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和解制度的精细化之路
破产和解制度,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下称“ 《企业破产法》 ”)三套制度之一,近年来在破产法实践中被束之高阁,无法发挥立法者赋予的应有作用,且不断受到“破产和解替代制度”的冲击。究其原因,首先,是缺乏制度供给,现行 《企业破产法》 和解专章寥寥十二个条文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除各地方法院自行制订的一系列内容不统一的审判指引外,无其他最高审判机构的司法解释或会议纪要予以实质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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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和解制度,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下称“ 《企业破产法》 ”)三套制度之一,近年来在破产法实践中被束之高阁,无法发挥立法者赋予的应有作用,且不断受到“破产和解替代制度”的冲击。究其原因,首先,是缺乏制度供给,现行 《企业破产法》 和解专章寥寥十二个条文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除各地方法院自行制订的一系列内容不统一的审判指引外,无其他最高审判机构的司法解释或会议纪要予以实质性增
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交往中通常会比较重视涉税的刑事风险和行政风险,但是对民商事合同签订中的税务风险容易忽略,从而引发纠纷,甚至最终导致交易中断,给一方或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在合同签订和税务处理上怎样才能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呢?笔者以本系列文章就常见的几类合同涉税风险进行解析,与大家分享。 在民商事合同涉税纠纷中,因为包税条款引发的纠纷占有较高的比重,主要是由于交易双方约定不明或者由于在交易过程
上一次的文章中提到代工模式下品牌方的典型风险包括产品质量风险和知识产权风险等,本文延续上一期的话题,就代工知识产权风险继续与大家探讨。此次内容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介绍、品牌方法律责任解析、专利法语境下的“制造者”认定规则、“合法来源”的抗辩、合同角度的法律风险防范建议共五部分展开讨论。 在大多数的代工模式合作中,代工方由于脱离品牌方的直接监管,生产的产品不仅有着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的法律风险,还有可能存
仲裁要点: “非典”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对于被申请人承包酒店经营客房和餐饮而言当属不可抗力,在酒店所在地发生“非典”疫情期间,被申请人支付酒店承包金的责任应当予以免除。酒店附近的地铁施工对于酒店经营造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应按照 《民法通则》第4条 确立的公平原则对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的酒店承包金予以适当调减。 案情 (一)关于《合作合同》 1992年3月18日,以申请人A
前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意见提出: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是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重要保障,要坚持对证券违法活动零容忍原则,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加强诚信约束惩戒,强化震慑效应。……到2022年,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
前言 早在2013年 《商标法》 修改后,我国在商标法领域首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恶意侵害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已确定赔偿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2019年 《商标法》 再次修改后,惩罚性赔偿数额变更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2020年4月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 《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 ,就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关于房屋买受人能否排除抵押权人的执行,实践中一直争议不断。2015年5月5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7条、第28条、第29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该院配套出版的理解与适用也对该3个条文的适用顺序作出了解读,认为只要满足第28条或第29条,不论是一般房屋买受人还是商品房消费者都可以排除抵押权人的执行,即“房屋买受人>抵
对所谓“关系”的迷信,一定会随着一个地区的平均文化水平、法治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从主流退居非主流。 在刑事业务领域,经常会有当事人暗自压低声音讯问律师,是否有“关系”,是否认识哪个检察院、法院的哪位检察官、法官……一些心术不正、乐于使用旁门左道的律师就会在此时“展示关系”,打电话给哪位法官检察官来体现自己的人脉,需要提醒当事人的是,律师在一个地区执业一定时间后,认识某位法官、检察官是很正常的事情,认
“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适用规则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要启动诉讼程序,首先就要确定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而跨区域、远距离的交易日趋频繁,在发生诉讼之后,原告如果选择到距离较远的被告住所地法院进行诉讼,就意味要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管辖法院,对于原告尤为重要。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一般遵循“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
[编者按] 202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首次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印发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件。本意见的出台,预示着资本市场执法司法领域将严格贯彻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辩护部将围绕意见内容,从时政评论、罪名解读、典型案例三个角度出发,对证券违法犯罪相关

破产和解制度,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下称“ 《企业破产法》 ”)三套制度之一,近年来在破产法实践中被束之高阁,无法发挥立法者赋予的应有作用,且不断受到“破产和解替代制度”的冲击。究其原因,首先,是缺乏制度供给,现行 《企业破产法》 和解专章寥寥十二个条文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除各地方法院自行制订的一系列内容不统一的审判指引外,无其他最高审判机构的司法解释或会议纪要予以实质性增补,制度层面略显单薄;其次,是现行制度脱离商业现实:和解不暂停担保权之行使,将和解的适用范围限缩于未设置财产担保的小型企业,使得和解制度广受诟病。除此之外,笔者在办理某大型房地产企业和解案的过程中,深
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交往中通常会比较重视涉税的刑事风险和行政风险,但是对民商事合同签订中的税务风险容易忽略,从而引发纠纷,甚至最终导致交易中断,给一方或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在合同签订和税务处理上怎样才能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呢?笔者以本系列文章就常见的几类合同涉税风险进行解析,与大家分享。 在民商事合同涉税纠纷中,因为包税条款引发的纠纷占有较高的比重,主要是由于交易双方约定不明或者由于在交易过程中对可能承担的税负并不清楚,到了缴税时,如果税负超过交易时的预期,有些交易涉及税款几百万、上千万,极易引发纠纷。 01 何为包税条款? 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确定义,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为:在民
上一次的文章中提到代工模式下品牌方的典型风险包括产品质量风险和知识产权风险等,本文延续上一期的话题,就代工知识产权风险继续与大家探讨。此次内容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介绍、品牌方法律责任解析、专利法语境下的“制造者”认定规则、“合法来源”的抗辩、合同角度的法律风险防范建议共五部分展开讨论。 在大多数的代工模式合作中,代工方由于脱离品牌方的直接监管,生产的产品不仅有着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的法律风险,还有可能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如未经许可使用了第三方的外观设计等)的情况,品牌方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嫌侵权的产品投入市场流通,在现行法律规定下,该情况存在品牌方遭致第三方起诉侵权并索赔的风险。 一 相关法
仲裁要点: “非典”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对于被申请人承包酒店经营客房和餐饮而言当属不可抗力,在酒店所在地发生“非典”疫情期间,被申请人支付酒店承包金的责任应当予以免除。酒店附近的地铁施工对于酒店经营造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应按照 《民法通则》第4条 确立的公平原则对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的酒店承包金予以适当调减。 案情 (一)关于《合作合同》 1992年3月18日,以申请人A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为甲方、被申请人香港B有限公司为乙方,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合作经营企业C酒店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合作合同》中与本案争议有关的主要条款如下: 1. 甲、乙双方同意建立合作经营
前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意见提出: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是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重要保障,要坚持对证券违法活动零容忍原则,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加强诚信约束惩戒,强化震慑效应。……到2022年,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证券违法犯罪成本显著提高,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投资者权利救济渠道更加通畅,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 该意见的发布是2020年3月1日新 《证券法》
前言 早在2013年 《商标法》 修改后,我国在商标法领域首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恶意侵害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已确定赔偿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2019年 《商标法》 再次修改后,惩罚性赔偿数额变更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2020年4月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 《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 ,就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适用方法,对恶意以及情节严重的认定等方面给出了更细致的标准。2021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更进一步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彰显人
关于房屋买受人能否排除抵押权人的执行,实践中一直争议不断。2015年5月5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7条、第28条、第29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该院配套出版的理解与适用也对该3个条文的适用顺序作出了解读,认为只要满足第28条或第29条,不论是一般房屋买受人还是商品房消费者都可以排除抵押权人的执行,即“房屋买受人>抵押权人”。但一般房屋买受人的权利本质是一般债权,如果其可以对抗抵押权等法定物权,势必会对民法基本理论及交易秩序造成冲击,故该观点始终饱受争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
对所谓“关系”的迷信,一定会随着一个地区的平均文化水平、法治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从主流退居非主流。 在刑事业务领域,经常会有当事人暗自压低声音讯问律师,是否有“关系”,是否认识哪个检察院、法院的哪位检察官、法官……一些心术不正、乐于使用旁门左道的律师就会在此时“展示关系”,打电话给哪位法官检察官来体现自己的人脉,需要提醒当事人的是,律师在一个地区执业一定时间后,认识某位法官、检察官是很正常的事情,认识≠有关系,有关系≠用这个关系能为你或者你的家属谋取不正当的诉讼利益。 在回答“律师应当如何回应当事人”的提问前,不妨先为诸多渴求通过寻找“有关系”的律师来谋求非法诉讼利益的当事人,做一个逻辑回路的复
“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适用规则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要启动诉讼程序,首先就要确定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而跨区域、远距离的交易日趋频繁,在发生诉讼之后,原告如果选择到距离较远的被告住所地法院进行诉讼,就意味要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管辖法院,对于原告尤为重要。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一般遵循“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按照民诉法的上述规定,诉求内容为给付货币的,原告是否可以选择自己住所地作为管
[编者按] 202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首次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印发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件。本意见的出台,预示着资本市场执法司法领域将严格贯彻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辩护部将围绕意见内容,从时政评论、罪名解读、典型案例三个角度出发,对证券违法犯罪相关活动进行全方位分析与解读,旨在为有关市场主体防范法律风险提供建议,为促进法律精准适用提供参考。 一、中国牛市内幕交易第一案 2007年4月4日,中国证监会向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萧钢构公
闲时围观了一个案值1000万左右的案件庭审:一个医药代表向医药公司主张业务费用。后来检索了他们之间的纠纷,发现该医药代表曾经在2019年起诉医药公司要求确认其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唯一股东。 医药代表和医院公司业务费用的案子,涉及太多行业内幕和惯例,我们不讨论。看看这个“老板”是如何输掉股东资格确认诉讼的。 案件信息 案件时间:2019年4月 原 告:医药代表赵某(以下称“老板”) 被 告:山西宸*药业有限公司 第 三 人:公司登记股东王某、杨某,前一手登记股东张某及公司财务总监李某 诉讼请求: 1. 确认其在山西宸*药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股权比例80%; 2. 无偿解除杨某、王某的股东资格;
PPP项目的绩效评价作为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其直接关系着PPP付费和奖励,是PPP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实务中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目前,PPP项目的绩效评价多以政府实施机构为主导,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进行,这种绩效评价方式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实施机构的意志,减小了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专业作用发挥,使得项目绩效考评存在偏离项目功能的弊端,从而造成绩效评价结果难以全面、准确反映项目实际情况,导致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利益失衡。为解决上述弊端,把握PPP项目绩效考核的本质,以投入与产出、合规合法为两条评价主线,将法律+造价有机融合,并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引入其他专业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作用,围绕
“民商事案件的执行是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必不可少的司法救济途径。而法院的执行行为本身以及对案件标的物的执行都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主体的切实利益。面对法院的执行,法律必须赋予相关主体进行权利救济的方式。 在此基础之上,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与 第二百二十七条 分别从原则上规定了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标的异议程序。司法实践中执行行为异议程序、执行标的异议程序如何启动以及二者之间在理解与适用上有何区别,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阐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司法实践中,针对法院查封以及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款的行为,存在着只要异议主体提出异议就只能按照执行行为异议程序
前言 由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能源中心主编的《煤炭有色金属行业法律纠纷典型案例裁判规则解析》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公开销售。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能源中心结合本所多年来积累的煤炭有色金属行业上下游企业法律顾问及诉讼服务经验,对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作出涉及煤炭有色金属行业纠纷的生效裁判文书进行系统研究,梳理、归纳、总结了24个煤炭有色金属行业经典裁判案例,3类常见法律纠纷。本书可为企业法务及律师等法律工作者解决煤炭有色金属行业纠纷、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提供参考。为了业界同仁更加便捷地获取书籍信息,本书编委将典型案例裁判规则、风险防范策略等关键内容整理发表,以期抛砖引玉,欢迎业界同仁交流咨询。 典型案例 于红岩
上一篇文章《什么是贸易型融资?“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识别》中我们介绍了融资性贸易模式的法律性质认定。目前司法裁判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仍为多数,能够认定为借贷关系的是少数。然而,在此模式下往往不只涉及出资方和借款人,还有为完成交易链条而找来的各类第三方,他们可能是实际资金融通的关联方,也可能是没有关联关系,单纯享受固定“过桥”收益的独立第三方,我们统称为“中间方”。本文将着重分析中间方在参与融资性贸易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及法律建议。 一、谁是中间方?为什么要有中间方? (图一) (图二) 如图一所示,资方和借款人之间有进行资金融通的目的,但却在交易环节中加入了中间方,有以下几个原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