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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办案心法”栏目“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特别专题，邀请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李彦为我们讲解抚养费案件的审理思路及要点分析。 抚养费案件是民事审判中最为常见的家事纠纷之一。此类案件虽然适用的法律条文相对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涉及人身关系、情感纠葛、经济变动等多元因素，实务操作往往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本文旨在结合审判一线实务，紧扣法律适用、事实审查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对抚养费案件的审理思路与要点进行系统性梳理。 01 抚养费案件的特点 在审理抚养费案件时，首先应当准确把握该类案件在民事诉讼及实体法上的特殊性。这些特点决定了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

前言 近年来，碳资产正在从企业ESG报告中的加分项，逐渐转变成为国际贸易、供应链准入、绿色金融和跨境投资中的硬约束。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特别是新能源、储能、光伏、风电、氢能、生物质、林业碳汇、节能环保、工程承包和制造业出口企业，是否能够取得可信的国际碳认证、是否能够合规开展碳信用交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海外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关注国际自愿碳市场，希望通过开发碳减排项目、购买碳信用、参与碳资产交易、出具碳中和证明等方式，提升自身绿色形象，并满足海外客户、金融机构和投资人的合规要求。然而在实务中，不少企业仍然存在误区，简单地将国际碳认证理解为找机构做认证，将国际碳交易理解为买卖碳指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线下开设赌场案件，抽头渔利金额为5万余元，《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开设赌场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庭审中，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认为，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与网络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无本质区别，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参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网络赌博意见》）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赌博机意见》）的规定，是符合最高司法机关本意的，即“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

IPO临门婚变，往往面临巨大利益之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合合信息以1.4亿元现金补偿前妻换取了股权完整，顺利过会；盛凌电子实控人离婚8年后突遭前妻起诉要求分割股权，历经多轮问询，依靠艰难和解才涉险过关；而致远电子即便在离婚前签下了一致行动协议，仍然受到多轮监管审查，最终黯然撤回IPO申请。 一、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股份分割对公开发行的影响 离婚股份分割最容易触发的监管问题就是控制权的稳定性。根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发行人应当保持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分割股份，要在符合发行监管要求的框架下

未成年人偷偷用父母手机给游戏充值数万元，家长发现后起诉退款，法院会判全额返还吗？11岁的池某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充值消费13728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全额返还；12岁的王某通过母亲微信向游戏充值10414元，法院却仅判决退还7291元。同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金额为何相差近一倍？此类“熊孩子充值”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逐年增长，具有“举证难、退款难、定责难”的特点。笔者研究了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典型案例，发现法院普遍采纳“确认主体——判断效力——酌定金额”的审理路径，强调监护人管理义务与平台实名风控义务并重。此类纠纷审理需要查明充值主体、行为效力、过错分配三大核心问题，现结

低空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人类对天空的利用方式。从无人机物流配送穿梭于城市楼宇之间，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搭载乘客跨越湾区，再到农业植保无人机精准作业于广袤田野——一个万亿级的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加速崛起。2024年至2026年，低空经济连续三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其定位从“新增长引擎”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标志着低空飞行活动正从“小众探索”迈向“规模运营”，从“试点先行”步入“常态应用”。 然而，飞行频次指数级增长的背后，安全风险同步积聚。无人机失控伤人、侵入机场净空区干扰民航运行、坠落造成财产损失等事件时有发生，风险敞口持续扩大。保险作为现代社会最基础的风险分散机制，在低空经

“花钱能与巨星同框上综艺”“‘钞’能力锁定角色名额”......短视频、短剧的火爆让儿童演艺热度持续升温，一些儿童演艺公司以“内推角色”“包装造星”为噱头招徕家长，然而背后却暗藏合同陷阱。近日，通州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儿童演艺的合同纠纷案件，提醒家长们擦亮双眼，莫让“童星梦”变“维权痛”。 案情简介 李女士经营一家文化工作室，主营少儿艺术培训，有二百余名学员。某日，李女士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在某娱乐公司任职的张女士，张女士称其从事儿童演艺经纪服务多年，正在为多部影视剧及综艺节目招募少儿演员。为帮助学员获得出镜机会，李女士以某文化工作室的名义与张女士任职的某娱乐公司签订了《综艺录制合作协议书》，约定某娱

一、前言 企业将国内生产的货物报关出口，国家将退还企业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这项出口退税制度，不断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名片。近几年，在出口数据持续增长向好的同时，背后也藏着一些隐患：企业出口退税额逐年增长，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2025年全国出口退税额高达21337亿元，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2.1%，与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对比（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20632亿元），开始产生了705亿元的逆差，也就是说，出口退税已经需要国内增值税进行补血。所以，国家出口退税的制度安排，目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例如钢铁制品、铝制品、光伏电池

2020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该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工程总承包“双资质”制度确立的标志。但是由于目前具备双资质的企业较少，因此可能会出现承包商具备单资质，但是签署工程承包合同，再将设计或者施工的专业部分分包给具有该资质的企业。此时可能会面临在工程总承包“双资质”制度背景之下这样几个问题：仅具备设计或施工“单资质”的企业订立的

日常生活中，不少群众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后，往往忽视通过报警、向行政部门投诉等官方途径固定关键证据，一旦双方协商未果进入诉讼程序，极易因举证不足承担败诉风险。 近日，仙桃法院快审速裁团队审结一起养殖合同纠纷，原告因未留存相关证据，举证不充分，赔偿诉求最终被依法驳回，为广大群众依法理性维权敲响警钟。 Part 01、基本案情 2024年10月，养殖户老程与某养殖场签订养殖合作合同，由该养殖场向其提供鱼苗及饲料，双方就养殖回收、费用结算、安全保障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根据合同及双方微信补充约定：若养殖五个月后成鱼无法达到0.8至1斤的回收标准，老程可拒绝支付全部饲料款；养殖场为老程提供配备监控设备，负责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宁夏法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发现背后存在家庭教育缺位、错位等问题，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做深做实家庭教育指导“小切口”，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宁夏高院从全区法院办理的案件中筛选出一批通过司法赋能家庭教育以及紧密围绕家庭成员关系发生的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充分展现人民法院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引导、支持和监督作用，切实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 案例二、马某与小亮及其监护人柳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细化家庭教育监督方向

前言 在广州，农贸市场是“买菜的地方”，亦是社区商业烟火气与商业活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不少传统农贸市场通过空间改造、品牌引入和业态融合，从单一生鲜交易场所向“生鲜零售+便民餐饮+社区服务”复合型商业空间转型。业态升级在提升消费体验与物业价值的同时，亦带来一系列合规争议：农贸市场能否引入咖啡、轻餐、烧烤等餐饮业态？“熟食配套”与“餐饮经营”的监管边界如何界定？规划、环保、消防、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与风险如何分配？ 对于上述问题无法仅凭商业逻辑判断，而是要从规划用途、行政许可、环保消防、合同约束四个维度综合判断。本文结合广州本地监管规则与租赁实务，系统梳理农贸市场创新经营的合规边界，为读者提供相关

编者按 各位读者大家好，智仁“微矩阵榜”每周挑选一篇精品文章推送给广大读者： 本周推送：【浙江智仁（建德）律师事务所】的《房屋交易那些事——安置房专题（四）：安置房交易的税费与权属风险解析》 前 言 拆迁安置房因价格相较于普通商品房更低，成为二手房交易市场中不少购房者的选择，但该类房屋因产权属性特殊、权属登记周期较长，交易环节中潜藏的法律风险远高于普通二手房。笔者结合一起安置房买卖纠纷案，从法律视角剖析安置房交易的核心风险点，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边界，为安置房交易主体提供专业法律参考。 基本案情 2012 年 12 月，张某（出卖人、甲方）与徐某（买受人、乙方）就A市一套拆迁安置房签订《安置

引言 在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治理结构中，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核心议题。GP作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掌握着基金的投资决策权和日常管理权；LP作为资金的主要提供方，虽然不参与基金的具体运营，但其投资利益的实现高度依赖于GP的勤勉尽责。这种“管理权与出资权分离”的制度设计，在赋予GP充分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利益冲突的隐患。 近年来，随着私募基金行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大量基金进入退出期，GP与LP之间的争议呈现高发态势。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涉及私募基金的行政处罚案例超过470件，创历史新高。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资决策失当、利益输送、怠于行使权利等G