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盘点涉外婚姻民事纠纷中的常见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近年来,涉外婚姻人数持续走高,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 很多人选择去国外领证结婚,或是出于自身身份和隐私性考虑,如明星名人一类;或是纯粹为了赶时髦。但涉外婚姻结起来不难,一旦遭遇破裂,甚至对簿公堂时,却可能障碍重重,本文就带读者了解涉外婚姻下会遇到的各种情况。 涉外婚姻民事案件的认定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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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近年来,涉外婚姻人数持续走高,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 很多人选择去国外领证结婚,或是出于自身身份和隐私性考虑,如明星名人一类;或是纯粹为了赶时髦。但涉外婚姻结起来不难,一旦遭遇破裂,甚至对簿公堂时,却可能障碍重重,本文就带读者了解涉外婚姻下会遇到的各种情况。 涉外婚姻民事案件的认定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年末尾牙,大家穿梭于各个年会之间,时不时地还会有伴手礼,或者有红包,运气好的还能抽个大奖。今天主要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年会中收到的红包的税收问题; 年会中的红包主要分三种,第一种是以个人名义发放的红包;第二种是企业发给本单位员工的红包;第三种是单位发给非本单位员工的红包。下面逐一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01第一种,以个人名义发的红包。 年会上,公司业绩好,老板为了鼓励士气,活跃气氛,兴许大手一挥,在
近日,某知名女星疑似代孕又弃养的事件迅速引爆全网,一时间,有关代孕的话题引起全民广泛讨论。 代孕在我国仍属于灰色地带,具有较大的争议性,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漏洞。我国卫生部(现卫计委)2001年颁布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明令禁止代孕行为,但该《办法》作为部委颁布的行政规章,其适用的范围只能及于受卫计委监管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只能约束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且罚款数额最高仅为3万元,而对
在你的印象中,在集市、天桥、火车站,是否经常有身穿民族服装,叫卖号称能治疑难杂症,和包治百病“神药”的人,又或者是张贴的各种“神药”小广告,然而,你是否想得到,除了卖假药以外,这其中竟然还隐藏着更可怕的陷阱 案例 安顺籍人员罗某、潘某、詹某自2020年6月以来,在余庆县新农贸市场、遵义市苟家井菜市场等地,张贴销售药酒的小广告,号称免费试用,将目标定为分辨能力不高,又有求医需求的老年人。他们身穿少数
2019年,科创板落地并试点注册制,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具有明确的上市预期的科创型企业,几乎都会在创业之初去制定或考虑尝试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吸引、绑定优秀人才,冲刺科创板上市。但股权激励方案如何制定,发放多少激励股权合适,授予价格如何确定,给哪些人,以什么条件给,在什么时候给……等等诸多问题困扰着初创企业及创始
最近接到不少关于“借名买房”的法律咨询,希望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规避法律风险,本人经过大量司法案例以及法律规定的查询,发现“借名买房”的法律风险并不能靠合同完全规避,再完美的合同也无法做到完全没有风险。 “借名买房”有很多原因,有因限购借用他人名义的,有因无法办理贷款借用他人名义的,有因规避个人债务借用他人名义的,有为争取更多优惠借用他人名义的,而原因的不同会导致判决结果的截然不同,本文仅限于讨论因
依据法律规定,挂靠属于非法行为,挂靠合同及挂靠人以被挂靠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属无效,被挂靠人不享有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权利。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并非绝对,即使被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自认二者之间为挂靠关系,但实际施工人愿意由被挂靠人提起诉讼的,被挂靠人有权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 在被挂靠人起诉发包人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案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为承包人(被挂靠人)与发包人,应由发包人证明
# 六尺条· 案例 # 案例一: 2018年春节时候杨某与张某某因邻里纠纷,双方发生抓扯,导致张某某多处软组织损伤,用去医疗费3500元。张某某于2018年3月将杨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杨某赔偿张某某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经济损失共计4200元。判决生效后,杨某一直未履行,张某某于2018年6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被执行人也一直拒绝主动履行,声称宁愿被拘
1月18日,某知名女星代孕事件遭曝光,一时间,代孕、弃养等话题瞬间在网络引爆,话题热度持续走高,各大媒体陆续发声,指代孕在我国是被命令禁止的,是违法的。其实,代孕的法律争议早已不是一天两天,早在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进行修改时,就曾加入“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款,但最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九次委员长会议上经讨论删除。那么,代孕问题的法律争议
【阅读提示】 在实践中,根据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所以,女职工身份认定的不同退休年龄就不同,女职工档案中身份为工人的,而在实际工作中为管理岗位,那么究竟是按哪个身份为准呢?如果出现档案身份与实际身份不一致,导致退休年龄认定是按照档案身份还是按照实际岗位身份存在分歧,现本文结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河南省的有关规定及办理实践,对该问题提出相关意见

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近年来,涉外婚姻人数持续走高,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 很多人选择去国外领证结婚,或是出于自身身份和隐私性考虑,如明星名人一类;或是纯粹为了赶时髦。但涉外婚姻结起来不难,一旦遭遇破裂,甚至对簿公堂时,却可能障碍重重,本文就带读者了解涉外婚姻下会遇到的各种情况。 涉外婚姻民事案件的认定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 (一)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二)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
年末尾牙,大家穿梭于各个年会之间,时不时地还会有伴手礼,或者有红包,运气好的还能抽个大奖。今天主要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年会中收到的红包的税收问题; 年会中的红包主要分三种,第一种是以个人名义发放的红包;第二种是企业发给本单位员工的红包;第三种是单位发给非本单位员工的红包。下面逐一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01第一种,以个人名义发的红包。 年会上,公司业绩好,老板为了鼓励士气,活跃气氛,兴许大手一挥,在公司群里就红包连连。或者是,为了助兴,在年会的群里大发红包,是不是员工都能抢到。那么,这些收到的红包要交税吗? 如果这些钱都是老板个人的,事后也没有拿到公司账上报销,作为公司的年会支出,均属个人支出,
近日,某知名女星疑似代孕又弃养的事件迅速引爆全网,一时间,有关代孕的话题引起全民广泛讨论。 代孕在我国仍属于灰色地带,具有较大的争议性,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漏洞。我国卫生部(现卫计委)2001年颁布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明令禁止代孕行为,但该《办法》作为部委颁布的行政规章,其适用的范围只能及于受卫计委监管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只能约束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且罚款数额最高仅为3万元,而对于那些从事代孕及相关活动的非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以及购买代孕服务的人均没有约束力。另外,我国刑法目前并没有与代孕有关的罪名。“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我国目前较难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那么,民法
在你的印象中,在集市、天桥、火车站,是否经常有身穿民族服装,叫卖号称能治疑难杂症,和包治百病“神药”的人,又或者是张贴的各种“神药”小广告,然而,你是否想得到,除了卖假药以外,这其中竟然还隐藏着更可怕的陷阱 案例 安顺籍人员罗某、潘某、詹某自2020年6月以来,在余庆县新农贸市场、遵义市苟家井菜市场等地,张贴销售药酒的小广告,号称免费试用,将目标定为分辨能力不高,又有求医需求的老年人。他们身穿少数民族服饰,主动向老年人介绍药酒有奇效,能够治疗老年人的病症,待老人试搽药酒、吃了药丸之后便威胁、恐吓老年人,称其使用的药物为毒药,如果“不搽解药水就会烂手烂脚”,而解药水需要花钱向其购买。受害老年人受
2019年,科创板落地并试点注册制,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具有明确的上市预期的科创型企业,几乎都会在创业之初去制定或考虑尝试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吸引、绑定优秀人才,冲刺科创板上市。但股权激励方案如何制定,发放多少激励股权合适,授予价格如何确定,给哪些人,以什么条件给,在什么时候给……等等诸多问题困扰着初创企业及创始人。 相较于主板市场,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医疗器械公司更偏爱于科创板,目前已有21家医疗器械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发行。本文从激励方案几大考量因素入手,通过统计分析已经成功登陆科创板的医疗器械公司披露的上市前
最近接到不少关于“借名买房”的法律咨询,希望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规避法律风险,本人经过大量司法案例以及法律规定的查询,发现“借名买房”的法律风险并不能靠合同完全规避,再完美的合同也无法做到完全没有风险。 “借名买房”有很多原因,有因限购借用他人名义的,有因无法办理贷款借用他人名义的,有因规避个人债务借用他人名义的,有为争取更多优惠借用他人名义的,而原因的不同会导致判决结果的截然不同,本文仅限于讨论因限购而借用他人名义的情况。 “限购政策”下借名买房主要存在如下法律风险: 1、房屋所有权归属风险; 2、二套房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增加、按揭款是否按时支付风险; 3、房屋被变卖、查封风险; 4、名义房主
依据法律规定,挂靠属于非法行为,挂靠合同及挂靠人以被挂靠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属无效,被挂靠人不享有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权利。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并非绝对,即使被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自认二者之间为挂靠关系,但实际施工人愿意由被挂靠人提起诉讼的,被挂靠人有权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 在被挂靠人起诉发包人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案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为承包人(被挂靠人)与发包人,应由发包人证明实际施工人与承包人存在挂靠关系,继而承包人不享有支付工程款的权利的事实。在发包人不能证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为挂靠关系且施工人与承包人否认二者为挂靠关系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按照
# 六尺条· 案例 # 案例一: 2018年春节时候杨某与张某某因邻里纠纷,双方发生抓扯,导致张某某多处软组织损伤,用去医疗费3500元。张某某于2018年3月将杨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杨某赔偿张某某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经济损失共计4200元。判决生效后,杨某一直未履行,张某某于2018年6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被执行人也一直拒绝主动履行,声称宁愿被拘留也不会拿出这笔钱。在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仍不能执行到位后此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并依法将被执行人杨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8年12月被执行人杨某的女儿想要报考公职单位,体检已经通过,但
1月18日,某知名女星代孕事件遭曝光,一时间,代孕、弃养等话题瞬间在网络引爆,话题热度持续走高,各大媒体陆续发声,指代孕在我国是被命令禁止的,是违法的。其实,代孕的法律争议早已不是一天两天,早在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进行修改时,就曾加入“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款,但最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九次委员长会议上经讨论删除。那么,代孕问题的法律争议到底在哪里?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对代孕的规制现状如何呢? 一、引言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工生
【阅读提示】 在实践中,根据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所以,女职工身份认定的不同退休年龄就不同,女职工档案中身份为工人的,而在实际工作中为管理岗位,那么究竟是按哪个身份为准呢?如果出现档案身份与实际身份不一致,导致退休年龄认定是按照档案身份还是按照实际岗位身份存在分歧,现本文结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河南省的有关规定及办理实践,对该问题提出相关意见,供大家进行决策参考。 一、国家、河南省相关部门的规定及河南省省社保实践中认定身份的做法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 第75条规定用人单位全部职工
哈尔滨仲裁委员会2020年十大案例 2020年,哈尔滨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4256件,受案标的额达81.64亿元;线下案件共审结案件1597件,裁决结案1015件,调解撤案582件,调撤率36.44%;互联网仲裁共审结案件2243件,裁决结案2237件,调解撤案6件。2020年哈仲受理案件类型已增至42个大类、68个小类,新增案由类型4大类21小类,其中融资融券纠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等新类型案件出现。为了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市民及市场主体运用仲裁制度维权的能力,现从2020年审结的案件中选取10件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以供参考。 06、 微信公号同运营 个人合伙应书面 案情
遭遇境外政府性执法机构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制裁的中国企业数量近年来趋增。在疫情肆虐、中美贸易争端前景不明、中欧投资协定影响尚待观察之际,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依旧坎坷。 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危机中找机遇,目前的诸多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也坚定了不少中国企业积极投身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资助项目投标的决心,以期扩大市场份额,拉动企业利润增速。 我们总结归纳了一些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制裁中国企业的整体情况,并且结合我们应对非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为“非开行”)对客户在非洲东部某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系列投标流程中的不当行为的调查案例,分享些许办案经验,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的中国企业,厘清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制
2021年1月9日,商务部公布了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 (商务部令2021年第1号,以下简称“阻断办法”)。阻断办法的公布在国内外引起了震动。很自然的,国内外企业高度关注阻断办法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外社会也关注阻断办法的实施会产生什么效果。 阻断办法主要是针对国际上部分国家实施的“次级制裁”。简单地说,“次级制裁”是实施制裁国家禁止或限制非本国公民、企业或组织与被制裁对象进行经贸活动,与之对应的是“一级制裁”,指实施制裁国家禁止或限制本国公民、企业或组织与被制裁对象进行经贸活动。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为例,“一级制裁”禁止或限制美国公民、企业或组织与伊朗公民、企业或组织进
导读 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归纳三类实际施工人。一是转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二是违法分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三是借用资质即挂靠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依据法释【2020】2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不仅可以要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支付欠付的工程款,还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那么,挂靠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能否被法院支持呢?笔者结合一个案例,分析阐述挂靠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该如何主张工程价款。 案情简介
2020年对于网络互助来讲可谓多事之年。行业领袖“某互宝”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接二连三的拒赔事件,受人指责玩文字游戏,理赔不公,后是因分摊金递增,退出人数不断扩大。此外,网络互助法律性质认定与行业监管问题也争议不断,与保险的纠缠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这困扰了行业发展。 PART 1 网络互助有被保险化对待的风险 一、私法领域:网络互助的多边法律关系被否定,平台有承担保险人责任风险 在“周滢诉深圳点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0)粤01民终6607号 】二审判决中,关于周滢与点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广州中院否定广州互联网法院一审观点,认为一审认定本案系多边法律关系不当,该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