年来,电商企业、线上交易日益增多,电商企业之间竞争的激烈,导致外观设计侵权案件日渐攀升,并占到专利侵权案件的 50%。但如何判断产品是否侵权,却没有特别系统、详尽的法律规定,需要法院进行个案裁判。 全国涉及到外观专利的侵权纠纷是怎样一个发展态势?哪些行为不被认定为侵权?法院支持的概率有多大?法院在判决中高频次引用的法条是什么?这背后蕴含的争议焦点又是什么? 为此,我们逆向思考,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检索筛选出了 2019 年 205 个“外观设计”不侵权案例进行分析(由于裁判文书公布上网的滞后性,2019 年判决的不侵权案件总数,原则上会超出该数量),完成此份大数据报告。 检索
前 言 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认为量刑过重,无法接受判决结果,希望通过“上诉不加刑”的方式获得减免刑罚。既然“不加刑”,那就搏一把,赢了减刑,输了最多维持原判,问题不大。但真的是这样吗?用案例说话。 案例一 认罪认罚从宽后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检察院抗诉,后上诉人撤诉,检察院撤回抗诉,刑期不变。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判决,以盗窃罪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责令退赔,不得假释。 董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以本案系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审理,董某自愿认罪认罚并具结悔过,并同意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而一审判决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