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理知多少—涉及具体法律问题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保理业务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然而,我国现行法律缺少有关商业保理的具体法律法规,给司法实践中商业保理纠纷案件的裁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将从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的具体案例出发,对商业保理业务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思路。 一、案例引入 重庆众成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卖方,河南陆东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买方,北京顶德公司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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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保理业务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然而,我国现行法律缺少有关商业保理的具体法律法规,给司法实践中商业保理纠纷案件的裁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将从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的具体案例出发,对商业保理业务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思路。 一、案例引入 重庆众成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卖方,河南陆东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买方,北京顶德公司为保
第1章 引言 纵观 《劳动法》 、 《劳动合同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不难发现,相关法律从整体上而言,比较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也在 《劳动法》 、 《劳动合同法》 的立法宗旨上有明显的体现。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可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那么,用人单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呢? 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 ,只有两种情形: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近年来,我国的保理业务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然而,我国现行法律缺少有关商业保理的具体法律法规,给司法实践中商业保理纠纷案件的裁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将从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的具体案例出发,对商业保理业务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思路。 一、案例引入 重庆众成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卖方,河南陆东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买方,北京顶德公司为保
前 言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可以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将发包方、总包方以及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等一连串主体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方承担付款责任。但在层层转分包关系下,实际施工人能否参照适用该条款,要求非直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承担责任,理论和实务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参照最高院对该条款
一、基本案情 易友良持有两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相关设施、设备、装修等,总价为1550万元,其中有产权且能够办理过户的部分评估价为600万元。易友良、崔伟(甲方)与长沙市金冠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乙方)于2016年11月27日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将上述不动产(含未办理权证部分)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600万元。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在其他条款不变的情况下,总转让包干价为1
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 (下称“《意见》”),正式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强调了类案检索以及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性。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 ,再次强调了类案检索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各级法院应当定期归纳整理类案检索情况,实现类案检索情况在本院或者辖区内法院公开,供法官办案
破产抵销与民法中的法定抵销、合意抵销同属于抵销权,但破产抵销权在权利行使规则、行使限制等方面有其特殊规定,对在破产程序中与债务人互负债权债务的债权人的权利行使和债权实现具有重大影响,如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负债必须发生在破产受理前、管理人一般不得主动主张抵销、管理人不同意债权人抵销主张应在收到抵销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法院起诉等等。 《企业破产法》第40条 、《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41-46条等破产规范性
2020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该解释已于9月12日施行。自施行之日,该司法解释将适用于所有正在审理的一审和二审案件。 解释发布后,笔者曾撰文就其中部分的规定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详见《专利行政确权授权司法解释评析》)。本文将进一步的对该部司法解释部分规定进行评析。 总体观察 《专利行政司法解释》是首部针对专利行政
【阅读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然而实践中,公司退出事宜却引发了大量的经济纠纷。作为公司权力机构的股东(大
【前言】 “老赖”让当事人的胜诉成了一纸空文,那么对付“老赖”,法院除了纳入失信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外,还有没有更严厉的手段呢?那就是“拒执罪”。 “拒执罪”全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致使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受到阻碍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郧和律师检索了十堰市地区的“拒执罪”判

近年来,我国的保理业务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然而,我国现行法律缺少有关商业保理的具体法律法规,给司法实践中商业保理纠纷案件的裁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将从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的具体案例出发,对商业保理业务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思路。 一、案例引入 重庆众成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卖方,河南陆东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买方,北京顶德公司为保理合同的保证人,上海中工银行为保理商。上海中工银行基于重庆众成公司与河南陆东公司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形成的应收账款同重庆众成公司、北京顶德公司签订有追索权的商业保理合同,并提供商业保理融资服务。重庆众成
第1章 引言 纵观 《劳动法》 、 《劳动合同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不难发现,相关法律从整体上而言,比较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也在 《劳动法》 、 《劳动合同法》 的立法宗旨上有明显的体现。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可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那么,用人单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呢? 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 ,只有两种情形: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并约定了服务期;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竞业限制协议,要求劳动者在离职后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除了这两种情形外,即使约定了违约金,也面临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对服务期有关的
近年来,我国的保理业务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然而,我国现行法律缺少有关商业保理的具体法律法规,给司法实践中商业保理纠纷案件的裁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将从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的具体案例出发,对商业保理业务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思路。 一、案例引入 重庆众成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卖方,河南陆东公司为基础交易合同的买方,北京顶德公司为保理合同的保证人,上海中工银行为保理商。上海中工银行基于重庆众成公司与河南陆东公司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形成的应收账款同重庆众成公司、北京顶德公司签订有追索权的商业保理合同,并提供商业保理融资服务。重庆众成
前 言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可以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将发包方、总包方以及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等一连串主体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方承担付款责任。但在层层转分包关系下,实际施工人能否参照适用该条款,要求非直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承担责任,理论和实务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参照最高院对该条款的具体解读和实务适用,中间环节的相对发包人一般不属于该条款的责任承担主体,但鉴于多层转分包情况下法律关系复杂,个案差异较大,不能绝对排除其承担的责任。 一、规范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
一、基本案情 易友良持有两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相关设施、设备、装修等,总价为1550万元,其中有产权且能够办理过户的部分评估价为600万元。易友良、崔伟(甲方)与长沙市金冠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乙方)于2016年11月27日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将上述不动产(含未办理权证部分)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600万元。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在其他条款不变的情况下,总转让包干价为1550万元。办理过户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当事人以损害国家重大利益,偷漏大额税收的运作模式来实现其交易行为,…各方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及其配套系列合同应作为一
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 (下称“《意见》”),正式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强调了类案检索以及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性。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 ,再次强调了类案检索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各级法院应当定期归纳整理类案检索情况,实现类案检索情况在本院或者辖区内法院公开,供法官办案参考[1]。 有人说,类案检索的时代已经来临。其实,类案检索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早在2005年,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便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统一司法尺度,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破产抵销与民法中的法定抵销、合意抵销同属于抵销权,但破产抵销权在权利行使规则、行使限制等方面有其特殊规定,对在破产程序中与债务人互负债权债务的债权人的权利行使和债权实现具有重大影响,如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负债必须发生在破产受理前、管理人一般不得主动主张抵销、管理人不同意债权人抵销主张应在收到抵销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法院起诉等等。 《企业破产法》第40条 、《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41-46条等破产规范性文件都对破产抵销权的行使规则和限制条件进行了规定。 破产司法实践问题纷繁复杂,破产抵销权在具体破产案件中行使会遇到各种疑难复杂的情形,争议较大。反观破产抵销权对与债务人互负债权债务的债权人来说,意义重
2020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该解释已于9月12日施行。自施行之日,该司法解释将适用于所有正在审理的一审和二审案件。 解释发布后,笔者曾撰文就其中部分的规定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详见《专利行政确权授权司法解释评析》)。本文将进一步的对该部司法解释部分规定进行评析。 总体观察 《专利行政司法解释》是首部针对专利行政司法阶段的司法解释,分别对专利(发明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实体问题,以及行政阶段的程序问题作出了规定。 从实体角度,该司法解释的部分规定,不仅可对行政诉讼阶段的审理做出指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
【阅读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然而实践中,公司退出事宜却引发了大量的经济纠纷。作为公司权力机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在公司失去使用价值之时置之不理,并未按照清算制度使其创设的法人得以退出,致使公司外部利益相关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本文即是对有限责任公司解散后清算义务人的责任问题结合法律实务分析,
【前言】 “老赖”让当事人的胜诉成了一纸空文,那么对付“老赖”,法院除了纳入失信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外,还有没有更严厉的手段呢?那就是“拒执罪”。 “拒执罪”全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致使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受到阻碍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郧和律师检索了十堰市地区的“拒执罪”判例,其中一审有34件,二审9件,再审2件,以此来分析法院是如何认定“老赖”的拒执行为并定罪量刑的。 一、法院裁判数据分析 (图中数据源自于裁判文书网) 通过列举十堰地区的所有拒执案件,总结如下特点: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政策支持大健康产业[1]发展,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健康中国”的概念,将“健康中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医药行业系大健康产业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计民生。在我国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力度也日益加大,经营者如何对其销售模式、定价模式进行调整,并如何对其在中国的商业战略进行谋划,以保证企业的合规经营,将成为医药行业经营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医药行业经营者需要特别关注自身反垄断合规要求,以使其在商业架构及具体行为上均符合我国 《反垄断法》 的要求。 一、医药行业反垄断概述 近年来,医药行业的反垄断工作,尤其是原料药
本文为公司治理系列第三篇,前两篇可点击👉《公司治理第一步,如何防止股东权利滥用?》、《股东在公司清算过程中要承担哪些责任?》阅读。 出资义务是股东的最基本义务,是股东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要求。股东的这项义务不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违反 《公司法》 规定,存在不履行出资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情形,应当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本文将结合 《公司法》 《刑法》 等相关规定,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刑事责任进行探讨。 股东的出资义务 根据现行 《公司法》 有关规定,“出资”应当具有两方面的表述:一是认缴出资或认购股份;二是实缴出资或实缴股款。 《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包子,不过我相信一提到包子,不管是吃过还是没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脑海中立马浮现出的就是天津狗不理包子。最近这个狗不理包子事件特别火,连上了好几天的微博热搜。 因为一条差评,这家狗不理包子店最终被解除加盟合作,关门大吉,竟然真的变成了“狗不理”,重点是这家狗不理包子店还不是在天津,而是在北京王府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条差评狗不理包子真的变成“狗不理”,网上点评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呢?》。 一条小小的差评为啥能够引起轩然大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整个事件,9月8日傍晚,微博博主@谷岳发布了一则狗不理包子(王府井总店)的探店视频,该视频主题是探索大众点评上王府井地区评分最低的餐厅,通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500家中资企业落户英国, 很多中国籍管理人员出任中资企业在英设立公司的董事。实务中, 我们了解到很多“中国董事”并不十分了解英国法下董事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以及不当行为的风险。 此外, 当中国公司与英国合作方进行交易时, 如能理解英国公司董事不当行为的边界, 亦可能在相关博弈中赢得一些主动。 篇幅所限, 本文仅简单介绍英国法下(包括新冠疫情下英国最新出台的2020年《公司破产管理法》), 公司进入破产或重整程序, 董事的相关责任和义务。简言之, 董事须从保护债权人利益角度出发进行合理决策。否则, 如董事在破产或重整程序中若出现不当行为, 可能需要由董事个人就该行为承担相关责任
根据 刑法第67条 的规定,自首可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所谓准自首,司法实践中也称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实践中常常有人混淆准自首与特别自首的概念。特别自首在刑法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条: 第164条第4款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390条第2款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392条第2款 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